文学批评面对的往往是具体的、还未有定论的作品和问题，这些是文学进程中的基本肌理，也是一切理论探讨的立足点。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如果不以文学批评为基础，多半会成为空论，而不是有血肉的学问。

然而，很多人做文学批评，缺少对作家整体性把握。仅评一部作品，或者只研究某一个阶段的作品，都不足以看出这个作家的整体面貌。很多人都做贾平凹小说评论，但如果不研究他的散文，对作家的理解就不完整了。如果不能整体性把握一个作家的作品，就不太容易把文学批评做好。

批评还应有文体意识，也就是说要认识到批评文章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批评文章所涉及的很多作品，你也许没有读过，但是他的批评文章也具有独立价值。甚至在上世纪80年代，你会发现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通信也可当作批评文字发表出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有用信息。

李健吾认为，批评本身“也是一种艺术”，而最好的批评是既不溢美，也不苛责，“不诽谤，不攻讦，不应征”，维护批评尊严，不以贬低写作者地位为代价，批评者和写作者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批评者更应是谦逊的，要有与写作者对话的态度。所以，李健吾的批评是艺术的，语言是真诚敦厚的，他要年轻人都记住考勒几的忠告：“就其缺点来评判任何事物都是不明智的，首先的努力应是去发现事物的优点。”——即为寻美的批评实践，显然更具建设性和创造性。李长之也认为，一个批评家要完成对一部作品的批评，首先要有理解力，其次要有褒贬，再次要提出正面主张。可是，现在批评界最活跃的精神，更多是一种“愤”，以否定为能事。由“愤”而流于尖酸刻薄、耍小聪明者，也不在少数。古人写文章，重典雅、讲体统，现在这些似乎都可以不要了。牟宗三说，“君子存心忠厚，讲是非不可不严，但不可尖酸刻薄。假使骂人弄久了，以为天下的正气都在我这里，那就是自己先已受病。”因此，写文学批评应心胸坦荡，存肯定之心，张扬一种生命理想，才能不伤文学，也不伤自己。

批评不仅要呈现一个有体温的价值世界，同时也要创造一种新的批评语言，那种“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的语言——所谓批评的文体意识，主要就体现在批评语言的优美、准确并充满生命感悟上，而不是那种新八股文，更不是貌似有学问、其实毫无文采的材料堆砌。批评是艺术，也有对精神性、想象力和文体意识的独立要求，它也是一种写作，一种精神共享的方式。

理想的文学批评，正是艺术感觉、宽阔视野、通达学识和优美表达的结合。

（2017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批评是有思想的艺术》）

狗皮帽子

阿成

1944年,终于被黑龙江的酷寒冻“明白”了的日本关东军,开始在东北征用狗皮了。当然,也可以征用狐皮、紫貂皮和熊皮。但这些东西配给普通士兵不合适,再者也无法与关东军的总数成正比。

狗皮好。狗皮做成帽子,特别暖和。开始的时候,日本士兵是抢中国人的狗皮帽子戴。但是堂堂关东军,到处抢中国老百姓的狗皮帽子戴,怎么说,也显得有点不成熟,有点露怯,另外太滑稽。于是,关东军最高司令长官下令:在东北全境,征用狗皮。

我当时关押在日本关东军的监狱里。(我是思想犯,思想犯的囚服上缝着一块白布。)下达了征用狗皮的命令后,监狱的日本人就安排我们这些犯人,到郊区的乱尸岗子去打野狗。

当时,我们听了这个“命令”,都特别高兴。不管怎么说,可以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了。

天天呆在监狱里都呆傻了。日本看守总是老一套:大清早起来,让全体犯人面朝墙下跪,或者全部光那样跪着,跪成一圈儿。然后,再两人一组,互打嘴巴,或者三人一组,交叉着打,或者,十几个人一组,轮流打。这种打嘴巴的“功课”,超过一百下,犯人们就打糊涂了。井上和齐滕就找出包括我在内的三个打错了的人,齐滕把我们三人用大雪埋起来。他顽皮地说,让你们清醒清醒。

几个被埋在雪里的人直想笑,而且根本无法控制。井上和齐滕是有知识有经验的看守。他们听到我们在雪里的笑声,知道下一步就是死亡了,立刻把我们出来,弄回牢房去井上还用他的照相机抓拍我们的局部特写。

打狗的日子到了。

井上对我们说:每人必须打三条野狗,否则,就地枪崩。接着,齐滕发给每人一根硬木棒子,作为打狗的用具。

拉尸体的牛车从雪地上嘎吱嘎吱地过来了。井上命令我们五十个犯人跟在牛车后面走。

我走在最前面,几乎与牛车老板并齐前进。赶牛车的老板说,小子,别慌神儿,稳住,先挑公狗打。

牛车嘎嘎吱吱地赶到乱尸岗子的腹地了。赶牛车的老板跳下车来,自己一具一具尸体地往下搬,扔到雪地上,按着井上的命令,把尸体扔得尽量散开些,便于做饵打狗。

五十个思想犯静静地看着,心里都挺难过。

大雪仍在悠悠地下着。

不久,野狗群从白色的地平线那儿出现了,像席地而来的云。估计有200余只,汪汪地吠着,把大雪天都叫乱了。

我们五十个思想犯,手提着棒子,像散兵线一样,一字排开。

我们后面是井上和齐滕,还有架着机枪的日本士兵。

庞大的狗群壮观极了,个个腰肥体壮,斑斓夺人,动作也好看,自信、矫健,优美、凌厉的杀气,咄咄逼人。

在野狗群将要接近那些尸体的时候,并上和齐滕几乎同时喊:冲上去,打!

后面是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前面是200余条野狗—打罢!

犯人们缓缓地往前走,向野狗群一点一点儿逼近。

一个外号叫“牛”的犯人,突然大喊一声,挥舞着棒子,冲了上去没等犯人们反应过来,牛即被一条闪电一样射过来的精壮的大黑狗咬断了喉咙。

那条精壮的大黑狗,像一位优秀的足球守门员,顶住了一个又一个攻击者，的确有一种残忍的、毫不犹豫的美。井上和齐滕情不自禁地叫起好来。

犯人们用硬木棒子打着那些野狗。不少犯人手中的木棒打断了,只能徒手和野狗厮打几十只野狗被发了疯的犯人打死了,一些犯人被同样疯狂的野狗咬死了。

大雪在人兽的惨叫声中,从从容容地下着。

我牢牢地、清醒地记住了牛车老板的话。我靠在一棵老榆树上,极力使自己镇静,以逸待劳,等着野狗们的袭击,只要冲上来一只,立刻用硬木棒子猛击它的头部。这一方式,使我屡屡得手。在我面前,已经死掉了十几只野狗了。我的腿肚子被野狗撕了一条肉去,血极其缓慢地往外渗着,身上、脸上、手上的狗血和人血都热乎乎的。

退到雪梁上的牛车老板看呆了眼珠子。

井上说,如果带照相机来就好了,太可惜了,场面难得呀。

一个多时辰后,五十个思想犯,只剩我一个活着的人了。而那200多只野狗,也仅剩下那条精壮的大黑狗了。

大雪仍在从容地下着。

那条精壮的大黑狗,绕过狗尸和人尸,向我走来了。

井上喊,不要打死它,抓活的!

大黑狗在离我几米的地方站住了,幽幽地看着我。

我流了眼泪,缓缓地举起了硬木棒子。

大黑狗镇定地看了我一会儿,调头走开了,它离开乱尸岗子,在不远处又停了下来它的背面是那轮巨大的、血色的夕阳。然后,它走进血色的夕阳里去了。

我提着那根硬木棒子向井上和齐滕的方向走去。我看见井上和齐藤几乎同时端起了枪。我没有停下来,甜美地笑着,依然向前走着。我想给他们二位留一个永恒的印象——一个自信的、凌厉的、毫不犹豫的中国人的印象。

“8·5”光复,至少有500多日本关东军,就是戴着那些思想犯打死的野狗皮做的帽子向人民解放军投降的。

(有删改)

柿子红了

白秋

清冷的风，挟着秋雨，刮走了整个夏天。

柿子红了。村口老柿树下，三奶奶又开始在那里削柿皮晒柿饼了。

向东是村子里走出来的文化人，常年背着相机跟一帮摄友们东奔西走，发表多少作品不说，混了个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倒是真的。

小时候，他清晰地记着三奶奶是坐着鲜红苇席扎制的棚子、饰有大红门帘的马车，从三十里外的山那边拉进村里来的。她微胖不碍灵巧的身材，白里透红的脸蛋，清澈见底的眼睛里还不时闪过一丝羞涩的光。三奶奶这边一掀门帘，就把村里一些年轻人的魂给勾走了。

三爷爷是个木匠，手巧心细出活快，在附近村子里是出了名的，也只有他才能娶回这样的婆娘。

村子在城区向西二百多里的地方，过去要攀过九曲十八弯的牛角岭，走上老半天。现在好了，隧道打通，开车一个多小时就到。山村没有统一规划，住户还像过去一样散落在向阳的山坡上，与遍野的柿树一样自由自在。

三十多年过来了，三奶奶依然住在她那个简易的窝棚里，围着厚厚的棉线围巾，穿着略显臃肿的棉衣裤，手脚麻利地削着柿皮。塑料薄膜围成的晾晒场上，吊起了一片连着一片的柿饼子，红艳艳的柿饼，映着她阅尽沧桑的脸，好一幅秋意深远的画面。这是秋天的收获，过去可也是一冬的柴米油盐呢。

记不清多少次了，儿子们动员三奶奶到城里住，都被她一句话给堵回去。要是你爹回来，找不到家怎么办？

在过去那漫长的夜晚，山村人们有的是时间。大家聚在一起，家长里短闲扯拉呱，老少爷们交换抽着自家地里种的旱烟，品着孬好。那些半大不小的后生们就聚在一起玩玩牌，打打闹闹，往往是谁家媳妇漂亮就往谁家钻。他们认准了三爷爷经常做工不在家，有事没事偏往他家里跑。耍着玩着，个别人就忍不住戳七弄八，捏捏胳膊摸摸脚，占点小便宜。只要不太过分，三奶奶也就一笑而过。

一年后，大儿子出生，长得虎头虎脑人见人爱。那帮年轻人就凑在一起闲磨牙，这个说是我的，像我；那个说是他的，像他。虽说谁也没在三爷爷面前叨叨，风言风语还是传到他的耳朵里。一阵子他没事找事，摔盆子砸碗地跟三奶奶闱别扭，三奶奶也不稀跟他计较。后来，他就不出去找活干了。二小子出世了，家里越发紧张起来，三爷爷也只是在附近找点零活干，从不在外面过夜。

那年，公社里赶工期修建会议礼堂，把周围村里木匠窑匠全抽调了去。大家吃住都在工地上，要求加班加点不准回家。三爷爷是十二分的不乐意，推来推去不想去。直到被外号叫花心大萝卜的村支书找来，狠狠地骂了一顿，他才磨磨蹭蹭去报到。

没过几天，他找了个由头就往回跑。到家的时候，天已漆黑一片。临近了，他看见一个黑影，从家门口方向一闪而过，像极了村支书的样子。三爷爷的心“倏”地一下收紧了。

三爷爷蹲在自家门前，抽完了满满的一大荷包旱烟。

天亮时，他悄悄走进屋里。对睡在炕上的三奶奶说，公社当官的安排我去东北买木料，短时间不回来了。三奶奶追出来问，那要到什么时候？他头也没回撂下一句，柿子红了的时候!从此就再没见面。

……

三奶奶，三奶奶，我给你照张像吧？

老嚷瞌碴眼的有什么好看的，不照，不照。

好看着哩。如果发表获奖了，你就成了名人啦，到那时，全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了呢。

啊!噢……那你等会儿，等会儿哈。她一溜小跑走进屋里。

过了好半天，才见她身穿红袄，下着青裤，头发梳得铮明瓦亮，一只手不停地把那一缕银丝往耳朵后面掖着，颤巍巍地走了出来。

夕阳的光辉斜洒下来，笼罩着炊烟四起的小山村，古老苍劲的柿树上挂满了数不清的小灯笼。三奶奶站着简陋的门前，背后是一片接着一片串在一起的柿饼子，堆满皱褶的脸庞上洋溢着祈望的笑容，一双眸子熠熠生辉。

咔嚓、咔嚓……相机凝固了这一个瞬间。

向东的摄影作品获奖了，特别是《柿乡风情——守望》那个片子，获得了这次全国摄影赛的唯一大奖。

北京农展馆的展览大厅内人头攒动，他发现一位花白头发的老人，久久伫立在那幅作品前，看了又看。

——选自《百花园》2014年优秀原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