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土地在20世纪中国生活和文化中的特殊位置，这最集中地体现在农民身上。新文学中农民的土地意识表现得并不单纯，它不只是怀恋，而是伴随着逃离甚至厌弃的复杂感情。然而，不管在什么时候，农民对土地的主导情感始终是恋土。即使是在30年代，“丰收成灾”迫使农民逃离乡土，也未曾泯灭他们内心深处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在90年代，离土成为一个农民生活中客观的现实，恋土意识依然深藏在许多农民的心中。另一方面，新文学对乡村的种种书写，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刻、也是作家们传达得最传神的部分，无疑就是农民的恋土感情。这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农民与土地息息相关。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土地既是农民的现实需要，也渗透到他们的灵魂中，成为农民文化精神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李健吾的话无疑是非常贴切的：“对于中国人，土地是他们的保姆、看护和送终的道姑。”

（摘编自贺仲明《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

材料二：

在写作形式上，赵树理始终坚持“为农民而写”，以农民的审美习惯为第一原则。他说过“我每逢写作的时候，总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村的读者读的”“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听的”。尽管他的创作在进入新文学之后也自觉不自觉地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总体而言，他的小说观念是乡村文化式的，与现代文学理念存在着大的差异：“凡写小说的，都想把他自己认为好的人写得叫人同情，把他自己认为坏的人写得叫人反对。”而且，在创作实践中，他的叙述语言与所叙述的生活对象达到了完全合一，不但使叙述对象——农民的生活得到了真实的表现，而且也显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孙犁小说的语言尽管也是清浅的白话，但绝不是赵树理式的民间口语化的白话，而是趋于简洁、雅致的文人白话。在《嘱咐》一文中，他这么写道：“孩子睡着了，睡得是那么安静，那呼吸就像泉水在春天的阳光里冒起小水泡，愉快地升起，又幸福地降落。”他的小说，处处可见文字的优美，感受到作者充满爱的心灵。

当1949年后文学的发展方向与赵树理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相背离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沉痛而失落的：“受学校教育的学生（从中学起就是）已经把自己的文章练习得脱离了‘语言’，……在艺术生活方面，他们也只习惯于歌曲、朗诵诗，而对民间传统则无所继承。……总之，老的真正的民间艺术传统形式事实上已经消灭了，而掌握了文化的学生所学来的那点脱离老一代群众的东西，又不足以补充其缺。”这其中蕴涵的正是赵树理对农民文化和农民文学深切的热爱和坚持精神。

（摘编自贺仲明《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

材料三：

当前农村几乎面临无文学可读的窘境。这并非夸张之词，就我所了解的晋北农村，农民的文学生活不仅远不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八十年代也不能相比，在中老年论者那里，我们还可看到《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等古典小说，以及《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革命题材小说，而在青年农民那里，顶多偶尔浏览一些时尚生活、科技文化读物，与文学却很是隔膜了，城市里热炒的、各种“争奇斗艳”的“新作”和“力作”更是与他们无关。这样的晋北农村，自然不能代表中国各式各样的农村，但农村文学空间近年的急剧萎缩，确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其实，我们并不缺少乡村文学作品。在数届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中，乡村文学作品所占比重也最大。然而，大家有个普遍的印象：现在乡村文学历史叙事多了，现实叙事少了；揭露的、批判的作品较多，正面的、讴歌的作品较少；凭印象编造的东西呈泛滥之势，而体验深切精心提炼的东西却日渐稀少……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些作家已变为深陷城市的“观察者”甚至“旁观者”，在思想、感情、心理上疏离了农村和农民。

农村和农民并不是不需要文学。农民读者需要的是跟他们血肉相连“知脾合性”的文学。农民的审美趣味，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单一、封闭。譬如柳青的《创业史》就借鉴了许多西方小说的艺术手法，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浸透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思想、感觉和情调，但都赢得了农民读者的喜爱。

文学是感应时代脉动的探测器，是烛照国民精神前行的航标灯。一个时代的文学，特别是写农村和农民的文学，如果在整体上“悬浮”于城市，而与那块广袤的土地、与数亿底层农民不相往来，让文学和农民之间的坚冰冻结得越来越厚，那就值得我们警醒和审视了。

（摘编自段崇轩《乡村文学别“悬浮”于城市》）

对故乡的认知，是在不断地创作中完成的。有位作家曾说，“文学写作，就是一场从家乡出发，最终抵达故乡的漫长旅程。”他认为“家乡是地理的，故乡是精神的。我们都有一个大地上的家乡和身体心灵里的故乡”。对此我深以为然。创作中的故乡意识，简言之就是从地理坐标到精神维度的飞跃。地理意义上的家乡有些远了，而精神上的故乡从未远离，一直存续在作品当中，随同创作一并生长。

我的第一部网络小说是对故乡记忆的首次梳理。夜深人静一个人码字，眼前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频频展现出故乡的实景和地标，这份执着始自童年生活的投射。描绘乡村景色时，是在写故乡；塑造人物形象时，也是写故乡；着墨人情冷暖时，还是写故乡；瞩目世事变迁时，仍是写故乡……故乡在创作中被一遍遍回顾和温习，童年在作品中安放。但凡此种种，仅仅只是故乡形态的初出发。

经年的网文创作，形成了属于我个人完整的故乡谱系：从代表着童年的原生故乡写到涵盖着少年时代的次生故乡，再到青年时期的继生故乡，而后是派生的职场故乡，直至当下的故乡，一边创作一边体悟故乡的内涵及至无限扩大的外延，同时也在不断地回忆、重读、思考和发现故乡。故乡不受限于“故”，也包含了现在、此时，不局限于乡土、乡村，也涵盖了城市。故乡不一定是实地，既可以是地理意义上的某处坐标，也可能是意念中的景象或心灵上的情结，抑或是精神上的归属。故乡无定处，既是对“吾心安处是故乡”的解读，也是对“当下即故乡”的重新定义。从故乡出发，反观故乡，又回归故乡，这是每个创作者的必经之路。而此时我正行进在路上。同行的还有诸多网络小伙伴，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出发及回归。

从狭义上说，每个人都有故乡，正如每个人都有童年，每个作家创作的“原乡”都是故乡，网络作者亦如是。幼时的记忆成为故乡的记忆，形成作家的精神模型，不但造就了他们的性情、气质，也影响着其写作风格。网络作者的地域性、民间性也一样浸透在字里行间，还有他读过的书、受到的思想熏陶，包括诸多生活细节等都会体现在文本中。

从广义上说，无论是网络作者还是传统作家，两者的文学故乡都是同一个。以学术论，网络文学去除表象，实则更近乎唐宋传奇、魏晋的志怪小说以及张恨水、金庸们写作流派的延续。因而说，自出处言，传统文学不但是网络作者的启蒙，更是其成长过程中须臾不可离的滋养。网络作者将从传统文学中获取的阅读体验和从事实故乡中获得的个人经验有机结合起来，这样的创作无论怎样解析，都必然映照着“故乡”的影子。不论对“故乡”如何重新定义，都不会妨碍到它在文学创作中作为永恒支点的存在与定位，传统文学如是，网络文学亦然。

当我们谈论“网络文学”时，其实是在探讨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研究文学新的发展走向，或可以说是探寻一种新的写作、阅读、传播、娱乐乃至于生活方式，甚至是探究一个时代的新气象。这诸多的“新”有无可能变成文学创作者的“新故乡”呢？尚无定论。当前能够确定的是文学已经开始对故乡集体回溯，今后几年乡村题材将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战场。中国文学迎来理性回归，从古典中来、到传统中去，从大众中来、到人民中去，从乡土中来、到乡村中去。此时的乡村已经不再是彼时的乡村，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是文学新故乡之所在。

作为网络作者，我们既不会缺席于时代，也不会缺席于文学，更不会缺席于故乡——这是创作的初心、责任与使命。

（摘编自向娟《网络作家是否也需要“文学的故乡”》，《光明日报》2020年8月19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无数的先烈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我们不建设好他们所盼望向往、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共和国，是绝对不行的。”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番话铿锵有力、重若千钧，激起广泛共鸣。

一段段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不仅蕴藏着我们“从哪里来”的精神密码，更标定了我们“向何处去”的精神路标。文艺界应以更加多样的艺术形式，以更加丰富的文艺作品，展现红色故事、激活红色血脉，是让更多人发现历史、传承精神的必由之路。

（摘编自张砥《用厚重的作品传扬共和国的红色》）

材料二：

当被问及“你对我国革命历史传统的认识程度如何”时，约七成的受访大学生表示认识较肤浅。如此低的认知率凸显我们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的方式存在问题，“蜻蜓点水”般的传播难以撼动人心。要使革命传统教育在当今时代继续焕发光彩，大学教师必须要转换思维，与学生主动交流，与生活紧密结合，其时效性才能真正提升。互联网乱象丛生，然而，教育工作者并未对此作出及时有效的回应。在以大学生为主体，革命传统教育为客体的自媒体时代，自媒体对于大学生革命传统教育而言，既是无处不在的挑战，更是迎面而来的机遇，迫切期待政府、社会、行业、高校、个体等各方用实际行动去回应。

（摘编自檀江林、王帅《自媒体时代大学生革命传统教育现状与对策探析》）

材料三：

红色文化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优良传统与品格风范的集中体现，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因此，要充分阐释红色文化的内涵，讲好红色文化故事。

通过查证史料、寻访革命遗址、访谈老红军老战士等方式，抢救性记录革命历史事件，让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意义非凡的历史事件、革命前辈的丰功伟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目前，红色歌谣、红色经典书籍、红色影视剧等，已成为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内容。

充分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人们在历史的发生地触摸历史、感知历史；充分利用声光电技术，重现当年的革命情景，以震撼的力量发挥影响作用；通过举行学术研讨会或英雄事迹报告会，增强红色文化传播力；开辟红色旅游线路，提升讲解质量，打造传播文化自信主战场；邀请老红军、老战士等走进校园，让青年学生接受心灵洗礼，激发“忆光荣传统，当红色传人”的热情。

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要以启蒙式、启迪式的教育方式，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喜闻乐见的教材，让青年一代的纯洁心灵受到革命文化的熏陶，思想和品德受到锤炼。

（摘编自2018年11月22日《中国教育报》）

材料四：

从2017年9月1日的秋季学期起，教育部统一组织新编审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将在全国所有地区初始年级投入使用。在强化革命传统教育方面，语文教材收录了大量革命传统经典篇目，如《纪念白求恩》等文章。教材中既有叙写老一辈革命领袖的文章，也有描绘革命英雄人物的篇目，以及记录为新中国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的篇章，还有鲁迅等著名文学家的作品。历史教材系统讲述中国共产党建立、发展，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史实，涉及老一辈革命家40多位；完整介绍了中国抗战14年的史实。道德与法治教材讲述了革命领袖、英雄人物等具有代表性的内容，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

（中新网2019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