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一词语出东晋葛洪的《抱朴子·擢才》：“高誉美行，抑而不扬；虚构之谤，先形生影。”大意是赞誉有德行的人应该是低调而不事张扬的，而要刻意毁谤一个人才会捕风捉影夸大其词。可见，就原始含义而言，“虚构”并不是个好词。

英语中“虚构”所对应的词语“fiction”有两个词义，一个是“虚构”，一个是“小说”。这与中国人对于“小说”的理解有重合之处。汉语中“小说”一词语出《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操着世俗的小道理去干大事是说不通的，不靠谱的。这里“小说”一词还不是“文学”和“文类”意义上的名称，而是辞令、说辞意义上的一个比喻。东汉史家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中列出了“小说”一类文体，并专就“小说家”的概念作了阐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他还引用孔子的话加以补充说明：“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论语·子张》）下层官吏所记载整理的那些“闾里小知”“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与朝廷钦命的史官的著述相比，就成了“稗史”和“小说”。“小说”多陷于奇谈怪论、荒诞不经之事，所以“君子弗为”。可见“小说”作为“虚构”之物，在汉语中含有限制性的意义：是有价值但又不可信，不可信却又有“可观之处”的。在中国传统的语义中，小说作为“野史”有两面性：一是与“历史”沾边但又不可当作“信史”；二是虽为“小道”，又有不可忽视的认识价值。所以“小说家”只是一些小人物，由地位不高的“稗官”来充当。

历史上的小说家很少能够直接披露其作品的“虚构性”，更多是喜欢强调其“真实性”。所以他们在叙事中，不知不觉地都采取了“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即假定作家是无所不知的，而无所不知的结果便是作家是在讲述“事实”或“真实”，读者和批评家也就稀里糊涂或一厢情愿地强调小说的真实性。因此，“现实主义”“写实性”在作为小说的写法的同时，也几乎成为小说的标准和写作伦理。

不过也有伟大的作家，不惮于把自己作品的虚构性向读者坦白敞开。《红楼梦》开篇第一回，曹雪芹就说这是源自一个虚构的流传，言之凿凿地声明自己的小说是“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梦幻”之笔。他在交代《石头记》来历的时候，句句都贯穿了“虚构”的意图：先是“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将那块被女娲遗落的石头带入人世，化其为通灵宝玉，经过了“几世几劫”之后，这块石头又回到了“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幻化成了一块刻着文字的石头；再后来，“空空道人”发现并抄录其上文字，流传人世；而自己只是“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惟其如此，人们在读《红楼梦》时才会时时品咂回味其梦幻性质的滋味。

（摘编自张清华《小说诗学简编》）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汤显祖年轻的时候怀有满腔经天纬地的济世热情。汤显祖的政治理想，说来也很简单，就是经世致用，造福百姓，使人人冻馁无虞，安居而乐业；使人人乐于向善，民德归于淳厚。在他看来，士大夫要先正其身，然后才能正人，而政治是否清明，老百姓日子是否好过，最终决定于士大夫和官员的德性和修养。他曾经代拟过一篇《为士大夫喻东粤守令文》：“清吏之法法身，浊吏之法法人也。”他所提出的“清吏”与“浊吏”两个概念，并不新鲜，但是，他的“法身”和“法人”的说法，却极为深刻，精辟地揭示了中国自古以来封建统治者的一种普遍德性：他们置身于法律之上，拿自己当法外的“特选之民”，高人一等，飞扬跋扈；他们的道德绳墨，只是用来裁制百姓，他们法律的刀斧，也只是用来宰割人民——他们教别人不要“利己”，自己却很少“利人”，教别人要“利人”,自己却专门“利己”。

在汤显祖看来，吃饭是老百姓的头等大事，而农业生产则是一个官员必须关心的头等大事。他做官期间，曾多次下到乡里，劝农励耕。他曾经在诗里记录过自己这方面的活动，在《丙申平昌迎春，晓云如金，有喜》里，他这样写道：“仙县春来仕女前，插花堂上领春鞭。青郊一出同人笑，黄气三书有大年。”可见，为了督促和鼓励农民耕地种田，他确实用了一番心思。汤显祖的政绩，不仅当时就赢得了人民的敬意，为他建了“生祠”，直到清代顺治年间，遂昌知县缪之弼还为他建了“遗爱祠”。

如果说，汤显祖早期的两部剧作的主题，在探讨“至情”，那么,他晚年的写作，则在强化了反讽力度的同时，致力于寻求精神出路——解决自己的精神困境，回答那些与“生活哲学”有关的重大问题。也就是说，汤显祖后期的“二梦”，是一种缘于精神焦虑的写作。

汤显祖的一生，几乎就在几种选择的困扰中度过。他在《和大父游城西魏夫人坛故址诗》的序中说：“家君恒督我以检儒，大父辄要我以仙游。”从感性上说，他更认同祖父的生活方式，但是，就理性而言，他又无法不接受父亲的“检儒”之督，因为，他也觉得只有进入社会，才能建功立业，有所作为。事实上，终其一生，汤显祖的精神，都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和因扰之中。佛家的“慈悲”接近自己的“至情”，但它的“五蕴皆空”，可信不可信呢?道家的“天地不仁”，接近自己民胞物与的同情心，但是，它的近乎冷漠的“超然”，可取不可取呢？

那么,人生最终的解脱和自由是否可能？在梦境中的淳于势过着一种贪婪而混乱的生活，到死都不曾觉悟，然而，经历过梦中的一番教训，“知梦游醒”，最后放弃了梦中的求仙，跟着师傅吕洞宾，在现实生活中寻“证盟师”去了。这样的解脱和出路，似乎启发了《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他也随着那一僧一道，飘然而去了。但是，对汤显祖来讲，有着内在的觉悟，也就够了，会下生活中的一切人情物事，掉臂而去，他很难做到，这是因为，他终到了还是一个有情人。

如果说“临川四梦”的“前二记”——《紫钗记》和《牡丹亭》,表现的是对“情”的执着，是通过“梦”而走进“情”的世界，而体验“情”的真与美，那么,到了“后二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则表现的是“觉”，是通过“梦”而走进“觉”的世界，从而在理性的意义上，认识到人性和生活的真谛。

关于汤显祖思想的“复杂性”，邹元江先生的分析和判断，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合乎实际的：“从汤显祖一生的政治思想和人生观来看，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对他影响最大。但他时常也在‘检儒’与‘仙游’之间矛盾痛苦，道家出世思想对他也有一定影响。”这种复杂性情形，其实也是一种正常状态。在不受主流意识形态强力干扰的环境里，一个正常人所接触和吸纳的思想，一定是丰富而多样的。不同的思想，满足着他不同的精神需要，解决他不同时期或不同层面的情感和思想问题。只有头脑简单的“单向度的人”，才会一辈子只接触一种思想，只接受一种思想。事实上，一个一辈子只知道一种思想的人，不可能成为情感丰富和思想活跃的人，也不可能成为视野开阔、有创造力的人，就像只吃一种食物的人不可能成为营养均衡、体魄健康的人。

班固父子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那是完全说错了，因为，在司马迁那里，各家思想都有其合理的部分，都有其可取之处，所以，他对所接触到的思想都有吸纳，而他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也就可以被转换性地表达为：“吸纳天下百家思想。”如此说来，关于汤显祖思想的复杂性，我们不仅无须把它看成多大的问题，而且，还要认识到，正是这种复杂性，才形成了汤显祖作品斑斓而丰饶的特点。

(摘编自李建军《汤显祖的情结：政治理想与精神解脱》)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今天，一轮皓月为“我们的节日”代言，人们以月圆之名亲近中秋节。中秋节前后，仅上海就推出千余场文化活动。几年前专家学者大声疾呼“必须保卫传统节日”，当下“我们的节日”红红火火，映射的正是近年来人们对于传统文化认识的巨大转变。

在中国人的生命观、宇宙观的塑造中，中秋被赋予特殊的意义。中秋秋高气爽，人月两圆，体现的是中国人对圆融圆满人生的向往。传统节日往往存在仪式化和狂欢化两种特征。仪式化是通过教化来传承文化，凝聚价值，巩固现存的秩序；而狂欢化体现的是感性的释放和情感的狂欢，更具节庆精神。中秋节赏月，体现的是中国人贵人伦重亲情的家庭伦理观，人生如寄的生命观，空灵澄澈的美学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月明人远、思深情长。另一方面，中秋节契合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寄托着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世俗化的狂欢精神。唐朝文人赏月吟诗，宋代雅士买酒宴饮登高赏月，明代百人同声唱澄湖万顷……这些世俗趣味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精神血脉里流淌。而到当下，穿汉服、做月饼、游园秀，诗词诵读、古琴演奏、香道花艺以及网络上兴起的各种活动，中秋越来越演变为一场全民狂欢秀。

“我们的节日”之所以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作为一种现代补偿机制，它们契合了当下人们对集体性精神生活的渴求。节日是庸常时间之外的一个特殊时刻，是一块温暖的自由飞地，它将人们从紧张忙碌中现代生活中暂时分离出来，在与自然的亲近中，与家庭人伦的回归中，找到一种安逸感和舒适感。

传统节日在今天焕发新的生命活力，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第一，文化自信不是高头讲章，也不是屏风上的风景，它源于对自身的文化热爱而自发产生的文化认同。文化自信日用而不察，它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认同，外铄为人们的日常实践。传统节日是集体成员文化共享与记忆延续的有利时机，而集体记忆又是保存文化、增加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载体。从这个维度讲，中秋、春节、清明等传统节日，之所以被人们亲切称为“我们的节日”，就在于其不仅铭刻了民族集体记忆的密码，而且创造出了一套与每一个个体生命密码息息相关的仪式。

第二，需要重新审视家庭在重塑传统文化、增进文化认同、凝聚社会核心价值方面的重要意义。作为文化基因的纽带，家国情怀是中秋节的最美底色。在家和万事兴的理念下，中秋团圆，是皓月当空下对家族文化的濡染、对家国情怀的致敬。“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因此，家国只有同舟共济、击水弄潮，才能奋力驶向梦想的前方。家庭承上启下，沟通内外，在教化人伦、纯化家风、慎终追远、滋润心灵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应该秉持一种开放、包容、创新的文化观。只有随着时代转变，赋予新的主题，注入新的内核，节日才更有生命力。比如，借助新的科技传播手段，一些喜闻乐见的节庆活动日益流行。另一方面，我们对来自西方的节日也持一种更加平和开放的态度，不仅劳动节、护士节已经深入人心，像圣诞节我们也以平常心观之。此外，我们还设立了“中国农民丰收节”，创造了“双十一”节等，这些新的节日蕴涵着时代精神和丰富的社会价值。

遥望明月共此时，欢度佳节同相知。中华文化影响下的中秋节也已成为亚洲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传统节日。中秋、清明、春节等传统节日好比是“干细胞”，发挥好这些干细胞的“造血”功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会传承更久远，文化软实力就会更加敦厚殷实。

（摘自叶祝弟《今天，一轮皓月为“我们的节日”代言》，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