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立大学校长中的唯一女性：杨荫榆

汪春劼

1907年，江苏省举办第一次公派赴日留学考试，全省只有五个指标。杨荫榆在大考中脱颖而出。同年10月，23岁的杨荫榆坐上海轮，来到了她向往已久的日本，追求新知。回国后，杨荫榆就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涯——被聘为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教务主任，教生物学课程。翌年，她到了北京，任国立女子高等师范(简称“女高师”)的学监兼讲习科主任。此时的杨荫榆因其丰富的学识、精彩的讲课，受到学生的欢迎。命运之神再一次垂青了杨荫榆。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第一次选派七位教授赴欧美留学，这七人中有：朱家骅、陈大齐、周作人、邓萃英、杨荫榆等。

1924年2月28日，40岁的杨荫榆受教育部委任，接替许寿裳任女高师的校长。同年6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升格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类似于现在的学院升格为大学)，杨荫榆成为中国近代史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许寿裳的黯然下台，足以让杨荫榆意识到女师大校长之职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可是她没有接受朋友、亲人的提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兴高采烈走马上任的杨荫榆，想得更多的是把她在西方所掌握的现代教育管理经验运用到中国，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才，但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职位带来的欢乐非常短暂，而痛苦却绵延无期。

当时学生们忙于参与社会上的政治活动，无心问学，杨校长对此非常不满，她认为学生应以学业为主，多掌握知识，不要掺和社会上的事情。学校应如同一个家庭，老师要爱学生，学生要尊重老师，听从老师的安排。没有规矩，难成方圆。学校一定要有秩序，学生要守纪律。她还规定寄宿女生如果需要外宿须有所在地的负责人出具证明才能得到批准。

杨校长这些管理理念本是老生常谈的正确常识，没有新意，可是那个学生为王的时代，杨荫榆的举措被视为限制学生自由的清规戒律，她把自己置于学生的对立面。刚刚对其交口称赞的学生转眼间对她恨之入骨。

在如此背景下，杨荫榆不适时宜地秉承教育部的旨意，要整顿校风、学风。她自然就成为女师大学生运动的阻力和学生攻击的目标，自然也就是北洋政府的附庸。杨荫榆采取的另一举措是取消教员的兼任制度，一律改为专任制，以提高教师的责任心。时女师大教员多由北京大学教师兼任，专任教员较少，这一改革关系到部分人切身利益。一场风暴由此酝酿产生。

引发“女师大风潮”的导火索，是1924年11月杨荫榆勒令国文系预科的三名浙江籍学生退学，她们因江浙战争，交通阻隔，缺课两个月。同学们认为校长的惩罚不合理，便派了代表找杨荫榆说理，让她收回成命，为杨所拒。

1925年1月18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学生紧急会议，讨论驱逐杨荫榆之事。女师大共有学生237人，主张驱杨的有172人，物理、哲教、音乐、体专四个年级学生65人声明中立。于是会议通过：从即日起，不承认杨荫榆为北京女师大校长。因杨继续上班，23日，这些女大学生们发表宣言，要校长杨荫榆离校。寒假结束后，学生与校长间的关系仍是冰炭不容。学生们完全是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模样，任意侮辱学校的管理人员，女师大二号人物教务长薛培元4月3日不堪压力而辞职。杨荫榆仍不顾群情激愤，坚守岗位。学潮中心人物校长杨荫榆在矛盾漩涡中苦苦“坚守岗位”200来天后，终于撑不下去了。她于8月初递交辞职书。

任女师大两年不到的时间里，杨荫榆不仅没有任何政绩，反而大多数时间都在“灭火”，可因外在政治力量的介入，火是越烧越旺。最终，她在心烦意乱精疲力竭中，带着满腹的委屈与精神的创伤，离开北京来到江南。其后，，她在苏州的一些大学、中学担任教学工作，曾任东吴大学日语与教育双聘教授。

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进入更年期的杨荫榆性格变得更加古怪：不会穿衣打扮，不会做家务，不懂得人情世故。1935年夏天，清华才子钱锺书和她的侄女杨绛喜结连理，杨荫榆也来“吃喜酒，穿了一身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贺客诧怪，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

1937年底，日军侵犯苏州，军纪败坏，杨荫榆邻居的房屋为日军强占，杨荫榆跑到盘门外青阳地日本领事馆，向日本人抗议。回来时经过高高的吴门桥，被一日军踢下河中。

杨荫榆就这样悲壮地离开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只逗留了五十六个春秋。

(选自《中外文摘》，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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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荫榆曾发表言论称：“窃念女子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且为国民之母之母，其关系顾不重哉？”这段话见报后，一时传为笑谈，人民给她取了一个外号叫“国民之母之母之婆”

(杨荫榆：“骂”声中的江南烈女)

文心清如许，译笔生豪情

1912年，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他幼年失怙，家境中落。然而，他痴迷读书，从无懈怠，从秀州中学到之江大学，教会学校的背景培育了他中英文俱佳的文学功底，诗文清秀，才华颖脱。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执教之江大学，对这位学生的才华“一唱三叹”，赞为“不易才”。

20世纪30年代，朱生豪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此时国民党当局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进行文化围剿。他在当时上海的世界书局任职，耳闻目睹令人窒息的文化封锁，思想上愤懑彷徨。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了解到朱生豪的中英文功底，向他作出了重要建议——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这个建议让这位温和腼腆、“渊默如处子”的青年文人，胸中翻涌起了豪迈的激情。朱生豪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某国人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朱生豪说的“某国”就是当时觊觎中华、到处挑衅的日本。

莎士比亚戏剧大部分为诗体剧。一位学者曾评说：只有诗人方得译出诗人之剧。朱生豪在新旧体中文诗词方面极富才华，他的英文诗歌创作也十分有灵气，具有清新自然的田园牧歌风格。然而，莎剧如按中文诗体来译，难度极大，且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受限颇多，最终，朱生豪决定用散文体来翻译莎剧。

尽管如此，朱生豪在处理剧本中的歌词及念白时，仍尽量采取诗体形式，在韵律、节奏和意境的把握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图存留莎翁原本的风貌。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戏剧场景，分别采用了自由体诗或诗经体、骚体、古体诗等中国传统诗歌体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文中角色所处的环境与情绪，竭力避免翻译文学中通常会出现的“洋味”和陌生感。

翻译莎剧需要的不仅是激情，也不仅是才华。梁实秋先生译莎剧，最后宣告要与莎士比亚“断绝来往”。虽为危言，并非耸听，梁公花费30余载始得译完莎翁全集。林语堂先生也曾面对翻译莎剧的邀约，但婉拒之，言到老年再作打算。

然而，译莎并非年长者的专利。莎士比亚发表第一部剧作是在26岁，青年的热血激情只有同为青年的译者才会感受深切。朱生豪翻译莎剧，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

朱生豪深爱莎剧，在着手翻译之前早已熟读并反复揣摩了原作。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自序”中，他写道：“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通全集至十余遍，于是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在译著进程之中，他更是每每大声反复吟诵，以此定夺文意优美且适合剧院演出的表达方式。

他在1935年23岁之时开始筹备译莎大事，而手头的工具只有旧版《牛津词典》和《英文四部词典》。从1936年开始的九年间，大部分译作陆续完成。由于日军侵华，译莎手稿两次毁于战乱。直至1944年病逝前，他坚持重译被毁的部分，继续握管不辍，一共完成31部半莎剧的翻译工作。

1954年以来，朱生豪散文体译本在大陆以单行本、戏剧集、校订补译本全集、英汉对照（注释）版等多种方式出版，出版延续时间之长、出版频率之高、印刷数量之大可谓空前，超过任何其他莎剧中译本。

朱译本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广泛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莎翁名句，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哈姆雷特》）、“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威尼斯商人》）等均出自朱生豪的翻译。

（中学联盟选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01月16日）

（戏剧导演陈薪伊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