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家的天下观不是人对世界本然样态的无条件接受，而是来自自然向人文的生成。《周易·贵卦》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种“天文”与”人文”的分野，也是先秦道家、阴阳家与儒家天下观的差异所在。《礼记·礼运》讲：“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正是讲儒家的天下建基于人道并对其进行人文（审美）再造的特性。

所谓儒家的天下体系，是以人文之美彰显价值的体系。按照其圣王谱系，黄帝、充、舜之后的接续者是周公，他一方面通过制礼作乐使中国远古人文命脉制度化，另一方面则开启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礼乐传统。至此，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命题，则被具体化为以礼乐重塑一个美好世界的问题。

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礼乐是一个与文明、文化、政治制度产生广泛关联的概念，但在根本意义上，它却是一个美学问题。札在个体层面涉及人行为的雅化，在社会层面涉及群体行为的仪式化，在礼器层面涉及器具审美，均具有美和艺术的意义；乐则是诗歌、音乐、舞蹈的综合形式，其审美属性自不待言。以此为背景，自西周以降，传统中国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定位贯穿了以美为核心的精神。据此理解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人文之美作为礼乐的同义语，明显成为文野、夷夏之别的最重要标志，所谓“用夏变夷”则无非是将儒家崇尚的礼乐之美从中央之地向四方不断推展。

由于有预在的人文价值观和礼乐制度作为先导，儒家所讲的天下，不是它“原本是什么”，而是“应该是什么”；不是自然世界，而是人文世界。相关的人文实践，则首先是以中邦、四海、九夷、八蛮规划为天下勾勒轮廓，然后是圣王”治天下“教天下”以及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种种努力。按照儒家的规划，这种努力主要分为四种，即礼、乐、刑、政。但是在礼乐刑政之间，礼和乐具有优先性。中国社会自西周始，就建立了体系化的礼乐教育制度，一种基于礼乐人文教化的天下格局也就自然形成。到战国时代的思孟学派，将礼乐内化，从心性的深度重建人与天下的关联。如《礼记·大学》：“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样，个体心性的诚敬，就成为士人最终通达天下责任的起点。孔子之后，儒家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这种被人道限定的礼乐补天道，从而赋予了它更完备的形式。它在内在心性与外在天地之间拉开了一个张力空间，使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个上通下达的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之内，它一方面化自然为人工，化禽兽为人类，化蛮夷为华夏，化野蛮为文明，体现了可贵的实践品格；另一方面，它强调“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就此而言，儒家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注入了有为精神和理想主义格调，使相关的人文和审美之思超越了认知，成为一种为人而在的价值。

——（摘编自刘成纪《论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有删改）

材料二：

“天下”观是中国人的卓越文化创造，是中华文化最有气象、最具格局的文化建构。“天下”，包括了古人所知的人类整体，代表着已知的全部文明世界，即“天下一体”。如《尚书·立政篇》所谓“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诗经·小雅·北山》宣称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典型地说明了中国文化对“天下”的这种认识。早期的世界各民族普遍把自己居住的地方看作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但是由这种“自我中心意识”发展为“普天之下”的理念，并由此产生独特的政治文化理念，如“大一统”意识等，则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

商朝时期，“天下”已经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概念。商人将天下分为“四方”和“中央”两个部分，形成中国人“天下”观的基本要素。秦汉之后，夏、商、周三代松散的天下“共主”局面，为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所取代，“天下"观逐渐贯彻到政治理念中。经过隋唐、宋、元、明、清各朝代，中国传统的“天下”观理念及其所形成的政治统治秩序日臻完善。这其中，儒家“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等观念，道家“抱一为天下式”等主张，法家"为天下治天下”等观点，墨家“一同天下之义”等思想，莫不以治天下为对象来构建学说，为实现天下“太平”“大同”提供着思想支持。

中国人称理想的世界是天下“为公”与“大同”。在古人眼里，“天下”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很早就确立“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观念。如《吕氏春秋》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天下为公”的认知，成为中华文化天下观的重要基石。《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提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描绘了人类理想生活与秩序图景，无论是“天下为公”，还是“世界大同”，都反映了中国人历来主张“天下一家”的深厚情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古代的大同理想，在当今的最新表达就是“中国梦”“世界梦”；古代的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天下一家，在当今的最新表达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携手共圆世界梦。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结晶。

——（摘编自王杰《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发生了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变异。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魏晋哲学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在思辨上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却是空前的。

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

这种新的思潮的基本特征，简单说来，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武）李（陵）诗，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的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减）

材料二：

“风骨”的说法，探本溯源，大抵是从人物品藻（品评、评论）里来的。汉代议论人物偏于实在，往往把外在的形容和人的身份地位联系起来。而魏晋时候，尤其是晋代，议论人物偏于玄虚，往往从审美的一面欣赏人的精神气象。魏晋则是政治混乱、精神却自由解放的时代。魏晋人在政治的失落里，产生了自我意识的觉醒，进而有了对个体的美的欣赏。可见，人物品藻在实用功利的层面以外，又发展出审美赏鉴的一面，所以一些用来品评人物的词语便自然而然地用于艺术，“风骨”便是一例。从人的一面来说，“风骨”是一种人格美。一个有风骨的人，往往性格坚强而不屈，品格刚正而有骨气，素性潇洒，风度翩翩。而从艺术的一面来说，“风骨”是一种意境美。一件有“风骨”的艺术品，往往自然流畅、刚健笃实，使艺术家之心清澈显然，充满凝聚的力量。譬如书法。书法讲究用笔、结体和章法。尤其草书，一笔而成，中间有轻有重、有徐有疾。骨架立于其中，故而气脉贯通，隔行不断。所以书法是以有骨有筋、有血有肉的字体篇章为美的。刘勰把“风骨”引入文学，以为文章要有生命感，鲜活而生动；要有精神性、不能软绵绵、懒洋洋。这一点，对后世文人影响颇大。

（摘编自解芳《风骨之美》）

中国民族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它诞生于传统中国农业宗法文化土壤之中，它具有适应自然时序、协调家族活动的性质。但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统节日毕竟脱离了它赖以发生的农业社会土壤，在新的政治社会格局之下，它历史地位的下降与蜕变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们对传统节日在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生存挑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以使我们在背靠传统、面向未来中能脚踏实地建设我们的节日。 　　

民族传统节日习俗因为近百年的人为阻断，节日习俗本身损毁严重。在“革命”的旗帜下，人们对传统节日有意漠视，对传统节俗进行禁止、改造、抛弃，导致传统节日的空洞化、表层化。由于记忆的缺失，人们有意无意地抛弃了许多传统节俗，使传统节日失去了其丰富的象征与内涵。传统节日习俗元素的失落，直接造成节日文化传承的困难。在当代传统节日复兴过程中，修复有价值的传统节俗刻不容缓。比如春节的社火表演、狮舞龙舞、年画等，都是烘托年节气氛的重要元素。 　　

民族传统节日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民族传统节日植根于农业社会土壤中，它是农业社会的生活节奏与农业时代伦理文化的产物，传统节日重视协调天人关系与家庭关系。在工业文明与信息化的时代，传统节日已经不是人们生活紧密依赖的时间坐标，人们对传统节日更多地是文化欣赏与精神留恋，享受传统节日是对生活的丰富而不是必需。同时新型社会政治节日、外来节日也在不断地分散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注意力。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及多样化的文化选择面前，传统节日要想生存发展并影响民族的未来，就必须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主动变革创新，必须对节日内涵与节俗形式进行合理的文化重组与再造，以获取新的生命力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树立新的节俗标志象征，是民族节日存续的关键。 　　

传统节日的公假问题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将传统节日定为公众假日这在当代社会有着现实的意义，因为我们多数人的生活处在公共体系之中，这里有一个现代时间与传统时间的协调问题。在传统社会政府假日与社会节日是统一的，人们在统一时间体系之下，因此也就没有时间冲突。现代社会工作时间接照公历进行，传统节日是依照中国传统的夏历，节假日不统一。为了让人们享受传统节日，社会应该给大众以休闲的时间，从时间上保证传统节日的生存空间是特别关键的。人们只要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就会自觉地传承创造节俗活动。 　　

当代传统节日的复兴是传统发明与文化再生的过程，在现代文明的全新环境中，我们有责任与义务更新节日传统。从近年来的传统节日复兴实践中看到各大传统节日适应现实的积极变化，如清明节的网上祭祀活动、七夕节、重阳节节俗重心的转移，说明了传统节日的积极演化能力。新的节俗传统正在形成过程中，我们从节日复兴变化中看到了民族节日的未来。 　　

（摘编自萧放《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节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