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家国天下”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如今制度化儒家已然解体，社会形态、家庭结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如此，汲取家国天下意识传统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在今天，家作为基本情感纽带对我们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弘扬传统孝道，强化纽带和责任意识。家族观念基于血缘的原初信赖关系，安土重迁的中国农耕文明进一步充实了家族的机能。人伦情感亦因血缘而来，在情感依托的层面上，家的意义超越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现代社会主张的公共精神与家庭伦理的建设并不矛盾。正如搬用熟人社会的伦理原则到陌生人社会是不合理的，反过来将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搬用到家庭也是不合理的。关键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关系当中正确切换。在现代化生产和协作上依照公共理性、法制精神；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弘扬孝悌之道，忠恕相待，爱敬相与。这要求对家庭伦理和孝道进行理性的阐发和合理的引导，使得家庭伦理与公共理性彼此呼应。

其次，“家国天下”意识是现代中国伦理的重要维度，它既连接传统的修齐治平，也连接社会、民族国家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与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家的外部屏障，家国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儒家家国天下的教化传统历史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中庸》的“修齐治平”深入到一代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内化为热爱祖国与家园的担当精神。在今天，心怀家国天下便是个体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忧患意识，是主动追求民族统一、国富民强的精神，也是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意识的来源。

最后，支撑和实现“家国天下”精神的是仁爱的“生生”之德。中国人内心的“天人合德”实际指向更为广阔的世界中的相生相与，它肯定世界是交感的，自然规律和人世伦理是可以相互推演的，也是相互一致的。仁爱原则也是动态原则，原始儒家主张根据内在的“生生”之德，在矛盾的转化中主张“穷达以时”“与时偕行”。宋儒也以“生生”释“仁”，把原始儒家的仁范畴与《易》之“生生”相结合，使仁升格为表示天人合一的本体范畴，把“相生”当作自然万物蕴含的内在目的。仁爱原则也是“相生”的凝合原则，这在伦理意识上表现为中正平和、诚实无欺、敬爱相与，虽有竞争，但在竞争中能够冷静达观、互利互惠，实现“里仁”之美，建构互助型社会。

由此可见，儒家教化传统中的“家国天下”意识体现了传统时期的“中国智慧”。它成为“大一统”的重要思想基础与施政方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的“家国同构”早已超越了其原始意义，从社会结构升华为精神结构，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时代已变，儒家教化论内秉的优秀文化部分也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家国天下”意识，以其温柔敦厚的底色、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合共生的包容心，不仅能为个体生命提供精神关怀，而且有助于维系各民族的和睦共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积极的精神动力，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大力弘扬。

材料一：

北京中轴线，是我国古老都城规划设计思想在北京实践的“杰作”。它无疑是变化的，但又“万变不离其宗”，传承是其最基本的特性。这不仅仅表现在虽历经风云变幻、政权更迭，但今天它仍然保持着相对完整的样貌和形态，更表现在它传承着中华文脉。其中最突出的是“居中立国”的历史传统和“贵中尚和”的价值理念。

中国的都城史始于何时现无定论，但都城作为政治中心之于政权的重要性，很早就被人们认知。历代执政者都十分重视都城的选择和建设，并形成“择中立国”的文化传统。择中立国是西周初年周公在汲取前代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的。它以“天下”为空间视域，通过测日影的方法找到“地中”所在，结合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人文基础，确定为都城，并以其为中心，在四周划定畿辅之地。择中立国的原则，将都城视为“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的宇宙中心，突显了都城的神圣性，也进一步突显了都城的优越性及作为枢纽的地位与功能。由于都城为“帝居”，择中立国的原则也使最高执政者处于“居天下之中以均统四方”的地位，从而明确了中央与地方、执政者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既突显了最高执政者宅中图治的合法性、配天治民的权威性和敬德保民的责任担当，也强调了中国社会的大一统。

周公之后，择中立国的原则不断得到认同和发展，荀子提出：“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是否处于天下之中，成为一个地方是否适宜作为都城的首要标准。一旦选址确定，人们又进一步通过都城建设来强化其“天下之中”的特性。后世在都城建设实践中，运用“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以正四方”，或者在都城四郊设置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礼仪建筑。都城中轴线得以形成并不断完善，正是择中立国原则不断发展和实践的结果。都城中轴线总是南北方向，居于都城的中间，重要的礼仪建筑位于线上或两侧，对都城规划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目前关于都城中轴线的起源时间虽有不同观点，但最保守的说法也承认北魏洛阳城内有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之后，历代都城建设中都注重中轴线的应用，蒙古人建元大都，汉族人建明北京、满族人建清京师，无不在中轴线上下功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后，也对中轴线进行经营，改建天安门广场，仍然延续着“择中立国”的历史传统。

“贵中尚和”作为中华文明的价值理念，历史悠久。《尚书》中已有对“中”“和”的深刻思考，其中《大禹谟》提出了著名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西周末年，史伯又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到《礼记·中庸》，进一步厘定了“中”“和”的概念和重要价值，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和是中华民族的理想境界，表现在天地各安其位。运行有序，万物各尽其性，繁荣生长，也即《中庸》所说的“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宇宙和谐。

北京中轴线传承着中和理想，以位于中轴线上的前朝宫殿为例。我国历来重视正名，前朝宫殿是传统社会国家政权最重要的象征，也承载着执政者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追求，分析宫殿命名及其名称的变化可以窥见全豹之一斑。明朝北京紫禁城前朝大殿，初称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嘉靖年间分别改名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皇极”“中极”“建极”出自《尚书·洪范》“皇建其有极”，孔颖达解释：“皇，大也。极，中也。施政教，治下民，当使大得其中，无有邪僻。”可见对“中”的推崇。清顺治年间，将三大殿分别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与保和殿。殿中匾额则分别为“建极绥猷”“允执厥中”“皇建有极”。三大殿均位于中轴线上，均以“和”字命名，再清晰不过地表达了对“和”的追求，三大殿的匾额则直接承袭了明代的名称，彰显了对“中”的期许。从上可见，尽管王朝易代，殿名更替，但对中和的追求却一直未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殿名和匾额至今仍在，继续发挥着传承中华文脉的重要作用。

（摘编自张勃《北京中轴线与中华文脉传承》）

材料二：

中轴对称的建筑布局思想，早在距今3800-3500年前的二里头遗址中就有所体现。这种对称往往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具有古典美感和秩序感。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吕舟说：“北京中轴线形成的连续的空间序列，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制观念。”中轴线上建筑的尺度、形态、色彩以及建筑群之间形成的空间，表达了清晰的秩序关系。中轴线上建筑的类型、功能和等级有别，皇宫、官署、民居、寺庙、祭坛等建筑形态错落有致，使中国文化观念中的“礼制”得到了清晰、充分的物化。中轴线上的一些现代建筑也表达了礼制观念，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等。

对于中轴线的文化内涵，被采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和”。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的是“以和为贵”的和谐之美。在这条长达7.8公里的中轴线上，共有建筑单元16个，既有城门、道路，又有宫殿、坛庙、还有苑囿、市集，可谓建筑种类繁多、形式多样。这些建筑单元依其功能不同，有高有低，错落有致，进而形成了既有规律的重复，又有组织的变化，体现了统一中求变化、变化中求统一的和谐之美。

（摘编自李韵《一根线，一座城北京中轴线是什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南宋宫室制度，初创时因国耻未雪，诸多顾忌，未克任意施展，仅就州城府治兴葺重造，故云“皆从简省”。临安州治本为钱王宫，地址虽较他州宏敞，宋建之正殿，碍于时势，未曾侈大；及增垂拱，崇政“其修广仅如大郡之设厅”。

及和议^①成，韦太后回銮，“宫中庆典复始”，禁城内外乃年年增建。绍兴八年，作慈宁宫；绍兴十二年作太社太学；十三年筑圜邱，景灵宫及秘书省；十五年作内中神御殿（钦先孝思殿）；十六年广太庙：十七年作玉津园，太一官，万寿观……禁中则营祥曦、福宁等殿及后苑堂阁。十八年至二十八年间，曾增筑皇城，外城及宫前丽正门御路，建执政府，筑两相第，太医殿，尚书六府等。高宗禅位后所辟别宫、园苑及所赐府第、私园，亦多工巧靡丽，但建筑无宏大者。继后各朝所增造亭榭及便殿，或为习射蹴鞠，或揽湖山之胜，多为宫廷宴游而作，偏安一隅之南宋首都，盖风雅有余，气魄不足，非复中原帝京之气象，建筑多水榭园亭之属，大殿无所增置，史志美其名曰：“务简约，不尚华饰，以遵祖制”耳。

南宋内苑御园之经营，借江南湖山之美。继艮岳^②风格之后，着意林石幽韵，多独创之雅致，加以临安花卉妍丽，松竹自然。若梅花、白莲、芙蓉、芍药、翠竹、古松，皆御苑之主体点缀，建筑成份，反成衬托。所谓堂与亭者最多，皆为赏玩花木，就近营建，如为古梅题匾曰冷香，石曰芙蓉，又为蟠松作清华堂，荼蘼作清研亭，皆此之类也。高宗究心艺事，内禅^③后尤多闲情逸致，所营德寿宫苑内万岁桥，“桥长六丈，并用吴璞乃至玉石整成，莹澈可爱。桥中心作四面亭，用新罗白木建造，极为雅洁。大池十余亩，皆种千叶白莲”。

南宋宫殿屋宇无宏大之作，禁御则皆亭榭窈窕，曲径通幽，为优游忘世，高雅情趣之所托。其配属实创园林设计之一意识。北宋洛阳诸园，本已渐有江南气息，倾向雅素，避脱侈丽之作，着重自然之美。高宗定都临安，以园苑论，实得山川之助，继艮岳之态，造成庭园建筑之佳例。自政和以后，进奉花石，开始叠假山之风，为之者愈多。

（节选自梁思成《中国建筑史》）

注：①和议，即绍兴和议，南宋与金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签订屈辱的求和协议，向金纳贡称臣。②艮岳，我国古典园林建筑之一，始于北宋，宋徽宗建，初名万岁山，后改名艮岳、寿岳，亦号华阳宫。艮为地处宫城东北隅之意。③内禅：古代帝王传位给内定的继承人称“内禅”。

材料二

在《中国建筑史》中，梁思成认为在建筑发展的不同阶段起主要推动作用的因素也各不相同：建筑发展之初往往取决于“实际需要”，受制于“自然物理”、“材料环境”以及“其时其地之气候”和“物产材料之供给”等物质层面因素；此后则随“国家风俗”、“思想制度”、“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技术知识”等精神层面因素。由此可见，正如傅熹年先生在《纪念梁思成先生百年诞辰》一文中所指出的：“建国前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在关注中国建筑的结构、技术层面同时也始终保持着对‘古代哲学思想、价值观念、礼法制度、对工艺技术的态度’等精神和社会因素的关注。虽然在《中国建筑史》一书中，梁思成并没有对此展开更为详尽的探讨，但‘这是在建筑史中第一次把物质与技术因素和精神与社会因素相提并论，也体现了他建筑与民族文化相关的观点。’”

梁思成发表的《古建序论》“中国体系建筑的发展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是以各时代的一定的社会经济作基础的，即和当时的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不开，也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也就是当时的人们所承认的思想意识分不开的。”这样的论断既符合“唯物史观”的理论观点，同时也与其《中国建筑史》中强调思想文化因素的影响吻合，指出了“世界观”、“思想意识”在建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具体表述又符合“辩证法”的阐述原则。

（节选自张帆《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再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