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中国，建筑群的总体布局以至整座城市，都强调规则对称，但园林却是自由的。西方则刚好相反，建筑群和城市往往自由多变，而园林却规则谨严。这反映了两种文化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显然，中国人崇奉的“天人合一”“天地为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哲学思想和生活情趣，对园林的构思创意起了根本性作用。

与西方比较，中国园林重视自然美，虽有人力在原有地形地貌上的加工，甚至可能全由人工造成，但追求“有若自然”的情趣。园林中的建筑也不追求规整格局，而效法路亭水榭、旅桥村楼，建筑美与自然美相得益彰。大自然本身就是变化多趣的，但自然虽无定式，却有定法，所以，中国园林追求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其中自有严格的章法，只不过非几何之法而是自然之法罢了，是自然的典型化，比自然本身更概括、更典型、更高，也更美。中国园林不仅停留于形式美，更进一步通过显现于外的景，表达出内蕴之情。

园林的创作与欣赏是一个深层的充满感情的过程。创作时以情入景，欣赏时则触景生情，这情景交融的氛围，就是所谓的意境。暗香盈袖，月色满庭，表达了对闲适生活的向往；岸芷汀花，村桥野亭，体现了远离尘嚣的出世情怀；水光浮影，悬岩危峰，暗示了山林隐逸、寄老林泉、清高出世的追求。

这些，都是文人学士标榜的生活理想。因此，中国园林的高下成败，最终的关键取决于创作者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的高下。

1685年，英国著名学者坦伯尔针对西方的几何式园林说：“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完全不规则的花园，它们比任何其他形式的都更美；不过，它们所在的地段必须有非常好的自然条件，同时，又需要一个在人工修饰方面富有想象力和判断力的伟大民族。”他还写道：“中国的花园如同大自然的一个单元”。此时，欧洲所流行的园林，正像凡尔赛花园的建造者勒诺特所说的，却是要“强迫自然接受匀称的法则”。

黑格尔也认为中国园林不是一般意义的“建筑”，而“是一种绘画，让事物再现自然形状，力图摹仿自由的大自然。它把凡是自然风景中能令人心旷神怡的东西，包括湖、岛、河、假山、远景等都纳到园子里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所以它具有再现自然的性质，而不再是不再现任何东西，只抽象地表现出一种氛围的“建筑”。

歌德则用诗一样的语言称赞中国人：“在他们那里，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是月白风清。月亮是经常谈到的，只是月亮不改变自然风景，它和太阳一样明亮。”他在这里谈的，很大程度上都指的是中国园林。

（摘编自萧默《建筑的意境》）

材料二：

为了丰富空间的美感，在园林建筑中要采用种种手法来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例如借景、分景、隔景等。其中，借景又有远借、邻借、仰借、俯借、镜借等。

玉泉山的塔，好像是颐和园的一部分，这是“借景”。苏州留园的冠云楼可以远借虎丘山景；拙政园在靠墙处堆一假山，上建“两宜亭”，把隔墙的景色尽收眼底，突破围墙的局限，这也是“借景”。颐和园的长廊，把一片风景隔成两片，一边是近于自然的广大湖山，一边是近于人工的楼台亭阁，游人可以两边眺望，丰富了美的印象，这是“分景”。《红楼梦》小说里大观园运用园门、假山、墙垣等，造成园中的曲折多变，境界层层深入，像音乐中不同的音符一样，使游人产生不同的情调，这也是“分景”。颐和园中的谐趣园，自成院落，另辟一个空间，另是一种趣味。这种大园林中的小园林，叫作“隔景”。对着窗子挂一面大镜，把窗外大空间的景致照入镜中，成为一幅发光的“油画”。“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王维），“帆影都从窗隙过，溪光合向镜中看”（叶令仪），这就是所谓“镜借”了。“镜借”是凭镜借景，使景映镜中，化实为虚（苏州怡园的面壁亭处境逼仄，乃悬一大镜，把对面假山和螺髻亭收入境内，扩大了境界）。园中凿池映景，亦是此意。

无论是借景、对景，还是隔景、分景，都是通过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扩大空间的种种手法，丰富美的感受，创造了艺术意境。中国园林艺术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表现，它是理解中华民族的美感特点的一项重要的领域。概括说来，当如沈复所说的：“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也。”（《浮生六记》）这也是中国一般艺术的特征。

（摘编自宗白华《中国园林建筑艺术所表现的美学思想》）

材料一：

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最高指导原则是多数人民所信奉的，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这可以称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有哪些思想可以称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呢？我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孔子赞扬“刚毅”。曾子提倡“宏毅”。《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就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周易集解》引干宝云：“凡勉强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机，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合力，故曰自强不息矣。”后世的有志之士，致力于事业学问，亦莫不尽心竭力，昼夜不懈。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发展的思想源泉。

“厚德载物”即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这与“和同之辨”有一定联系。西周末年史伯区别了和与同，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所谓和即包容不同的事物而保持一定的平衡。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厚德载物有兼容并包之意，这对于文化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在历史上，中国能接受外来文化。佛教东来，被中国人民所容纳；明末西学东传，亦曾受到中国知识分子重视。清末顽固派拒绝西学，事实上是违背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的基本精神。

（摘编自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材料二：

尚勇，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传统。盘古开天、女娲炼石、愚公移山、大禹治水，这些言说先民心志的神话传说，都包含着对“勇”的崇仰和赞颂。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英勇面对无数困难和挑战的不屈奋斗史。在栉风沐雨一路向前的历史征程中，“勇者不惧”深深地刻写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成为无比珍贵的民族精神基因。

“勇者不惧”之“勇”，是大勇，而非小勇。小勇者，不能忍小辱小过，睚眦之仇必报，这是匹夫之勇。大勇者何？循大义、迎难上，义无反顾、无所畏惧，是为大勇。大勇之“大”，在与“义”融。鲁莽强悍、好勇斗狠，并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指人们在危难面前坚守道义、坚定前行的无畏气概。勇者的无畏气概，产生于道义的感召。如果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哪怕有千军万马的阻拦，我们也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礼记》有云：“有义之谓勇敢。”我们之所以推崇勇者，就是因为勇者能够无惧地坚守并光大道义。

勇者在道义的感召下能够不惧艰险，甚至不惧牺牲，但勇者并非一无所惧。中国古人向来批评那种什么都不惧怕、什么都不忌惮、什么都不敬畏的蛮勇。可以说，中华文化推崇的“勇者不惧”，实是“无惧”与“有惧”的统一。从大义、大局的角度出发，要藐视一切困难、无惧任何挑战；从具体行事的角度出发，则要心怀敬畏、朝乾夕惕、如履薄冰。此外，在道义感召下不惧外在艰险，却时常忧惧道之不行、义之不彰，这也是勇者内心兼具的“无惧”与“有惧”。

真正的勇者，有锐气，也有静气。孟子与弟子公孙丑讨论“勇德”时曾提到“不动心”的概念。所谓“不动心”，就是指在突如其来的危险面前能镇定自若、岿然不动，“每临 大事有静气”。同时，这种不动如山的强大定力、静气，又“至大至刚”“折而不挠”，有者压倒和战胜一切的韧性与力量。沉着的静气，进取的锐气，一同滋养着勇者的不惧品格。

如何培养这种临危不惧的进取锐气与沉着静气呢？中国古人提出了克己与成已的辩证工夫。

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时，曾在陈、蔡之间被军队围因而一度绝粮。情势危急之下从人忧慌失据，但孔子却始终沉着冷静，“歌两柱之间”“修乐不休” 。危机解除后，子贡表示要铭记这场不幸遭遇，孔子直接反驳道：“夫陈、 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孔子为何珍视这场坎坷遭遇？他把艰难困苦当作了成就英勇人格的重要外在条件。当然，困境本身不能成就勇士，真正成就勇士的，是人们面对困境时的修为和态度。《周易》谓：“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面对外在的艰难险境，我们要反求诸己，在克除内心恐惧、忧愁、烦扰的同时，积极自我砥砺、超越突破，并在道义感召下奋发有为。

中国古人常以玉相比相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的特点与“勇者不惧”的品格高度相似。同时，从石到玉的切、磋、琢、磨过程也与人在困境中锤炼无畏勇气的历程相类似。“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风雨征程中，没有被任何外在困难吓倒，而是凭着自己在其间砥砺出的“勇者不惧”的品格，开辟出文明的新天地，书写出发展进步的新篇章。面对当前之新冠肺炎疫情，中华民族强劲地展现着，也进一步锤炼着这一宝贵的精神品格。

（摘编自沈壮海、刘水静《也说“勇者不惧”》）

材料三：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期发展中所孕育而成的意识，是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精神支柱。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而取得这次大考的胜利不能脱离民族精神的强大助力。可以说，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战胜磨难、发展进步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精神又被不断赋予新质。这体现在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之中。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控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外国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主权。这不仅没能打垮中国人民，反而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热忱，呼唤人们挺身而出，进行救亡图存的抗争。正是民族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从历史的一次次磨难中拼搏奋起。

民族精神也是当代中国奋发图强的不竭动力。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今天，从耄耋古稀之年的钟南山、李兰娟院士，到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医护人员：从湖北、武汉当地医院的迎难而上到外省市医疗队的紧急驰援；从广大党员干部的守土尽责到联防联控的人民战争……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长城。民族精神是战胜风险挑战的硬核力量，还是中国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障。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国上下以伟大梦想精神为航标，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创新工作方式，发扬奋斗精神。疫情期间，脱贫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新的时代，中国人民正书写着中华民族精神新的篇章。

（摘编自《弘扬民族精神凝聚抗疫力量》）

材料一：

艺术形式越来越呈现出多元、融合、交叉、难以分类的趋势，新艺术形态顺势而生。

回望人类艺术谱系的发展，留下一长串艺术随技术发展而演化的足迹，艺术因工具变迁更加精彩。每一种新艺术形式的诞生，每一次艺术的重要变革，都离不开新科技文明的推动。如果没有解剖学和透视学的出现，就不可能出现文艺复兴绘画的兴盛；如果没有摄像技术及数字技术的发展，电影将无法诞生，更别提从默片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二维到三维、从真人到CG的演变了；如果没有机械转台、投影设备、多媒体屏等舞台装置，舞台艺术的呈现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艺术创造者的视野与艺术灵感因科技要素刺激不断拓展，新要素的灌注往往也给艺术受众带来崭新的艺术审美体验。画家陈丹青说：“艺术跟着工具走……一切取决于那件工具发明了没有，人发明什么，就有什么艺术。”艺术发展总是因工具、手段的丰富而变迁成长，从艺术内容到表现形式，从古老传统艺术到新锐实验派，都在融入新技术文明的潮流下获得再生。装置艺术、城市公共艺术、新媒体艺术、数字艺术设计等，都是伴随着生产力催动下的文明变迁脚步而生，借助新艺术的载体和介质，记录下一个时代思想的面貌。

传统艺术有了新工具的“点化”，被赋予了新生命并创造出了新鲜艺术体验，其艺术表现力和表达形式也变得更震撼、更强大，新艺术场景营造给予观众前所未有的艺术体验和视觉盛宴。曾经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焰火作品“大脚印”而家喻户晓的当代艺术家蔡国强，于2019年担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焰火总导演，他以独具的艺术创意与视觉特效设计，化传统为神奇，借助先进数控技术，用传统烟花神奇地演绎了“70”“人民万岁”等字样，强烈的视觉效果和艺术力量把观众带入了火药爆破艺术的震撼空间。同时，借助技术工具和艺术新场景的营造可以突破社会和自然的物理空间局限，二维空间可以变成三维立体空间，静态画面成为加入时间线的真实生活镜像。凤凰卫视、故宫博物院一起打造了动态的清明上河图，让宋代汴梁的市井生活活起来，角色带入感极强。虽历千年犹身临其境，似乎听得见市声攘攘，让人们不知不觉沉浸在了历史回响中。敦煌研究院与腾讯网合作，让千年的壁画动起来，走进大众视野。艺术借了数字技术的一臂之力悄悄带来了一种文化观览方式的变革。

如今电影艺术实现了从2D到3D的转换，极大地拓展了文化空间及角色环境的立体呈现效果。2009年，全球首部将IMAX和3D技术结合的电影《阿凡达》上映，影片颠覆了人们对电影的认知。新的艺术形式超乎人们的想象，新的科幻电影更加炫目多彩，开拓了人类认识和审美的疆域。艺术形态与艺术观念在科技变革中不断调整更新，丰富着艺术理念和美学选择，不知不觉间也改变了受众的艺术审美心理，艺术表现力也因为技术加持获得了超能动力。

（摘编自高宏存《艺术因科技发展赋能更精彩》）

材料二：

新媒介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当前的新媒介主要指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网络应用，如微博、微信、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媒介对创作生产全方位的重塑和影响，使当前文艺呈现许多新特点、新趋势。

文艺创作新类型、新形式不断涌现。比如网络文学就是新媒介催生的文艺新品类。数以万计的在线作家以日更两亿字的速度，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小说创作规模和文学传播奇观。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网络文学有望成为全球性文化现象。在视频领域，短视频、竖屏剧、互动剧等新鲜形态层出不穷，丰富人们的文艺生活。

创作者对受众需求把握更为准确，文艺创作更加有的放矢。借助大数据技术，精准定位的信息“窄播”使传播效率得到全方位提升；由于在线及时互动，创作者得以把握用户心态，了解粉丝需求。因此，无论是视频网站精细的内容分类，还是网络文学的创作类型，都能与其受众精准匹配。跨媒介艺术消费更是强化深度体验，一部优秀的系列作品可以根据不同媒介有针对性地定制和分发内容，有效吸引不同受众群体的支持。

文艺创作成为跨越多种艺术门类的综合行为。数字技术方便各种艺术门类之间的取长补短与互相借鉴，走向更具综合性的融合创新。媒介间相互依存、彼此助益的特性，使文化艺术产业链不断延长、愈加完备。比如，一部优秀网络小说，可以延展出影视改编、动漫制作、游戏开发、音频传播等产业链价值。小说《杜拉拉升职记》出版后，各种版本的衍生品纷至沓来，话剧、电影、电视剧风行一时，相关游戏改编和视频混剪数不胜数。新媒介语境下，全产业链开发已成为文艺生产的常规路径，每一个新文本都对整个故事作出独特而有价值的贡献。

（摘编自陈定家《新媒介赋能文艺创作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