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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生

余静如

他裹着一床旧羊毛毯，顶着三天没洗的乱糟糟的头发，盘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他打算就这样迎接那位不速之客——母亲离开前，曾叮嘱他客客气气地说话。

离约定时间还有十分钟左右，他听见一阵很轻的敲门声，迟疑，微弱。他静静听了一阵，站起来，趿拉着鞋打开了门。

门外是一个约莫六十岁上下的妇女，身材消瘦，穿着一袭黑色套装。脑后一丝不苟的发髻让她显出一种独立女性的干练，瘦削的脸庞和深陷的眼窝又使她看上去像很有思想深度的知识分子模样，而他—头发蓬乱、睡眼惺忪。他裹紧毛毯，转身踱回沙发，再一次坐进尚且温暖的凹陷处。

她双腿并拢，在靠近他的那一张小沙发上坐下。她先是用寥寥数语对他取得的成就表达了赞许、欣慰和钦佩，说他的作品被改编成了时下一部挺火的电视剧，说他是当地出名的作家。然后便把话题转回到自己身上。她自我介绍说，她是某小学的教师，她在那里工作了数十年。而据她了解，他曾就读于那所小学。后来，她在一次偶然的活动中结识了他的母亲，她高兴地从他母亲那里获得了他的联系方式。只是，当他母亲向他转达这一消息时，他并不记得这样的一位教师。

她从自己的幼年说起，说自己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但童年和青春期恰好处在一段混乱的历史时期，父亲被打倒了，自己也没有受到良好教育。

“可是我是多么热爱知识，热爱文学。”她充满深情地说，眼睛注视着前方，深陷回忆。“我怀揣着半本字典，一有空就拿出来翻几页，正是这样才不至于变成一个文盲。”她一边感叹自己的命运，一边对当时的历史事件娓娓道来。她的眼睛里闪着光，他不清楚那是不是眼泪。他渐渐被她的表情和激动的语调吸引住了，开始有些同情她。他联想到了自己，他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顺利。他从幼年开始，遭遇过无数次被否定的经历。后来命运之神眷顾了他，一家影视公司找到他，买下他为了发泄情绪而胡乱编造的一部长篇小说。几年以后，他出人意料地火了一把。

她由衷赞美着，惊叹着，说不敢相信，在所任教的学校里，竟然出了一位他这样的好学生。她想知道，他是如何对文学开始感兴趣的，一定受到了某位老师的启发吧？他笑着摇摇头。她沉默片刻之后，继续对他描绘那些年的美好——在那所校园里，她度过的青年时期，以及他的童年。她打开了手机，翻出相册里的照片，送到他面前。他逐渐被她手里滑动着的一张张照片吸引。他的记忆碎片在遥远的某一处蠢蠢欲动，他不由得抬起头看了看身边这个苍老的女人。他能看出，她的确就是老照片里的那个年轻女人。

“我知道我教过你，”她深吸一口气，继续说，“或许你真的不记得我，但没关系。我曾把我写的诗歌和文章交给你母亲，托她转交给你……你看了吗？”她突然换了一种态度，充满期待地问道。

“我……”他的语气变得犹疑不定，他看过她写的那些东西。她写了赞美祖国河山的诗歌，她写了讲述日常游玩和养花种草的散文，语言里充满了抒情式的表达。他不知道该如何对她做出评价。但他知道，那不是当下的市场想要的文字。

“你还没看吗？”她又换了一种语气问道。她的眼睛熠熠发光，一种渴望成功的光芒。

他从她复杂而热切的表情中，突然想到了自己。他总是为写作而焦躁不安。就在一个月前，他因无法忍受他的长期失眠、注意力涣散和肢体疼痛，才回到母亲这里来休养。

他裹紧自己的毛毯，他再次焦躁不安，身上冒出了冷汗。

就在此刻，他的记忆之门訇然打开，童年的一幕场景突然清晰地涌现出来。他完全记起了她，甚至记起她那天穿着一条淡黄色的长裙。

他是那个做了错事的孩子。放学了，学生们都已离开教室，他被留在教室里。她情绪激动地责问他：“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嘲笑我的努力？你怎么可以这样？”那时还年轻的她，红着眼睛，大声嚷着。因为在她讲课时，他在座位学她的表情和动作。孩子们为他的模仿而不是她上课时的真情演绎所打动。

他记得在最后一刻，教导主任闻讯赶来，说了许多劝导的话，最后让她平复心情的那句话是：“方老师，你相信我，你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老师。”

他仿佛从记忆中寻找到了他所需要的那句话。

“方老师，你相信我，你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老师。”他轻声说。

她像突然怔住了。她重新看向他，他看见她的眼睛里发生着的奇妙的变化。

“你记起我了，对吗？”她微微笑着。她原本僵直的脊背松弛下来——她看起来舒适多了。他也轻松下来，他想，这大概才是她平日里真实的样子。

“我真的很高兴。”她说，又一次把手按在了胸口，诚挚地看着他。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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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毛儿

老舍

小的时候，我和白仁禄下了学总到小茶馆去听评书。我俩每天的点心钱不完全花在点心上，留下一部分做听书钱。其实，我俩真不够听书的派儿：我那时脑后梳着个小坠根，结着红绳儿；仁禄梳俩大歪毛。孙二大爷用小笸箩打钱的时候，一到我俩面前便低声的说：“歪毛子！”把钱接过去，他马上笑着给我们抓一大把煮毛豆角，或是花生米来：“吃吧，歪毛子！”他不大爱叫我小坠根，我未免有点不高兴。可是说真的，仁禄是比我体面的多。他的脸正像年画上白娃娃的，虽然没有那么胖。单眼皮，小圆鼻子，清秀好看。

他不淘气，可是也有背不上书来的时候。歪毛仁禄背不过书来本可以不挨打，师娘不准老师打他，他是师娘的歪毛宝贝：上街给她买一缕白棉花线，或是打俩小钱的醋，都是仁禄的事儿。可是他自己找打。每逢背不上书来，他比老师的脾气还大。他把小脸憋红，鼻子皱起一块儿，对先生说：“不背！不背！”不等老师发作，他又添上：“就是不背，看你怎样！”老师磨不开脸了，只好拿板子打他。

奇怪，这么清秀的小孩，脾气这么硬。

一直有十几年的工夫，我们俩没见面。听说，他大学毕了业，到外边去做事。

去年旧历年前的末一次集，天很冷。我转了一圈，没看见什么对我的路子的东西，本想不再绕，可是极南边有个地摊儿，摆着几本书，引起我的注意，这个摊子离别的买卖有两三丈远，而且地点是游人不大来到的。看书的时候，我看见卖书人的脚，一双极旧的棉鞋，袜子还是夏季的单线袜。别人都踩着脚，天是真冷；这双脚好像冻在地上，不动。把书合上我便走开了。

走了几步，我不由得回了头。卖书人穿着件旧灰色棉袍，很单薄，头上戴着顶没人要的老式帽头。我好似被他吸引住了，决定回去。他身上有那么一股高傲劲儿，像破庙似的，虽然破烂而仍令人心中起敬。无论怎么说吧，我又立在他面前。他看了我一眼，赶快把眼转向山去。

“是不是仁禄哥？”我大着胆问。

他又扫了我一眼，又去看山，可是极快的又转回来。他的瘦脸上没有任何表示，只是腮上微微的动了动，傲气使他不愿与我过话，可是“仁禄哥”三个字打动了他的心。他没说一个字，拉住我的手。

“走吧，我住的离这儿不远。”我一手拉着他，一手拾起那几本书。

没有五分钟便到了家。他坐在屋中了，我才放心，仿佛一件宝贝确实落在手中。可是我没法说话了。问他什么呢？我改变了惯常的方式，开始告诉他我这些年的经过，费了许多周折，我才用上了这个公式——“我说完了，该听你的了。”“还不都在于脾气，”他微微摇着头，“那时候咱俩还都是小孩子，所以我没对你说过；说真的那时节我自己也还没觉出来是怎回事。后来我才明白了，是我这两只眼睛作怪。”

“不是一双好好的眼睛吗？”我说。

“平日是好好的一对眼；不过，有时候犯病。”

“你不用看人脸的全部，而单看他的眼，鼻子，或是嘴，你就看出点可恶来。特别是眼与嘴，有时一个人正和你讲道德说仁义，你能看见他的眼中却充满污秽，那嘴，露着牙讲话的时节单要笑一笑！越是上等人越可恶，上等人会遮掩。假如我没有这么一对眼，生命岂不是个大骗局？还举个例说吧，有一回我去看戏，旁边来了个三十多岁的人，很体面，穿得也讲究。我的眼一斜，看出来，他可恶。正在这么个当儿，查票了。这位先生没有票，瞪圆了眼向查票员说：我姓王，没买过票，就是日本人查票，我姓王的还是不买！我没法管束自己了。我并不是要惩罚他，是要把他的真面目打出来。我给了他一个顶有力的嘴巴。你猜他怎样？他嘴里嚷着，走了。要不怎说他可恶呢。这不是弱点，是故意的找打——只可惜没人常打他。”

“那么你很愿意犯病！”我故意的问。

他似乎没听见，我又重了一句，他又微笑了笑。“我不能说我以这个为一种享受；不过，不犯病的时候更难堪——明知人们可恶而看不出，明知是梦而醒不了。”

“以前，我见着可恶的便打，至少是瞪他那么一眼，使他哆嗦半天，我虽不因此得意，可是非常的自信，自信我比别人强。可如今才知，我原来不比别人强，不过只多着双病眼罢了。我再没有勇气去打人了，只能消极的看谁可恶就躲开他。很希望别人指着脸子说我可恶，可是没人肯那么办。”他又愣了一会儿，“生命的真文章比人作的文章更周到？普通人只能软，不能硬，所以世界没有骨气。我只能硬，不能软，现在没法安置我自己。人生真不是个好玩意儿。”

他把酒喝净，立起来。

空中飞着些雪片，天已遮满了黑云。我送他出去，谁也没说什么，一个阴惨的世界，好像只有我们俩的脚步声儿。到了门口，他连头也没回，探着点身在雪花中走去。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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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一：

村歌（第12节）

孙犁

大官亭的野战医院里，新来了一批伤兵，里面有几个饶阳县今年春天参军的战士。战士们给家里写了信，母亲和妻子们都去看望了。张岗贫农组也买了一筐鸭梨，募了一篮鸡蛋，送去慰劳，李三同双眉是代表。

在伤兵里，双眉看见了兴儿，挂着一只胳膊。兴儿和李三说是参加机枪班冲锋受了伤。双眉一句话也说不出，红着脸笑了。兴儿用那只好手轻轻拍着受伤的胳膊，好像是叫双眉看。双眉明白，这意思是说：你看我怎么样，我受伤了。

第二天，区里送来一封信说：野战医院的伤兵同志们要求张岗剧团给他们演演戏，叫李三加紧准备。

李三拿着信找了双眉去，笑着说：“你的工作来了！”

双眉接过信来看了看，抬头问：“伤兵同志们为什么单到咱村？”

李三说：“周围几十里，谁不知道张岗剧团？在冀中区，除了“火线”，恐怕就属咱们了，人家军队上能没有听说过？”

双眉说：“那可演什么节目哩？咱不演俗戏，新编又一下排不出来，全怨三哥，那两天还批评我哩！”说完把嘴一撅。李三说：“这怨三哥没远见。双眉，这事全交给你，你用什么东西，使唤哪些人，告诉我，我给跑腿！人家既然指名请咱们，咱们就得露一手，不能丢人！”

双眉想了想说：“我看还是演比武从军，这个戏别的剧团演不了，咱们又是熟戏。三哥，你看怎么样？”

李三说：“对，就演这出。给军队演，又符题，我就喜欢这出戏，末了那一大段唱，别的剧团，就是没法演，两个人接着也唱不下来。你唱起来，可是从从容容，越到后来越有力。不过那个武委会主任叫谁演哩？兴儿不在家。”

双眉说，“就叫小三成替他，排的时候，小三成一块学会了。”

“好，”李三说，“带着咱们那汽灯、好幕去，演的时候，还得叫我拿着大喇叭站台！”李三比划一下，笑着走了。

演戏的那天是十月革命节。会场就在大官亭街当中那大场院里。吃过晚饭，周围几十里，道路上满是人。

“今晚上是张岗的比武从军！”

“喂！那个女角叫什么？”

“你这人！双眉呗！”

“对，真好嗓门，好长相，好走相，真，真比不了！”

“有一年不唱了，听说为唱戏受过批评哩？”

“呔！不批评别的，单批评唱戏！”

汽灯还没挂起来，会场里就挤满了人，卖糖的，烙馅饼的，老豆腐挑子也赶来了。

伤兵同志们坐在场子当中，汽灯点着了，张岗剧团的人马在台上忙着，打鼓的老头子郭老珍，架着腿，把雪白的手巾搭在膝盖上，嘴里叼着一支只有在这个当口才肯抽的好烟卷。

兴儿挂着胳膊，走到后台来和人们说话。在一个大油灯下边，双眉坐着她那小红凳，正对着镜子化装。见兴儿来了，就问：“你在哪看？”

兴儿说：“在台下边呗！”

“有座物没有？”

“没有。”

“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双眉说着站起来，往后一推那小红凳。

“咱们这剧团，越来越阔了，还置了家具？”兴儿说。

“这是我分的果实。”

“你参加斗争了啊？”兴儿笑着。

“你参加战争，我参加斗争！”双眉低声说，在镜子里轻轻一笑。

“入党了没有？”兴儿庄重地问。

“快批准了。”双眉的脸一红，“你哩？”

“我今天满了候补期。”

“我来演戏给你道喜！”双眉笑着说。

“先唱的时候，嗓子不要太高，这个地方是街心，容易收音。”兴儿关照了双眉几句，就下去了。

今晚上没有月亮，是个好晴天。星星像有喜事的人们的眼睛。一声锣响，开幕了。

台下的人挤着跟前去，说：“比武从军！”

“不要挤，不要碰着伤兵同志们！”李三拿着个大喇叭，在台上猫着腰喊叫。

“双眉！”台下看见双眉一上场，挤得更欢。前边的人用死力顶着，像钉木桩，不让挤过去。

双眉一出来，是在梨树底下，里面有这么几段：

风吹枝儿树猫腰，今年梨儿挂得好。上好的梨儿谁先尝哪，我提着篮儿上前方呀，送梨的人儿回去吧，前方的战斗紧张啊。

双眉唱着，眼睛望着台下面。台下的人，不挤也不动，整个大广场叫她的眼睛照亮了。

她用全部的精神唱。她觉得：台上台下都归她，天上地下都是她的东西。

（摘编自孙犁《白洋淀编》

文本二：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了童年时期阅读孙犁作品的体验，那个叫双眉的农村姑娘，特别是她流动的眼，对我有不可言传的美的诱惑。现在，当我一再重读孙犁先生的作品时，那些女孩子们年轻的、美好的生命，就会被重新召唤出理想，这并不违背孙犁先生的心愿，他说过，“女孩子们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

我常常想，为什么孙犁的作品至今经得起一读再读，至今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呢？除以上谈到的，他对人的深邃情感，他的真诚忠直。他对文化的悉心守护，我还想谈谈他对语言的珍视。孙犁先生说：“从事写作的人，应当像追求真理一样地去追求语言，应当把语言大量贮积起来，应当经常把你的语言放在纸上，放在你的心里，用纸的砧、心的锤来锤炼它们。”

（摘编自铁凝《重谈孙犁：在艰难时代中发现可爱、发现美》，《新京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