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网络文学创作者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向中华文化的回归、对时代耕神的回应，正在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网络文学在中国已经走过20多年历程。不久前发布的一项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指出，题材多元化，成为网络文学内容发展的新趋势。同时，年轻化也成为网络文学发展重要趋势，95后网文用户规模同比提升近20%，新生代的崛起促使行业产生内生式的升级和变革。

报告的这一结论与读者的感受是一致的。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网络文学不断走向主流、走向成熟。近年来，我国网络文学出现了向现实贴近、向经典靠拢、向传统文化取材的趋势，传播正能量、弘扬民族精神、表达文化自信的作品成批涌现。一些以往在网络文学中很少见到的题材，如扶贫、支教、足球发展、相声传承等，都有一批优秀作品深入反映；一些以往很少涉及的群体，如乡村教师、基层警察、农民、牧民等，都有作品在描写。即使是穿越等具有鲜明网络文学特色的作品，其中的优秀之作也不仅仅满足于横扫对手式的“爽文”，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巨大提高。如果说20年前网络文学刚刚诞生的时候，许多创作者只能称之为“写手”，那么今天的一些创作者已经可以称之为“作家”了。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能反映时代的风貌。网络文学诞生发展的20多年，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力显著增强的20多年。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昂扬向上。但早期的网络文学创作者受制于年龄和阅历，对于现实生活缺乏把握能力，对于时代精神的感召缺乏足够的敏感，在许多作品中基本看不到生活与时代的痕迹。但是，创作者不可能永远脱离现实，生活与时代所发生的转变直接或间接都会对创作者产生影响。近年来，网络文学感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召唤，人们对时代发展的自豪感、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在网络文学中不再缺席，反而成为创作者创作的背景与出发点，转变由此发生。

正是因为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网络文学才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近5年的作品来看，那些阅读量和评论量巨大的作品，有不少都是弘扬家国情怀、彰显奋斗精神、书写人间真情的。网络文学创作者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向中华文化的回归、对时代精神的回应，正在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他们的作品也因此赢得了更广泛的读者。“大浪淘沙始见金”，时代潮流滚滚向前，那些与时代同行的作品与创作者最终走向了无比广阔的大海。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3月）

材料二：

近年来，网络文学在我国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盗版行为的侵害。据有关统计，2018年我国网络文学因盗版造成的损失高达58.3亿元。打击各种盗版平台花样百出的侵权行为，成为网络文学发展壮大的重要前提。

与已经在正版化道路上取得很大进展的网络视频和网络音乐相比，网络文学的盗版难题显得格外突出。这既与文字作品本身的特性有关，也与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有关。相比视频和音乐作品，文字作品的存储空间特别小，即使是长达数百万字的作品，也只有几百个千字节。文字作品对服务器和宽带的要求也极低，尤其是随着移动阅读的兴起，盗版网络文学聚合类APP应用的监管难度显著增大。门槛低、获利大、打击难，网文盗版现象因此比较严重。

这几年，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持续打击和业内不断发起反盗版诉讼之下，盗版现象得到了初步遏制，盗版损失正在快速缩小，网络文学的版权保护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实际上，2018年网络文学因盗版造成的损失与2017年相比，已经下降了21.6%。尽管如此，对广大权利人特别是对辛苦创作的网文作家而言，因盗版造成的损失仍然难以承受，营造网络文学版权保护健康生态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从治理网络视频和网络音乐盗版问题的实践来看，行政、司法和社会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是打击侵权盗版的有效途径，其中司法保护尤为重要。实践中，许多权利人即使赢得了诉讼，所获赔偿也难以填平损失。按照现行有关法规，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侵犯著作权的最高赔偿金额为50万元。和权利人的损失相比，与不法分子的违法所得相比，这一赔偿标准明显不够。巨额诱惑面前，不法分子难免铤而走险，一犯再犯。

打击侵权盗版，需要完善版权保护制度体系。当前，网络文学已成为诸多文化创意产业的源头，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大，侵权盗版所造成的影响也水涨船高。如果不从立法层面加大处罚力度，考虑引入惩罚性赔偿措施，将不足以对不法分子构成威慑。盗版分子没有伤筋动骨，改换名头、换个“马甲”，还可能卷土重来。除此之外，也应从制度上鼓励创新、激发原创动力，推动优秀作品创作生产；创新版权治理模式，建立协同治理联动机制；推动版权信息共享，促进交易平台透明化等等。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4月）

材料一：

要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或者对现存国际秩序进行改革，首先需要看清世界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传统的问题，另一类是新问题。实际上，这两类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传统问题会包含许多新的因素，新问题的处理也会遇到传统观念和规则是否适用的问题，等等。

我们常谈及的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既包括大国力量和大国关系的变化，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力量整体上的增长。在大国中，以中国为例，过去从未发挥过像如今这样大的作用，而它和传统大国在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特别是价值观等方面都有许多不同。与此同时，许多传统上被视作小国的国家，现在的经济力量、人口数量实际并不比历史上的那些大国差。这就意味着，传统大国对国际关系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会相对下降。

新旧混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以贸易关系为例，过去人们在本国接触到的商品大多是单纯的国产或进口的。但20世纪末，我去美国时，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最物美价廉的东西，上面的标签常常写的是“美国设计，中国制造”，这就反映了产业链和贸易关系都在发生巨大变化。

在考虑对国际秩序进行改革或重新设计时，人们依据的往往是旧经验，但旧经验往往并不能解决新问题。因此，在我们考虑未来的国际秩序时，必须有新的思考、新的创造，如果仅拘泥于以往的历史经验，我们就很可能被误导，会错失机会。我认为，当今世界，若有各国不同制度间的和平竞赛，或许是有益的。

关于中国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是现存秩序的受益方。今天，中国也仍然希望现存秩序的改革是有序的。作为参与国际秩序改革的大国，中国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包括学习其他国家参与国际体系治理的经验等。客观地看，当前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力有很大提升，但在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影响仍很有限。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既是国际秩序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同时又是一个学习者，参与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的改革需要世界各国的广泛合作，而良好的合作需要彼此间的学习。

当然，新秩序的建立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合作，也不可避免地会充满各种力量的竞争与博弈。我们还不能确知未来的新秩序究竟怎样，但可以肯定，这种新秩序如能确立，必然要具有更大的兼容性，以适合于更多的参与者。“和而不同”，这样的世界难道不是很美妙吗？

（摘编自章百家《未来的国际新秩序需要“和而不同”》）

材料二：

事实上，中国与西方国家存在许多利益相交点，中国也向西方国家学习了很多发展经验。例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进行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通过全球化发展逐渐融入了全球价值链，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引进了一系列市场经济机制和运行规则，对中国自身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多可能。

当前，中国正在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2020年是中国开放的关键时间节点：外商投资法将正式生效，金融行业全面开放，电信、医疗、教育和养老等领域开放也将更上一层楼。可以说，中国开放的不仅是市场，更是心态。中国自古就有“和为贵”“以和为美”的价值观，今天中国人在“以和为美”的基础上更加开放友好，希望与世界各国在交流与互鉴中和平共存，和谐相处，互利共赢。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向西方国家学习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并在探索中总结出了一些中国自己的成功经验，可以供其他国家参考借鉴。比如，中国通过每五年制定一个新的国家发展规划与目标，将长期目标拆分为更易实现的短期目标，一步一个脚印，让国家发展更具有连贯性和效率，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反复与曲折。

中国与世界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并不是要搞“发展模式输出”，而是希望与各国携手合作、共同进步。中国是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受益者与支持者，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希望可以与世界各国分享自己的发展红利与成功经验。对于这一点，中美之间还要继续加强对话与交流，不断消除误解，提升互信。

中美两国交往密切，出现一些摩擦和矛盾在所难免，重要的是当摩擦和矛盾出现时，两国要保持沟通，增进理解和信任。中国的发展道路固然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但也不会与国际社会的主流发展模式截然相反，两者不会形成尖锐对立。21世纪的全球化应该更加包容和公平，只有实现多样化发展，世界才能更加丰富多彩。在全球化新阶段，“和而不同”的主旋律应当被再次唱响。

（摘编自王辉耀《“和而不同”应成为全球化新阶段主旋律》）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先进文化。通过媒体融合，红色文化的传播拓展了时空维度。同时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红色文化传播中的独特优势，使红色文化的传播速度更快、效率更高、范围更广。通过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结合，极大提升了红色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影响力。例如，光明日报客户端曾联合光明网推出H5融媒产品——《我的红色气质》，该款融媒产品结合党史上重要的红色精神地标——嘉兴红船、江西井冈山、陕西延安、山东沂蒙山、河北西柏坡等，网友通过上传自己的头像照，可以在不同场景中生成不同的人物形象，每个场景配合轻松的文字表述，最终以报纸版面的形式呈现，形象生动地展现出参与者的红色气质。产品一经推出，深受广大网友追捧。这样新奇的形式不仅能够向广大群众传递信息，传播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还可以吸引极少关注报纸新闻的青年一代，这进一步扩大了红色文化的受众群体，有利于红色文化的广泛和有效传播。

相对于传统媒体的单一传播路径，融媒体通过充分利用不同媒体的融合互补、实现了内容兼容、资源通融、宣传互融和利益共融，更加体现多维性和立体性。运用视频、动画、VR（虚拟现实技术）、AI（人工智能）等多样化的方式，提供生动化、形象化与“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帮助广大群众以更方便的方式了解红色文化。例如，广东省佛山市委宣传部曾主导开展的“佛山红色地标”融媒宣传活动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些专家学者和记者对佛山市的代表性革命遗址进行实地走访，每一个地标有一篇专属的集合图文视频的微信推文及录音广播，通过佛山市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传播，以此方式来带领四面八方的广大群众快速便捷地在线上打卡佛山市具有代表性的红色地标。

融媒体的优势有很多，除了信息传播快捷、广泛之外，其最大的优势就是互动性。融媒体时代在信息传播阶段基于受众的心理需要，尊重并赋予了群众话语权，使群众从单一的接收信息模式转变成接收并参与其中。一些传统课件在微博、微信以及最近火爆的短视频等社交平台上开设了官方账号，这些官方账号在短时间内集结了庞大的粉丝群体，通过点赞、关注、分享朋友圈等新形式传递文化、传播信息。这种群体传播的形式，可以促进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社会成员进行分享和畅通交流。例如，由华龙网大型主题策划的“穿越直播重返70年前英雄之城”，其内容设计上包括“抗战游戏”“穿越直播”“放飞和平鸽”等篇章，通过“穿越”的方法，将人们拉回到抗战时期，群众参与其中，从而感知抗战时期中国军民的骁勇精神，激发其珍爱和平之情。整个作品通过内容和技术的融合，将文字和图像视频融合，以互动的方式促使群众感受红色文化。这种交互性的传播方式，增强了传播者和群众间的互动，促进了文化的讨论和分享，有效地提升了红色文化的感召力。

（摘编自常锐、刘琳《融媒体背景下红色文化传播及其路径建构》）

材料二：

在传播媒介多元化发展的融媒体时代，红色文化的传播途径、媒介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使红色文化传播面临诸多挑战。

在传统传媒时代，由于传统主流媒体受到国家相关机构的领导，因此，这就为传统主流媒体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使其话语权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然而，随着触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呈现出源头多渠道、传播去中心化、意见表达多样性等新特征，这严重挤压了传统主流媒体的传播空间，使传统主流媒体话语主导权遭到削弱，受众面和影响范围也受到限制，最终导致红色文化传播效果不佳。

隐匿性、随意性、快捷性和不可预见性是融媒体时代信息发布的主要特点。当前，新媒体传播平台所呈现的主流舆情是健康的，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例如，虚假信息乱象、网络侵权乱象、跟帖评论乱象、负面信息扎堆乱象等等。这些网络乱象的存在，不仅使社交媒体网站、专业性网站等平台受到冲击，也对政府门户网站产生了挤压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红色文化等主旋律文化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新媒体的便捷性、互动性等优势容易吸引广大受众，一些由新媒体承载的正面信息有助于推动红色文化传播，而消极甚至反动的信息则会混淆视听，降低红色文化的权威性。面对网络媒体所承载的海量化信息，人们往往来不及深思熟虑就做出判断和选择，极容易被表象误导并影响行为；尤其是网络上出现的一些低俗、虚假、腐朽的信息会极大地削弱红色文化的价值引导作用，成为诱发不道德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的因素。

随着触媒体时代的到来，虽然官方传播主体已经开始注意到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起来开展红色文化传播活动，但对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挖掘不够，也没有从受众的心理需求出发去创新性地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其结果仍然无法改变官方传播主体传播红色文化“曲高和寡”的现状。

（摘编自张丽、陈俊《融媒体时代红色文化传播面临的挑战及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