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外

李广田

细雨，从早晨就在这山城上飘散着，没有一点儿停歇的意思。冒着雨，我到公园的操场去参加大会。开会时间是“上午九点”，时间已经到了，宽大的操场还是空落落的，细细的雨滴洒在地上，使白色的场子变得湿润，微带灰色，主席台上的白桌布在风中微微飘扬，仿佛无力地向什么人招手。

十点钟，我重又走回操场，这回是有人了，但七零八落，一点儿也不踊跃。先来的是军人，其次是学生，再其次——也就是最后的了，是“官吏”（官吏，这是广义的说法，凡拿国家的薪俸，应当为国家努力作事的都算在内，且不问他是否努力作事）。还该有什么人来吧？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会，决不该这样冷落，然而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没有什么人再来参加，等最后一个又高大又肥胖的“官吏”到场后，行礼如仪，大会便马上开始了。当那位肥大的“官吏”刚刚到场时，小学生们便窃窃私语道：“主席来了，一定是他作主席。不信吗？咱们打赌？”为什么这样自信？仿佛就只因为那个人最胖大就应该作大会主席似的，孩子们这样传递着眼色。果然，主席登台了，台下的行列稍稍活动了一下，但重又散乱了起来，随着主席讲话的进行，秩序也渐渐坏下去。不但场子里边，连场子外面也有了说话的营营声。场子外面说话的声音，是从许多穿着破烂衣裤打着赤脚的人们发出的，他们远远地站在圈外，有的两手剪在背后，有的两臂抱在胸前，有的这挑着粪篮，有的正扶着菜担，在他们黧黑而肮脏的面孔上，表示出复杂的神情：奇怪，纳闷，推测，多少还有点儿恐怖，仿佛是站在一个玩把戏的场子外面，虽然想进去又不好意思，就是只在圈子外面偷看两眼也唯恐人家向他讨票钱似的，在那儿逡巡着。有的站站就去了，而大多数还在那里呆着，复杂的情绪使他们发出复杂的声音，这就帮助了会场的紊乱。我想：你们还是直接地进来听听吧，你们是“民众”呵，然而他们不敢，他们反被驱逐了。说是理返，是颇严重的字眼，实际上是警察用指挥棒把他们挥退了。他们散开，但不即散去，他们有少数人还站在较远的地方瞭望。

雨继续下着，东南风送来花的香气、绿叶的气味和湿土的气味。公园里的桃花、山茶，尤其是楠树的花，开得正好。小学生在想着什么事呢？他们也许想到散会之后去折一枝桃花，并想起他的一个可以插花的小瓶，也许在埋怨着为什么把开会的日子定在星期天，假如定在明天开会（当然要放假的），不是可以连玩两天吗？于是，他们谈着，计算着，想起明天的晨课，想到尚未做完的算术题，也许轻轻地皱一皱眉头。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小女孩从衣袋里取出一把花生米，说着什么，递给了她的同学，而那一个则替她拍落头发上的雨珠。在我身旁的一位先生——大概是小学教员吧？——却正在同他的太太谈起了米的价钱，说是“涨了，不好买！”总之，他们都不大注意那位胖主席讲的是什么。我呢，我也不曾注意听他，因为我在想，在我思想的隙缝里，偶尔听到他一句半句愤慨的话：“前方……流血……后方……我们……唤醒民众……当兵……打退敌人……太平日子……”而我的思想把我拉到两千五百里的远方。在三个月前，我曾经住在那城市里，那是一个行政专员所在的地方，那地方距炮火的前线较近些。那个专员很聪明，每星期一，他能把城郊的“民众代表”——保甲长等——集合在操场里，行升旗礼，并向他们讲话，每遇其他集会也是一样。然而他却是借用了警察的棍子把他们——“民众代表”——赶了来的，而且赶入圈内之后不准早退，假如迟到或早退就要受罚。我的思想很混乱，特别是当我听到那位胖主席讲到“唤醒民众”的时候，我想：用棍子把民众赶入圈内，比较用棍子赶出圈外，是不是好一些呢？我正在为这问题困惑着，忽然听到主席提高了嗓子，仿佛非把自己的声带撕裂就不能表示出情绪激烈似的，大声喊道：“……诸位，我们有十二万分的把握，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完结！”主席用叠得方方正正的白手绢抹着额上的汗水，走下了讲台。听讲的人们都舒了一口气。但一口气尚未舒好，另一位红脸的先生又上台了。从台下人的私语中，知道他是什么委员。他才说了几句话，站在最前排的小学生已经厌烦得不能忍耐了，有的看天，有的顿去脚上的土，谈着，急待讲完之后好散队回家。红脸先生的话还更简单，仿佛只把主席的话作了摘要，最后结束道：“今天时候不早了，大家被雨淋着尚且热烈地来参加大会，这种精神，就可以把敌人打倒。完结！”最后呼口号，虽然听不清是喊些什么，也随着一齐乱喊，尤其是小学生们，“万岁，万岁”地喊得特别起劲。

散会了，大家立刻散去。我慢慢地走回来，我的脚步非常沉重，仿佛被雨中的泥泞胶住了鞋底一样。我的胸中感到空虚，而眼前则一片茫然。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六日

管城笔坊

古城书画界人，没有不知道“管城笔坊”的。一条僻静的街上，一个很小的门脸，一截短短的柜台，柜台上放着一长溜插满毛笔的竹笔筒。笔坊的主人总是不见，有顾客来了，喊一声：“有人吗？”

声音未逝，正在内间忙着做笔的主人，来不及解去围腰，就笑吟吟地走出来了。

这就是管城，六十岁刚过，一头白发，瘦精精的。掌柜、伙计、笔匠，都是他一个人。老婆和两个儿子在离城几十里外的青山桥乡下，种田、种果树、种大棚蔬菜，日子过得很丰足。

管城世代虽居乡下，主要精力却是做毛笔，技艺是祖传下来的。他姓管名城，一般人不知道“管城”二字其实就是毛笔的代称，《史记》里说：“蒙（恬）将军拔中山之毫^【1】，始皇封于管城，世遂有名。”二十年前，管城毅然从老家来到古城，开了这个笔坊，专制专卖各种不同型号的羊毫、狼毫、兼毫笔。做一支笔，须经一百多道工序，纯以手工操作，选料精，做工细，笔之四德“尖、齐、圆、健”无一不备。书画家用起来得心应手，有如神助，而且价钱公道，因此管城笔坊名声日著。名声是名声，却并不怎么赚钱，但管城怡然自得。他本想让儿子弃农来子承父业，年轻人却不愿意，整天傻子似的做笔，累不说，钱还少，划不来！老爷子又死心眼，每一道工序都不肯马虎，动辄就是粗声粗气地教训一番，谁受得了呢？管城只好独打鼓独划船，一个人撑着笔坊，谁叫他爱的就是这一行呢！每日三顿饭，到街上小饭铺去，利索；老伴半个月进城一次，为他洗衣、洗被，打扫里外卫生。

老伴劝他：“累了一辈子，回家过几天舒坦日子吧。儿子、孙子整天围在身边转，几多快活。”

管城说：“我离不开城里这些书家、画家，我得留下来为他们做笔。”

老伴叹了口长气：“你这是何苦呢？”

“我喜欢。”

管城在书画界有很多朋友，他们都习惯用管城做的笔写字画画。为了感谢管城，不时地给他送来书画佳作以表谢意。夜深人静时，管城会在灯下，一张一张地细看这些字画，看着看着，忍不住就要打几个哈哈。这日子，滋润！

古城书法家主席秋驰毫，在一个初秋的日子，忽然打电话来，中午请管城到府上小酌，并有事相求。

管城捶了捶酸痛的腰，得意地一笑，秋驰毫有什么事相求呢？无非是请他做笔！他很喜欢这个四十岁刚出头的书法家，自号墨云斋主，为人谦和，字确实写得不错。幼承庭训，秋驰毫从五岁开始习字，遍临碑帖，功夫很扎实，特别是草书，学的是怀素，兼及张旭、孙过庭，已有自己的面目，运笔于纸，如风雨骤至，飒然有声，纵横驰骛，充满着一种别有的韵味！

近午时，管城关了铺面，换了干净衣衫，坐公交车去了城南的秋府。

小院里花木扶疏，清凉可人。秋驰毫一直迎到院门口，然后，引着管城进了书房。秋夫人端上茶来，说：“管先生，你们谈，我去厨房了。”

“管先生，再过一个多月，我应邀要去法国巴黎办一个草书展览，还得现场表演。我想请你制两支羊狼毫长颖提笔，不知可否？”

“当然可以。”“有了你的笔，我就心里有底了。”“过奖。过奖。”“作品都已装裱好了，请你过过目，提提意见。”“不敢当。我是外行，秋先生抬举我了。”秋驰毫从柜子里抱出一大捆卷轴，然后一张一张地展开。

管城凝神细看，看布局，看行气，看笔划，看墨色，却一直抿着嘴，不作声。

“管先生，如何？”“不……错。这五十幅大作，不知秋先生写了多长时间？”“也就半个来月吧。”“呵……好。”

管城觉得这些作品，往粗里说都达到了相当水平，再往细处看，却露出浮躁之气，是“赶”出来的，不似天然生成。

秋驰毫说：“管先生好像没把话说完。”

“哪里哪里。我在想该怎么为先生做笔哩。我得关门回老家去一趟，入秋了，山羊毛好找，黄鼠狼则要请人去捕，选一条上等尾巴上的毛，然后平心静气在老家制做。笔杆我想用绿檀和紫檀，再刻上字。”

秋驰毫向管城鞠了一躬，说：“你要说的话都说了，后学惭愧。管先生，内人大概已把酒菜备好了，今儿我们要好好喝几杯。”

“谢谢。”

……

管城再次来到秋府，已是一个月后的一个晚上，下着疏疏密密的秋雨。

秋驰毫殷勤地接过管城的伞，收好，放在客厅门边。然后，请管城在古雅的八仙桌边坐下来，亲自沏上一杯龙井茶。

管城从怀里掏出一个细长木匣，打开来，里面躺着两支羊狼毫长颖提笔。

“秋先生，请一试。”

秋驰毫接过来，看了又看，感动地说：“先生之笔，何须一试，定是上品无疑。你关门歇业一月之久，就为制这两支笔，而且静居乡间力避尘扰，精气神全在这笔中了。请先生报个价吧，我全付！”

管城摇了摇头，说：“还是常价，每支百元，多一个子不取。”

“这怎么行呢？先生太亏了。”

“你再说就生分了。我只愿先生此次出访，载誉而归。”

秋驰毫突然目光一亮，说：“先生上次看拙字而不肯赐教，但从你的眼神里我却明白了什么。你走后，我再看一遍，浑身冒汗啊，随处可见急功近利之迹，便一把火烧了。致函东道主，容我推迟一年再出国门。先生专意做笔而不慕名利，是对我的最好教诲。”

管城笑了，站起来大声说：“秋先生，请撤下茶杯换上酒碗，我真的要讨碗酒喝了！”

（取材于聂鑫森的同名小说）

注释：【1】中山之毫：古代中山兔的毛，可用于制笔。相传蒙恬曾取中山兔毛制作毛笔。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借条

王愿坚

1934年的秋天，老根据地的红军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了，国民党反动派像一群黑老鸦一样，来到了根据地。这一来，程元吉和当地的人民又过起了胆汁拌黄连的苦日子。

这天晚上，天气更加寒冷。月牙儿斜挂在西天，冷冷地瞅着这个荒芜了的灵田村。

小竹寮里只剩下了两个人：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那个年岁大些的，就是程元吉。他怎么能不兴奋呢，过了将近半年的苦日子，今天见到了山上红军游击队的人，知道了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情况，他像郁郁闷烟的柴堆，一阵风儿吹来，又冒起炎炎的火苗来了。他把座位往前移了移，几乎是贴在那人的脸上，低声地说：“不能留一宿?这世道，见个亲人不容易啊!”

“不啦，我马上就得走，还有工作要干哪。”那人沉思了一会儿又说，“阿叔，实告你讲，有一桩紧急的事……”

他的话还没说出口，程元吉忙一把逮住那人的肩膀晃了晃，急促地说：“咳，范同志，有事交给我，我拼上身家性命也能干!”

范同志笑笑说；“这事危险啊，弄不好要牺牲性命呢。”原来游击队上山以后，碰到了一堆堆的困难：吃没粮，住没房，伤了病了没药治，冷了没衣裳，而最困难的是缺乏武器、弹药。最近接到情报，敌人打算把一些被捕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往城里送，游击队决定乘机消灭押队的白匪。这样，火药就急等着用了。山上考虑到程元吉常到城里卖蔬菜，人缘好，地理熟，才决定请他来执行这项任务。

程元吉静静地听范同志讲完了，想了一想，问：“送到哪儿?什么时候送到?”

“明天，最迟后天晚上，一定要送到，我们在城南十八樊家东南角的山神庙里等你。”范同志说了联络地点和暗号，就趁着夜黑走了。

第二天，程元吉起了个黑早，拾掇了一担青菜，一溜小跑赶进了城。他把青菜胡乱要个低价卖了，按照范同志说的路，赶到了一家小饭馆，选了个座位坐下来，喊了声：“老板，来碗馄饨，多加点胡椒!”

只听得里屋里叮叮当当一阵响，两个保安团的兵拥扯地押出一个人来。其中有一个兵手里还抱着两个大报纸包，顺着纸包的裂缝，一缕黑药轻轻地洒出来。那人被反捆着两手，脸上嘴上流着鲜血，嘴角紧闭着。他走过程元吉身边时，小声地说：“老乡，买卖遭了事，好在屋里有面，你要吃啥只好自己弄了!”

程元吉挑着箩筐在大街上茫无目的地走着，心像刀绞着似的，又痛楚又慌乱。很明显，接头人被捕了，要搞的火药落到了敌人手里，游击队得不到这批军火的供应了……

“对了!”程元吉仔细揣想了接头同志最后的话以后，不由得两手一拍叫出声来。他又把这意思重新想了一遍：“屋里有面”就是说城里还能买得到黑药，剩下的就要自己想办法了，这办法就是自己设法弄钱来买!他连忙起身，在城里转了一圈，跑了几家猎具店和爆竹店大致打听了一下价钱，就动身回家了。

一进家门，老婆望着他那急慌慌的神色，担心地问：“出了什么事啦?”

他走到老婆跟前，放软了口气说：“兰子妈，跟你商量个事……我想把咱那块地卖掉!”

“卖地?”老婆很少听到丈夫用这样柔和的口气说话，猛一听，不觉有点奇怪。

“是啊，要卖掉!”程元吉说，“不瞒你，我用钱给山上置办东西。咱们，卖了地再租点地种，我多打几个长工，你多做点针线，还能过得去，可山上……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咱拍拍胸膛摸摸心，不能不管哪!”

老婆没有说什么，她懂得丈夫的心。她不声不响地拉过箱子，找出那张地契来，交给丈夫，却不禁流下泪来——她心痛自己这点唯一的家产哪。其实程元吉也不是没有想到这一层，但是，这点地，甚至这全家人，比起解救受难同志的事来，显得太微小了。经过一晚上的奔走，地契又落到了萧家地主的手里……

第二天一早，他带上这笔钱又进了城。自然，在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少不了又费了些劲：对这家店说要打猎，对那家店里说要做爆竹，好容易凑集了十来斤黑药，和一些黄药。剩下几个钱，又买了一点医药。

傍晚，他找个僻静地方，把这些东西装到粪桶里，上面隔着油纸盖上层干粪。他的身份掩护了他。他混过城门岗的盘查，出了城，一气就赶到了指定的地点。

小小的破山神庙里挤满了人，队长、政委焦急地在庙门外走来走去。大家一见程元吉来了，连忙迎上去。政委接过药包，高兴地拍着程元吉的肩膀说：“老乡，真得谢谢你呀!”

“哎，算啦，自己人嘛，说这干啥?”他本想把自己做的事瞒过去的，但想起了接头站遭到破坏的事，就说：“只是那个接头的地方再也别去人了。”接着就把事情的经过谈了谈。

队长、政委和同志们都静静地听着。听完了，政委紧紧地抓住程元吉的手，激动地说：“好老乡!你这样爱护自己的军队，我们也永远忘不了你!只是……”政委搜索了一下衣袋，为难地说：“只是我们一时没法报答你。这样办吧!”他摸出钢笔，在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头，借着电筒的亮光，写下了几个字：飞今借到灵田村程元吉老乡火药十六斤，药品一部分。

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支队支队长   柳笙   政委   吴功强

1934年12月18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