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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花，雪白的梨花

姜德明

快到天津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多年来，我每次坐火车路过天津，总要站在走道的窗前仔细地往外望着，寻找我童年的踪迹。

忽然发现在我身后站着一个军人，正同我一起望着车窗外的一条长街。

“这条街的变化不大么。”那位军人跟我说，三十年前打下了天津，他们的部队在这儿住过一阵子。我顿时同他亲热起来，告诉他当年我就住在这附近。我问他还记得部队开拔的那一天正下雪吗？①他大声地嚷着：“好大的雪呀！”于是，在我的记忆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在风雪中伫立的身影……

②一个带着硝烟烈火的黎明，巷战中激烈的枪声渐渐地稀疏了，解放军终于把我们从地窖里解放了出来。当我们从阴暗的地窖里爬出来的时候，迎来的是一个真正的黎明。

就在这天中午，解放军来我们院里号房子。我们高高兴兴地把一间有土炕的房子让给了他们。从此便有一个班的战士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住的那屋子总是挤满了人，人们什么都想打听，老大娘还一个个地问人家老家有几口人，双亲可结实，甚至问人家定亲了没有。问得战士们真不好意思。

那时我们的野战军刚刚进入大城市，战士们领来粮食要自己烧饭，他们去借院里梨花嫂家的锅灶。就在这时，不知为什么梨花嫂又被丈夫打了。一位年龄较大的战士制止了那男人：“老乡，有话好好说，不许打人。”同院的邻居说：“解放军来了，不兴打人，家务事也不能打人。”梨花嫂抹了抹眼泪，默默地把刷锅的炊帚递给了那位战士。

梨花嫂十几岁就从乡下嫁到这院子里来，现在也不过二十岁出头。她长得眉清目秀，每逢过端阳节的时候，院里的人都找梨花嫂给剪窗花，她剪的那蝎子、蜈蚣就像是活的。可是这样一个好媳妇，却常常受到不务正业的丈夫的打骂。人们常常可以透过她家的破窗户纸，听到那男人正在骂着：“我是用钱把你买来的！”

战士们有时在院子里开会，那时开会前兴拉歌子，院里的婶子、大娘们也都爱出来听歌子。遇到这种时候，梨花嫂也总是远远地站在自己屋门口，扶着门框凝神地听着。梨花嫂就是灵，有时她在院里烧火做饭，一个人便轻轻地哼了起来，唱的正是从战士那儿听来的。我可从没听到过梨花嫂唱歌，也从没见过她这样高兴过。③灶里的火光映红了她的脸，我发现这时候的梨花嫂最漂亮了。

慢慢地梨花嫂也敢跟战士们讲话了。有一次她抢着给战士们洗军衣；还有一次，正是那个来借锅灶的年岁较大的战士病倒在炕上，她不声不响地做了一碗鸡蛋挂面送到战士手上。

每天晚上，在战士们的屋里都坐满了听故事的人。我现在想来还挺奇怪，他们不过是才入伍一两年的农民，为什么讲起红军长征呀，毛泽东、朱德呀……竟那么熟悉，那么自豪。人们都听得心里热乎乎的，眼睛里闪烁着光彩。有一次那位年岁较大的战士讲到，部队每解放一处地方，老百姓有多大的冤屈都能伸，那一次梨花嫂也在门外听着。

战士们常常去执行紧急任务，有一天战士们都低头不语，那位年岁较大的战士再也没有回来，问起来，才知道他触雷牺牲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全院里最伤心的却是梨花嫂。她躲在屋里哭了一场。第二天，她还按照家乡的风俗，叠了几张纸钱，在月亮升起的时候为死了的那位大哥烧化了。④在她的心目中，第一次得到、也是第一次失去了一个真正的好人，一个真正的亲人。

快要过旧历年了，院里的人们也都盘算着如何同战士们一起过个“解放年”。可是，有一天夜里，当我正在浓睡的时候，隐隐约约地听到战士们低声唤着：“大伯、大娘，借您的面盆放在门口了，草席卷好放在炕上了，柴火钱放在窗台上了……”远处传来了车马声，响起了军号声……当我清醒过来，立即披衣而起的时候，院子里白茫茫的一片，已经找不见战士的踪影了。满天雪花弥漫，今年的第一场大雪降临了。

我的心里好像突然失去了什么，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部队为了怕打扰老百姓而星夜出发了。

我急忙跑出了胡同，大街上到处是军马和炮车，还有列队而行的长长的队伍，我跟随着队伍朝前奔跑着。雪越下越大了，就在长街尽头的铁路桥下，在那斜坡上站立着一个身影，啊，那穿着褪了色的蓝花棉袄的女人不正是梨花嫂吗？她满身落满了雪花，呆呆地望着远去的队伍……不知怎的，我不忍心去惊动她。队伍正在迎着风雪向南挺进着，向南，向南。谁又知道梨花嫂究竟在风雪中站立了多久呢……

不久，我就离开了家乡投奔了革命学校，在外边我很快就听到梨花嫂失踪的消息。

夜深了，火车早已过了天津，正奔驰在辽阔的大平原上。我望着对面正平静地发出鼾声的那位军官，我想明天一早一定要问问他，当年他们在风雪中离开这座城市时，可曾看到一个在风雪中追赶他们的年轻媳妇。

列车轰隆隆地朝南行进着……我紧闭了双眼，好像在列车的后面正有一个年轻的媳妇在追赶着列车。她在奔跑着，向南，向南，一直向南……当我困惑地真想睡去的时候，眼前又飘起漫天风雪。那纷纷扬扬的雪片，忽而又变成一瓣瓣美丽的梨花。我只感到脸上有点轻柔的湿润，还闻到一种淡雅的香味，啊，那雪花一样洁白的梨花呀！

1980年6月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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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咬住了狗尾巴

阿微木依萝

喏，那“庞然大物”就是我爹的老年代步三轮车，它有个响亮的称呼：宝马。这是我爹考虑了一个月才定下来的名号。

我爹是个固执的老头，也是个幽默的老头。

是个脾气暴躁的老头，也是个冠心病患者。

是个上网积极分子，也是个有追求的吃货。他的追求是：每顿有肉，多少不限，一小片也行。他也是个有审美情趣的人，喜欢房子周围种满花草和果木。他六十多岁了还很天真，很自恋，很自信，很骄傲，很冲动，也很冷静，是个相当复杂的矛盾体。退役后，他的兴趣是改造任何可以改造的东西，改造不好的就扔出门去，比如我。

宝马刚买回来那会儿是原装货，按照设计师喜好打造的外观，算不上特别好看，但也不丑。现在嘛，您一定想亲眼瞧一瞧，用我爹的话说：整个镇找不出比它漂亮的。它经过一番改造，已经不是原来的它了。

我爹最先看中的就是这辆老年代步车的小巧，按照心理上“居高临下”的看法，这么小的车子就算想飞起来，他也能一把摁住。车子的体积正是他这种反应逐渐迟钝的老头能驾驭的。但毕竟现代化的东西不可小瞧，年轻时上过战场，学会了怎样保命，他便十分清醒地下了决定，不轻举妄动，改造的事暂放一边。因此第一天，他并没有着手改造它，而是上车熟悉环境，就好比古时候买了马匹，要跑一跑才知道马的耐心和脚力。他上车试了几圈，都是开在最慢的挡位，摇摇晃晃速度恰好。到了第三天下午，他有点底气了，玩起了“飙车”，把它开在最快那个挡位。当然啦，只在直路上放开“缰绳”，拐弯处还是比较遵守交通规则的，减速慢行。

我妈觉得这种小心翼翼的举动纯粹就是怕死，她会骑摩托车，我爹不会，这项技能是她在我爹面前永远的骄傲。有时为了炫技吵嘴，她会昂起脑袋：“老子骑摩托车，‘呼’一下就过去了，你连灰尘都吃不到一滴，你信不信？”我爹也会昂起脑袋并摇起他的二郎腿：“如果翻车，你也‘呼’一下就过去了，你信不信？”

吵架，已经是他们两个一辈子的事业。像月亮咬住了狗尾巴，我爹我妈，他们的生活里大部分光阴都用在了吵架上。

我爹改造宝马车是在半个月以后，陆陆续续，网购的各种工具和材料也收到了。他首先给车子安装框架，四根空心不锈钢架子，就像四根开天辟地的顶天柱子，把一块遮风避雨的灰色顶盖架在了车子上，等于给它弄了个吊顶。之后网购一些围帘，都是不透雨的材质，帘子的颜色很讲究，迷彩色——他一辈子的审美终结色。把帘子往四根柱子上一挂，厢式老年代步车的样子就出来了，也终于有了过去时候的轿子的味道，如果把轮子取掉，“走嘞”一声，四个人就可以抬着“轿子”出门。车轮胎三个，每一个轮子都有自己的备胎，打气筒从手动到电动各一个，车子喇叭揪下来换了新的，因为战场上打聋了一只耳朵，他觉得自己听不到的声音别人都听不到。车头上的灯也都有备用的，就连车屁股上的两颗刹车灯也有备用。他在机械方面极有天赋，年轻时候会组装机械手表，修理电视机，各种家电维修全都无师自通，对于老年代步车的简单维修，不在话下。这么一番下来，国家发给他的优抚补助，几乎都用在了宝马身上。我们有时候怂恿他发个红包在家人群里，让儿孙们试一试手气，让大家都高兴高兴，他一直不肯，他说他不高兴，他要勤俭持家。

每日骑车到镇上，是他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候，不管有事没事，没事就创造一件事，也要去一趟。

宝马车现在什么活都干，每日驮着我爹去赶集，还负责家里添补柴火的工作。它的主人虽然爱惜它，但主人偏又是个怕冷的动物，冬天来临之前，它的车厢里就塞满了柴疙瘩。长久的工作使它逐渐露出疲相，爬坡开始费劲，每到快要熄火断气的时候，主人就给它打气：冲啊，兄弟，快上去了，你，可以的。

我爹是个遵从自然法则的人。周边如果有人去世，别人都在说可惜了，怎么怎么，他不一样，他搞不好抬起下巴就是一通大笑，他经常把谁的死亡称为“翘辫子”或“翘脚”。总之，死亡从他的语气里流出来，就仿佛变成了一件平常事。

其实，我爹根本没有从战场上回来，当然，他只会跟您说，他回来了，他多么幸运，没有阵亡，退伍的那天，他走在月光下，走向了回家的路，我们的确跟他鲜活的生命生活在一起，可他的灵魂没有回来，至少好像没有全部回来。他年轻时喜欢东奔西走，结婚后也很少在家，几乎是个有家的流浪汉，我觉得他就是在寻找一些从自身散落出去的东西。当然，您问他，他也说不出自己丢了什么。这是我妈极不满意的，他们两个如今最大的遗憾，就是年轻时没有离婚。我爹的世界里有月亮，但月亮咬住了狗尾巴，而我爹，就是那只忧伤的狗。

世界上如果有一个鬼的话，那就是你妈。这是我爹说的。

世界上如果有一个恶鬼的话，那就是你爹。这是我妈说的。

世界上如果有两个鬼的话，那就是我爹妈。这是我说的。

忘记是在什么时间说的了。只记得我说完这句话，他们终于同心协力，跟我说了一个字：滚。

（摘自《散文》2022年第10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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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生根

陶灵

一

罗志军家住在钢厂的平房宿舍，旁边有一棵又老又大的黄桷树，他大概两三岁时，工人师傅把树连根挖起来，说是做钢炉用的扒渣板。挖走的黄桷树根系发达，最远窜到前面岩石缝里钻出来，有二三十米的距离。母树挖走后，从石缝钻出来的根又生出一棵儿树，巴在岩石上长大。罗志军十来岁时，儿黄桷树已有大瓷碗口粗了，它的许多条根又盘根错节地紧紧扎进石缝里。

有一天，罗志军放学回来，父亲下班拢屋，喊道：“罗罗，去砍几根树丫巴来栽起。”罗志军像只小猴几下子就爬上了黄桷树，砍了三根一米多长的枝丫。他家住端头，房前屋后和侧墙边各栽了一根。栽之前他把枝丫底部划破成十字口，卡上一颗小石子。

树丫活了，几年后，长得比大人手臂还粗。平房的厨房都在后屋，罗志军的父亲把后门外的空地平整了出来，夏天傍晚时，相邻的几户人都在黄桷树下摆上小桌凳，边吃饭边歇凉。夜晚又在树下搭起凉床睡觉。

这三棵黄桷树长到合围粗的时候，罗志军已大学毕业当了两年老师，家也搬进了楼房。原先的平房宿舍拆除，建起钢厂职工医院的新门诊部，三棵黄桷树留在了门诊部门前，如今树干粗到两人拉手才可合抱。

我去过嘉陵江中游的武胜县老城，江边解放街旁有一坡石梯，与新城相连。县城完全往外发展后，老街逐渐冷清下来，石梯上偶尔有一两个行人上下。梯道中间挺立一棵粗壮的黄桷树，枝叶扶疏，给四周带来了灵动，看上去这里不但不显荒凉，反而透露出一份时光积淀后的成熟与淡然。

二

“落地生根，黄桷树肯定长得很。”小时候听姑爷这么说。

姑爷家门前有一条山沟流过，左边人户院坝沟边生长着一棵大黄桷树，树冠几乎遮盖了整个坝子。清道光时的一年，春夏大旱无雨，入冬前，姑爷祖上两个老辈子背一包税盐去山里换粮食。第三天回来时，豌豆、胡豆、苞谷、米等一大挑，在路上砍了根黄桷树棒当打杵，天黑到家，顺手插在院坝边边上，没再管它。

第二年树棒发了芽……

姑爷说，这故事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传到他这代时，黄桷树仍在，更大更老了，但树前的房子却已改了姓。姑爷的爷爷和爹妈都抽大烟，败了家，搬到旁边的“偏偏房”住，买房的是罗家。

“这树是‘活’的，它每天都把我们盯到起的。”陆陆续续听到姑爷摆过很多这树的故事。

姑爷的爷爷把房子卖给罗家前，想把黄桷树先卖给铁厂，他们生产熬盐的大铁锅。化铁水时，须用木棒搅拌，捞出渣滓，其他木棒一入铁水马上就要燃起来，唯用黄桷树棒不燃。砍树前，按规矩请了一位私塾先生代写契约。先生磨好墨、铺开纸，正准备动笔，突然眼镜掉在地上，镜片摔得粉碎。先生受到惊吓，认为是老天在警告自己，这个契约不能写。黄桷树保存了下来。

我感冒咳嗽时，如果是初夏，姑姑会从这棵黄桷树干上扯下一些白须须，熬了水给我喝。没白须须的季节，就剥点根或树皮熬水，喝一两天就好。

有一天大人们坐在黄桷树下摆龙门阵。罗家小儿子说，从前的从前，有一年，这棵黄桷树的叶子掉光了，枝丫也枯了，大家都说老死了。腊月里的一天，有一户儿在院坝杀年猪，地灶锅里炖着猪骨、猪下水翻开，不知哪儿来的一个叫花子讨骨头啃。年关叫花子特别多，正忙着的杀猪匠见他连讨饭碗都不拿一个，没好气地“杵”了一句：“骨头没得！汤要不要？”这叫花子当真：“要！”便提起脏兮兮的衣襟接汤。杀猪匠也缺德，硬是舀了一瓢汤倒在他衣襟里，可汤竟一滴不漏。杀猪匠目瞪口呆地看着叫花子一步一步走到枯黄桷树下，把汤倒在树根脚。“轰”地一声，黄桷树着了火，火苗从下到上舔了个遍，就熄了。第二年开春，被烤得皴黑的枝丫发出嫩芽，黄桷树活了过来。

三

漫步重庆城，随处可见一棵棵苍劲的黄桷树，根系紧紧扎进石缝，屹然挺立在城墙、堡坎、石壁上。初春时，一片新绿悦目；盛夏，如一把把遮阳的巨伞；秋冬，他树凋零，黄桷树依然郁郁葱葱地昂扬。这是重庆人特别引以为自豪的一道风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重庆城行道树中已有黄桷树两千多棵，1985年底，近万棵。1986年7月，黄桷树被确定为重庆市市树。

重庆城建在山上，山又在城中，道路两旁，过去建有很多挡土石堡坎，或在岩石上敷一层三合土护面，夏天辐射热大，平时看上去也不美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园林绿化部门在朝天门城墙和北区路岩壁上进行垂直绿化试点。园林工人从几公里外运来新土，腰上拴绳子，吊在石壁、堡坎上打洞、填土、垒石做窝子，再次栽种迎春花、爬壁虎、七姊妹等藤蔓植物十来万株，并栽种三千二百多棵黄桷树。三年中，藤蔓植物因各种原因损坏、死亡殆尽，唯有大量的黄桷树成活下来。

四

初中时，我读了《松树的风格》《白杨礼赞》后，对满城的黄桷树心存好奇，希望也能找到伟岸的故事。那时候阅读物有限，便依靠《现代汉语词典》查找。结果没有黄桷树，只是“黄葛树”，注解：“落叶乔木，叶子卵形，平滑有光泽，花托球形。木材暗灰色，质地轻软。”虽然有些失望，但想来应该是它了：黄桷树的叶子也是卵形的，球形花托可能就是我们俗称的“黄桷泡儿”。

有一次写作文，我把“黄桷树”写成“黄葛树”。老师在“葛”字处画了叉，写上“桷”。后来我查证，植物学里也没有黄桷树，就是黄葛树。重庆方言中，“角”与“葛”读音相同，重庆人想当然地认为树木名称应加“木”旁，于是就有了“黄桷树”的叫法和写法，久而久之成为习惯，叫“黄桷”的地名也比比皆是。

错判“黄葛树”的周老师是山东人，七年后我们竟然成为同事。我被抽去写县志，他是县志主编。周老师肯定不记得错判“黄葛树”的事，他家乡没有这种树，入乡随俗认定了“黄桷树”。可他并没有“落地生根”，县志没写完就远走了，不是回家乡山东，而是去了富裕而陌生的成都平原。

很快，我也离开县志办，到了市里工作。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