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创业史（节选）

柳青

头上包着头巾的梁生宝，用一个升子，把稻种从麻袋里，舀到他互助组的人们带来的器具里头。头上戴着黑制帽、庄稼人棉袄上结着军用宽皮带的冯有万，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那里，用一杆钩子秤，确定各人的器具和稻种的分量。这个民兵队长的神气，很明显地给蛤蟆滩的庄稼人这样一种印象：他以本互助组的事情，吸引来这样多庄稼人参观为骄傲。

“哎！生宝，那不算个事呀！”任老四大声嚷着，大舌头嘴里溅着唾沫星子，“你一路的花销不合计在稻价里头，那不算个事呀！你出门好几天，为大伙劳累了就好了，再贴赔上些盘费？那算个啥理儿？……”

“你真烦人！”有万不满意地打断他，“要告诉你几遍呢？咱组长一路没进栈房，吃的是家里带去的馍，算啥盘费？”

“家里带去的馍，是泥捏的吗？”他认定稻种价里头，只算原价、车票和运费，而不计算生宝的盘费，这事不合理。任老四心下直怪有万太心粗，不能细察人情世故。他说：“你光管自家畅快，不顾人家的光景！"

“算哩！算哩！谁和你缠？咱组长不是小气鬼，人家是共产党员……”

“怎？共产党员不吃五谷，不穿布匹活着吗？”

生宝一只手捉着麻袋口，一只手捉着升子，看看任老四腰里结的稻草绳腰带，笑劝这个老实头庄稼人说：“你甭挂心我哩！你挂心你自家的光景吧！”

欢喜也不满意他四爹的这份啰唆劲儿。

“你尽废话！你连眼前这稻种钱，也是咱组长给你垫着哩。你这阵就要给钱？还是怎样？”

“我这阵给不起，欠也欠不起吗？”任老四嘴里溅着唾沫星子。

这工夫，郭世富戴毡帽的脸孔，在更远点的人头中间，呈现出鄙视的笑容。他胡髭剪得很齐的嘴唇扁了扁，鼻孔里头发出轻蔑的冷笑声。那样子等于用嘴巴明言：“你两年欠下我一石‘活跃借贷'粮没还。你还说‘欠’‘欠’，你光知道个‘欠’！”

任老四才看见郭世富戴毡帽的皱纹脸，脸色一下子黄了，很快又红了。任老四躲避着郭世富的目光，不声不响，跷出草棚院的街门，走了。

这时，早年的豆腐客梁大老汉，把一条口袋伸向冯有万，理直气壮地说：

“把这条口袋称一称。”

“这是做啥？”有万不明白老汉的意图。秃顶老汉不和有万说话。他软皮囊似的灰暗脸孔，带着盛气凌人的笑容，用家长兼富裕者的双重权威口气，命令生宝：

“给我弄上五升！”

“你？……”生宝迷惑地眨巴着眼睛，回忆着说，“你家的稻种，俺生禄哥拿回去了！”

“这是章村你大姐要的。尽说这稻种好，她要分些试试。”

全院庄稼人的眼睛，都盯着生宝作难的脸色。

有万气得鼓鼓，手里拿着秤，噘着嘴。

秃顶老汉盯着年轻的互助组长。生宝手里拿着空升子发呆。他想：“这不是倚老卖老吗？这叫人怎办哩？他仗着他家的马在全互助组最强，又只他一家有车，互助组离不得他家。这真是欺人太甚了！我就不给他分这稻种，看他能怎样？”

老头垂着软囊囊的眼皮挺厉害地说：“怎？起身的时光，俺家没给钱吗？这阵有富余的，旁人能分，门中人和亲戚倒不能分？俺拿多少稻种给多少钱，分文不欠人的！”

满院庄稼人群静悄悄的，好像看一出戏看到紧要的场面。

生宝心里又拐了弯：“算了吧，给他算了吧！为了这几升稻种的事，惹恼老汉要退组，太没意思了。容让了他这一回……”

“伯哎！”他开口说，努力做出和好的笑容，“是这样：你老人家既开了口，给章村俺大姐家，多少也分上点。”

“分多少？”

“二升，你老人家看怎样？”

“哼！插不到半亩地！”

“三升！”生宝狠一狠，又添了一升。“四升！”梁大老汉退让了一升。

“你老人家也给我留点情面！”生宝指着满院的人，强硬起来了，“叫大伙能看得下去！……”

秃顶老汉退让了。

“就是哩。三升就三升吧……”

生宝自己捉秤，打发走了这个胡子斑白而不能令人尊敬的老汉。

一群庄稼人严严实实把生宝挤在中间。大伙争着抢着，要分稻种。

一只出过了力的庄稼人手，从后面伸过来，扳生宝的肩膀。生宝扭头看时，是郭世富。

郭世富把胡髭剪得很齐的嘴巴，安置到生宝耳朵上来了。

“你能余多少稻种？”声音很低，很亲切。“二三斗……”生宝大声地回答。“一斗合计多少钱呢？”“两块六角多一点。”

“我给五块钱，你卖给我一斗，行不？”

“我不是稻种贩子嘛！”生宝对郭世富讽刺地笑说。

大伙嚷嚷起来了。

“世富老大！你说啥，大点声嘛！”

“没说啥，没说啥。”郭世富连忙声明着，见风头不顺，低头出了街门，离开这伙贫农。

生宝向大伙提出：蛤蟆滩的互助组长们，每人不超过二升稻种，去做试办。大伙同意了。

于是，生宝就开始给大伙分稻种了。人们拥挤着，喧嚷着，一霎时把生宝弄得头昏脑涨。……

当院里只留下生宝一个人的时候，他把剩下的稻种一称，不住地惋惜地咂嘴。

“把它的！弄下这事！”“怎呢？”妈在屋里问。“弄得咱不够了。”

“罢哩！咱用上一部分旧稻种算哩。”我们的互助组组长乐呵呵地说，因为自己对群众有用而情绪很高。

梁三老汉在磨棚子里磨玉米面，听见发生了什么事儿，再也忍耐不住，颠出磨棚，站在院里。

罗面把他弄得头发、眉毛、胡子一片粉白。他用非常丧气的目光，指着“梁伟人”说：“你呀！你太能了！能上天！你给互助组买稻种嘛，你给大伙夸稻种这好那好做啥？这阵弄得自家也不够了！好！好！精明人！”

给老汉这么一说，生宝反而呵呵地大笑了。他笑继父的做人标准——自私自利是精明，弄虚作假是能人，大公无私却是愚蠢……

（有删改）

文本二：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创作方法，真实性和客观性是最本质的特点。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最大限度地还原一时一地的社会生活，展示社会生活不加掩饰的本质外貌。二是寻求和塑造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人物，以最典型的人物和环境关系力求作品的深刻度和真实度。三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并不意味着如新闻和历史一样，是完全客观化的叙述，作者往往在客观真实的描写中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带有极强的个人思想倾向。四是现实主义在写作艺术上以其质朴自然的语言，深入真实地讲述故事，关注故事的细节叙述，通过细节的描写来深化作品的现实性。

（摘编自田淑玲《柳青、路遥现实主义创作论——以人物形象为中心》）

马夫王得中

柳青

王得中是我们营部的一个马夫，依照这个怪老头子自己的说法，便是给一个“四条腿的战士”当勤务。这以前，他初参加部队的时候背过几天步枪，后来做第三连的伙夫：他的工作调来调去，只有一个原因，便是他力不胜任了。他已经五十七岁了，常常用手摸着他的胡须对别人宣布他早已成了一“废物”，不中用了。

现在，他等待着什么似地站在我们面前，不肯听从调动的时候，这些印象便活生生地浮现于我们脑际了。

“你不要太固执！”营长将他膝边的那块地图掀开，挪动了一下腿子，向王得中说，“平时行军你还掉队掉了老远，我们到宿营地半天等不着看马的人。何况现在这样繁重的战斗任务呢！”

“俺死了，也让人家说俺当八路军了。俺……”

“尽搞些怪名堂，你！”营长打断了他的啰嗦，说：“调你到县游击队就是把你踢出去了？你也不想一想，每个人带三天的干粮，两天的生粮，天又落了雪，这一仗打下来还有你没有？把你留在地方武装里，还不是想让你多吃几天小米饭哩！”

他一辈子是一条光棍，没有妻室儿女，没有财产和固定职业。阳春三月，他也许背起搭桩上庙会去赌博；而当农忙了的时候，他便给随便什么人做几天短工。1937年开始的这个战争——谢天谢地，他说——结束了他的永无休止的流浪。他参加了我们的部队不久，聪明地看清了我们的一切，逢人便说这下子解决了他死以前的一切问题……

“做在里边，吃在里边，这就是好家。又不受谁的冤气，一个人一辈子还想怎么呢？”他说。

我初到这营里不久的一次行军中，在大休息的时候，他端一碗水，腿子一拐一拐地双手送到我的面前。我感谢地接过来喝着，他站在旁边等待着他的碗。我喝完时将它交给他，他没有立刻走开，迟疑了好久，终于问道：“刘干事，听说你是才从延安来的……”

“是的。”我说。

“他们从延安养伤回来的同志都说，咱们那延安又是学校，又是工厂，又是医院，又是托儿所，嘿嘿……养老院有没有呢？”

他是一个“废物”，已经开始打听养老院的事情了。这种人在我们的战斗部队里不仅无用，而且有时会成为很恼人的累赘。若是王得中被俘了去，极刑使他供出了他所知道的我们的一切，那该多么糟糕啊！

突然，营长猛地转身过去，暴叫了起来：“脱掉你的军装，给你一套便衣走你的路！”

王得中冷不防这一着，打了一个寒噤，脸色刷地白了起来，瞪着眼了。好久，他才稍稍复原了一点——他弄不清这是吓唬，还是真要他离开队伍……

王得中却扯住自己的袖口，擦了擦嘴角的胡子，颤声说道：“俺跟队伍走。”

这使得我们都张起嘴来，莫名其妙了。对于这个老头子，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就在这时，从我们所驻的村庄后边的高山上传来了喇叭声。我们立刻静悄悄地屏住气听着，号音落了的时候，教导员对营长说：“去吧，团部在叫我们两个。”

王得中也只好受命退了下去，以后再说。

我们收拾了地图，揣测着将会发生怎样的新的情况。直至半下午的光景，他们才回转来了。庭院里的积雪已经可以埋住鞋袜，天空的雪朵还像往下筛一般地落下来。我们猜想：在这样的天气里有可能提早行动。但是谁料五点钟晚餐，六点钟便走呢？

王得中的事当然无法解决了。

我看得清清楚楚，他跟着队伍出发了，脸上阴沉沉的，像我们所有的战士一样，一声不响，活像一队哑巴在前进着……我在路上碰到他，一半担心一半鼓励地说：“王得中，丢脸的事可干不得呀！”

“俺老王？放心！”他头一转向我说，正像他吹牛的神气一模一样。雪落在他的军帽上、肩膀上和背包上——他低头看着路，一拐一拐地追赶着队伍；他的那个老伙伴，一根未削皮的柳杖，帮助着他……

在部队开始行动和在战斗中间，军政首长们有更多的事务要处理。三天两整夜之内，我们进行了两次战斗，突破汾河和同蒲铁路，越过耸入云天的绵山，跑上了几百里路。我们谁也没有碰到王老头子。只在到达一个叫作马跑泉的山村里时，我突然想起在第二次战斗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了。

驻扎在马跑泉村，我们的任务便只有恢复疲劳。可是，我刚刚闭起眼来，还没睡去，王得中便一拐一拐来到我的面前……

“俺跟队伍走。”我的耳朵好像听见他说。

我不知道我为这个“废物”心里难过到怎样。我知道这没有丝毫用处，然而我不能够克制我自己。但到驻扎这里的第三日，当我们的便衣收容队的同志们赶来，我从他们那里知道了王得中的结局时，我一下子感到好像他们卸去了压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他们说他牺牲了。当他清楚自己无法赶上队伍的时候，他大约向从他身边跑过的一个战士，要到一颗手榴弹。他坐着，将它的保险盖揭去，用手指勾着它的铁丝环子，等待着他的死神。有三个日本兵要来活捉他，我想大约同我见到的一样，还喊着“巴格亚鲁”，而在他们到他身边时，手榴弹爆炸开来，四个人一同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当地的居民说那正是天将要亮的时候……

1941年5月13日在杨家岭

（原文及标题有改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误会

柳青

那是落雪季节。我在一次考察旅行中，到了一个乡镇，是在后方，当我在八路军兵站医院和那里的政治委员谈毕话，已是黄昏。天气很冷，我想吃一点东西，就跑到一家小饭铺里。

在那里，我和他初次相遇。

他年约二十四五岁，瘦长的脸上长着一张长嘴巴，不但嘴巴长，而且似乎很多嘴，能同各种的人谈各样的话，看他那憔悴的容颜，一身灰布棉军衣整齐的样子，我想他可能是兵站医院的休养员。

坐在饭铺小炕凳时，我咒骂这令人生厌的雪天。山头上、街道上、院子里……到处是白茫茫的。

“好同志，就这天气，前方一样要打！”那个长嘴巴漠然地说着。

他开始问我“贵姓”和“哪一部分”一类的见面话。我看他的样子，并不懂我说的“部分”。因为在这个偌大的战争中，“部分”实在多极了。不过，他好像由我出身的地方判断，我并非什么坏蛋，因此，他很高兴和我谈。

“很辛苦吧，嘿嘿……”当他知道我长足旅行时，他不甚健康的脸和善地笑着。

开始筹饭时，我递给他一支烟，他谦逊地接受了。吸着烟，我们渐渐谈得很亲热，仿佛老友相遇。

“你哪部分的，同志？”我问。

“一一五师！”他说。

“一一五师哪部分？”我接着问。

“听说现在归陈支队了。”他看我的脸，吸了两口烟。

“那么，”我说，“你是挂了彩在这里休养的。”

“对！”他点头说，“快好了，个把月工夫就回前方去。”

一切都表现得很直率，我想：假若问他是怎样挂彩的，也许可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但是他等待的两碗水饺，这时端来了。他扔掉烟头子，就将一碗摆到我这边来，示意我吃。我坚持不扰他。他也就安然地吃起来。他身体很虚弱，吃着吃着就满头汗珠。他用手揩一揩额头，擦一擦眼窝，向我解释着：他开刀才十多天。大腿上子弹是取出去了，可身体还没复原。他想多吃点好东西，早点好了就回部队去。

吃过饭，他就比山说水地回答我怎样挂彩的问题。

那是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他们一营人在薛公岭截击日本汽车。薛公岭是座乱石山，汽车路一转一弯、一上一下地盘着这座山。这一回，日本汽车要从东边到西边去。

“这儿，你看！”他用食指在桌上画着，“这边一道沟，这边又一道沟，汽车路就在这中间通过。我们占领了这两道沟旁边的这个山头，这个山头……日本汽车过来了，这边沟里就打；往这边冲，这边也打；往山头上冲，山头也打。这样，他们就上了我们的摆布……”他停了，缓了一口气说，“这回搞到的东西可多啦，枪呀，炮呀，白米呀……”

“那么，你是怎么挂的彩呢？”我问，忍不住笑。

“你不要忙啊！”他改变了坐姿说，“战斗快解决时，我听见渠里有人呻吟，原来是一个同志挂了彩，我就背他往上走。猛然觉得大腿上一痛，血就淌出来了……”

“血就淌出来了”“个把月工夫就回前方去”“就这天气，前方一样要打”……我几乎把他的话都在脑子里转了一遍。我竭力想了解他。

“你参加八路军几年了？”

“四年了。”他说。

“四年了！你是不是……”我考虑着词句问，“你是一个党员，是不是？”

看他的眼色，他见怪我了。

“不是……”他迟疑了一下回答。

我觉得空气很不自然，想找别的话头来改换一下。“陈支队里有多少人呢？”我问。

“咱也不晓得。咱下火线多时了。”

他简单地说了这一句，看了看我的脸。这样，空气依然是不愉快的。

我自认我的态度是无邪的，一个想写点文章的人要求知道得更多更清楚的态度，而他却好像有了什么心事。当我用八路军生活很苦一类的话对他表示同情时，他竟开始说起反话来，说着一些同起初显然矛盾的话。

“八路军太苦，真不想干了……”说话完全没有讲他挂彩时的庄重。

一会儿，我要的面条也端来了。他看了看天色说：“天黑了。你吃饭，我要回去了。院部还要查房哩。”他付过饺子钱就走了。

当我正要起身回住室时，一道电光直向饭铺的门，接着进来一群人。我看他们一共五个人：一个拿电筒的，好像是头目；两个背步枪的，还有两个徒手，其中一个就是长嘴巴。他这时做出凶狠的样子，长嘴巴更长了。

拿电筒的将电光在屋里兜了一圈，问长嘴巴；

“在哪里？在这里？”

“就这个！”他两只眼睛死盯着我回答。

我是有根有底的——哪里来哪里去，办什么事，带护照……可没办法，那个长嘴巴又多嘴起来了，好像我们结了冤仇一样。

“带护照不干正经事的可多啦！”他那长嘴巴很快地煽动着。

拿电筒的很稳健，用半命令式的口气说：

“既然你讲认识我们的政治委员，就麻烦你踏踏雪，跟我们去院部一趟吧！”

我们披着雪花，踏进院部门槛时，那天同我谈了一下午的政治委员就从桌前站起来，惊奇地叫着：

“啊——捉了这样一个汉奸！”

“哈哈……”他和我的笑声重叠着。

政治委员向我解释误会，说有个休养员报告街上有个人，可能是汉奸。他表示他恨极了，说非把他抓住不可。

“没关系。”我一直微笑着，感到这误会很使我愉快。

不久，我要辞别了。当我转到门口大院子时，后边雪上有些微小动静，转头一看，那个长嘴巴不声不响地赶上来了。我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很小声的抱歉音调，他说完，还继续跟我一齐走着，暗中找寻着我的手，找到一只就握住它。在那落雪的夜间，我只感到他的手才是温暖的——不，是我的心感到他的心是温暖的！

一九三八年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