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出路就是“仕”。在那个时代，自然科学知识，如天文、地理、气象、物候、测算等等，都是入仕的本钱。但更重要的是熟谙经史，深通谋略，懂得治人牧民之术，又能文章盖世，遣兴移情，标高自重，具有道德修养、审美情趣和个人魅力，才能获得“为官一方”的人望。但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软肋是“知遇难得”，科场拔士取决于考官的眼力。怀才不遇的传统知识分子要么在社会上沦为“九儒十丐”，要么像陶渊明那样隐居一隅。于是自古中国知识分子也就分为两类：一类是力图以自己的才能为统治者服务、实现自己的圣贤理想的，如范仲淹标榜自己的人格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一种建设型和忧患型的知识分子；另一类是隐逸型和牢骚型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往往生逢乱世或朝政腐败时期，他们远离政治漩涡的中心，有意使自己边缘化，甚至故意和传统习俗作对。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个个放浪形骸、蔑视礼教，视官场为逐臭之所，不做“君子”而要做“飘摇于天地之外”的“大人先生”（阮籍）。这两类知识分子大体上也就相当于儒家知识分子和道家知识分子，但实际上不如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两种互补心态，并没有什么截然的分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善其身是济天下的资本，济天下是穷独时的向往，向往而不达则是一切牢骚的根源。所以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眼光总是盯着政治和官场，不是争宠揽权，就是愤世嫉俗，少有对自然知识和客观真理的探索和研究。

由此可见，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根本的毛病在于对权力和政治的依赖性，即使在他们对权势者进行批判时，这种依赖性也以种种方式表现出来。就儒家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确并不都是官场禄蠹，他们对权力的谋求也往往都有十分正当的理由，其最高境界是当“帝王师”，辅佐帝王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而一个正直的儒家士大夫除了对皇权的服从外，还有一个更高的服从对象，这就是“天道”。当然，“忠君”本身也是“天道”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忠君”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和层次，最高层次就是当“谏臣”，即对皇上的一举一动不是一味服从，而是以“天道”的名义提出批评，哪怕牺牲性命也在所不辞。在这种意义上，儒家知识分子也可以看作是“批判型”的知识分子，但这种“批判”是以世所公认且已经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前提的，而不是立于个人研究的专业和学理基础上的，因而并不具有真正的批判所蕴含的开拓性和启蒙性。

至于道家知识分子，通常认为他们对社会和整个权力结构的批判表明了他们对政治的独立性。其实，除了那些抱有“终南捷径”的算计的假隐士外，道家知识分子通常都是官场中的不如意者和失败者，他们对政治和社会现实的批判本质上和屈原的《离骚》《天问》一样，是一种牢骚的发泄和政治上一身清白的表白，或是一种失意后的心理补偿。因此道家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同样不具有积极促进社会变革的意义，而只是一种情绪化的个人宣泄，它所引发的审美体验和某些自然知识只不过是这种情绪宣泄的副产品，而非刻意追求的结果，更不是他们用来批判社会的专业立场。

（摘编自邓晓芒《知识分子为何如此热衷“进谏”》）

材料二：

隋唐时期，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精神根底不是归于佛教，就是归于道教。在这个时代，儒家日渐衰微，韩愈在《原道》篇里树立道统，以证明儒家思想传承之渊源。中晚唐的儒学复兴运动，主要着眼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批判，诉诸政治的力量来解决思想的问题，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北宋士大夫在宋王朝“养士”政策的基础之上，展开了一种独特的面对世界的方式。宋代的开国根基里有一种敬畏的精神，这种敬畏的精神，滋养出一种宽容的气质，体现为对普通老百姓不敢残虐之，对士大夫则宽容之。在北宋的文化和思想当中，有三个字构成了北宋士大夫精神的根底：一是范仲淹的“忧”，一个是程颢的“仁”，一个是张载的“感”。这三个字都指向他人，指向对他者责任的承担。“忧”是北宋士大夫的基本精神气质，这样的精神气质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有非常突出的体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宋代士大夫人格之伟大，既是精神力量，也是时代塑造。

北宋士大夫意识到，与佛、老之间的斗争，根本是生活方式、生活道路的不同。佛、老这样的虚无主义世界观，如果任其蔓延下去，人的道德生活是无从建立的。在这个意义上，一旦面对生活道路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价值观的问题。佛教、道教都发展出了有自己哲学根据的价值取向以及有自己理由的生活道路，在这个背景之下，就要从根本上树立起儒家的道理。

（摘编自杨立华《北宋儒学复兴运动》）

材料三：

唐宪宗继位后不到一年时间，宦官重又得势，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到荒僻的外州做司马。虽然柳宗元跟刘禹锡都受挫折，但他们受到伤害的程度不一样。作为失败者，柳宗元在这次政治斗争中所受的伤害最大。刘禹锡对于盛衰变化有一种通达的看法——一个人不是永远顺利的，现在衰败，将来也许会恢复。刘禹锡对于盛衰变化有完整的通观，他的诗喜欢写关于历史兴亡的东西。而柳宗元没有这种通达的看法，一个打击下来，他却没有解脱的办法。他的挣扎，是尝试用游山玩水来安慰自己。柳宗元经过自己的一番挣扎和努力，最终还是没有得到解脱，他的内心非常悲哀非常痛苦。所以他在永州所写的山水游记和诗歌都有一个特色：表面上是写赏玩山水，而且写得冷静、超逸，要摆脱，但并不是真的冷静，也不是真的超逸。

《溪居》正是柳宗元被贬官到永州，最痛苦最哀伤的时候所写的。“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溪居》）表面上是一种自得，其实是在写他自己的寂寞。一个人不管做什么，都要“求诸己”而不要“求诸人”，如果自我充实了，就是韩退之说的“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如果“足乎己”了，“来往不逢人”才是很好的一件事，因为根本不需要外在的赞美和影响，你才有一种自得，于是“长歌楚天碧”，可以放声歌诵了。

（摘编自叶嘉莹《柳宗元的山水寂寞心》）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①构建相互依存和协同发展的共同体，以弥补个体力量的有限及满足人类交往的需要，是人类一直以来的努力和尝试。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以及全球化的深入，人类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不再受到传统血缘和地域的限制，共同体概念在原始形态的基础上不断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建构，更多具有当代意义的共同体不断兴起，如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等各种形态。共同体概念甚至还逐渐上升至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高度。当下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即是超越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的“全球观”。当代意义上的共同体形成必须经过一个逐步建构的过程，总体而言离不开共同的目标、认同与归属感三个基本要素。在脱离了血缘和地域联系的当代共同体中，“共同情感”作为凝结差异化个体成员的动力与纽带正变得尤为重要。

②长期以来，中国在跨文化传播中倾向于强调“大国理性”，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优先以理性认知模式和逻辑架构推进传播活动，“以理性的话语方式向国际社会推介大国形象”。然而，面向复杂多变的国际现实、基于文化差异与文化陌生感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情感沟通相比其他沟通形式更具本能性的迅速反应机制与认知基础。国际受众接触来自异质或陌生文化背景的媒介信息时，更可能优先启动直觉性的潜在情感反应机制实现信息判断和接收，而并非必然通过周密的理性逻辑对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情感不仅能够调节个体对媒介信息的注意、判断、记忆等认知处理过程，同时还可能潜移默化地浸染和形塑个体间的社会化互动以及群体结构化进程。故而，将“情感机制”引入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的策略建构中、以其探索中国故事如何凭借“共同情感”实现有效沟通与深化认同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③媒介理想传播效果的达成离不开传播者与传播对象的共同参与，传播对象对信息实现内化认同是传播致效的要旨。传播对象的情感内化需经过若干环节。这一内化认同路径中，首要环节是吸引传播对象的注意力，继而完成信息选择、判断等“初级阶段”的认知处理，情感因素的合理纳入将推进这一过程的实现进度。而传播对象真正理解接收的信息内涵、避免误解和歪曲是至关重要的“中间阶段”。理解之增进寄托于传受双方沟通互动的顺利进行与深入联结，情感个体“沟通性”为双方互动交流搭建感性通路。以“共同情感”实现的沟通在情感上具备先在的一致性与亲近性，更可能创造“同向解码”的意义共享空间、奠定积极情感基调、促发正向态度生成。基于此，进一步达成凝聚认同的“终极阶段”，则需发挥情感的公共“凝聚性”，激发人类潜藏的内在情感动力，实现全球化范围的共情与聚合，维系群体间认同感、公共性及向心力，使得建构超越政治文化鸿沟的人类共同体成为现实。当然，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各环节或阶段并不总是如此分明地层级递进，情感机制的运用是一个需要能动性参与及针对性发掘的动态过程。

④目前“情感机制”在跨文化传播领域仍存有极大可探索空间。中国故事难以走进传播对象内心深处实现内化认同，某种程度上在于缺乏对情感意涵、情感沟通、情感体验等情感机制的足够重视，如何与传播对象建立情感联结并使其产生情感认同是当下跨文化传播中面临的难题。在如今开放性结构的社交网络化情境中，个体极大地释放情感效能以实现高效交往和心理认同，媒介本身也越来越多地将情感因素纳入生产和传输过程以寻求受众的共鸣。媒介制造的“情感生态”及个体展显的“情感能量”构建出一种“共生性情感表征”，为“情感机制”的运转营造现实场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融入这场情感的“变迁”已成为“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未来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选项。

⑤情感研究已在社会治理、文化批判以及国际关系等研究领域逐渐兴起，然而在跨文化传播中，情感的效能还尚未被予以充分重视与发挥。当下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无论是从“建构主义”的宏观视角关注全球语境中规范与话语的构筑，还是遵循“理性主义”范式的“利益最优原则”处理国家关系，都不约而同地将人类普遍存在的情感因素搁置一旁。但实际上，情感是人类在多元文化交流语境下难以忽视的重要因素，可为人类达成跨越文化与政治边界的交互活动铺展天然性的路径。跨文化传播中凭借情感机制将可能超越人为建构的符号、意义和逻辑体系，跨越差异化的语言文化与社会制度带来的障碍，以人类“具身化”的本能反应和心理状态来构建彼此真诚沟通和深入交流的基础。跨文化传播范畴本身便含纳着“文化差异”的所指，在这一过程中，利用人类共同情感寻求最大程度的意义共享空间，推动传播对象对讯息的有效接纳，达成与传播者意图一致的解码图式。才能够实现传播对象对信息意义的内化认同。跨文化传播中，固守理性架构或区隔情感因素都是对人类心理机制的曲解，纳入情感要素并非要舍弃以往的理性路径，而是重新考量情感在人类传播活动中的角色及功能。在理性与情感的交织互动下才更可能寻得最佳传播路径，情感作为“新维度”的纳入将为跨文化传播创造性发展与革新注入新思路。

（摘编自徐明华 李丹妮《情感畛域的消解与融通：“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的沟通介质和认同路径》）

材料一：

各种艺术都同时是一种学问，都有无数年代所积成的技巧。学一门艺术，就要学该门艺术所特有的学问和技巧。这种学习就是利用过去经验，就是吸收已有文化，也就是模仿的一端。

古今大艺术家在少年时所做的功夫大半都偏在模仿。米开朗琪罗费过半生的工夫研究希腊罗马的雕刻，莎士比亚也费过半生的工夫模仿和改作前人的剧本，这是最显著的事例。中国诗人中最不像用过工夫的莫过于李太白，但是他集中模拟古人的作品极多，只略看看他的诗题就可以见出。杜工部说过：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他自己也说过：解道长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他对于过去诗人的关系可以想见了。

艺术家从模仿入手，正如小儿学语言，打网球者学姿势，跳舞者学步法一样，并没有什么玄妙，也并没有什么荒唐。不过这步功夫只是创造的始基。没有做到这步功夫和做到这步功夫就止步，都不足以言创造。

像格律一样，模仿也有流弊，但是这也不是模仿本身的罪过。从前学者有人提倡模仿，也有人唾骂模仿，往往都各有各的道理，其实并不冲突。顾亭林的《日知录》里有一条说：“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然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模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这是一段极有意味的话。但是他的结论是突如其来的，“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一句和上文所举的理由恰相反，他一方面见到模仿古人不足以为诗，一方面又见到不似古人则失其所以为诗。这不是一个矛盾么？这其实并不是矛盾。诗和其他艺术一样，须从模仿入手，所以不能不似古人，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但是它须归于创造，所以又不能全似古人，全似古人则失其所以为我。创造不能无模仿，但是只有模仿也不能算是创造。

凡是艺术家都须有一半是诗人，一半是匠人。他要有诗人的妙悟，要有匠人的手腕，只有匠人的手腕而没有诗人的妙悟，固不能有创作；只有诗人的妙悟而没有匠人的手腕，即创作亦难尽善尽美。妙悟来自性灵，手腕则可得于模仿。匠人虽比诗人身分低，但亦绝不可少。青年作家往往忽略这一点。

（节选自朱光潜《谈美》，有删改）

材料二：

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起源于人的模仿天性和天赋的美感能力。模仿出自人的天性，人们既从模仿中获得知识，又从模仿的作品中获得快感。因此，文艺作为模仿，总体上是一种理性的创造行为，其中也包含着感性的愉悦。

文艺模仿的对象是现实人生。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文艺的模仿对象是“在行动中的人”。在谈到悲剧时他又指出，悲剧的模仿对象是人的行动、遭遇、性格和思想。可见，亚里士多德是把人的生活确立为文艺的模仿对象。

模仿的文艺能够揭示出现实生活的普遍本质和必然规律。亚里士多德把诗与历史作了比较，认为“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也就是说，与历史相比，诗对生活的描述更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之所以如此，在于历史叙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个别事情，而诗则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它对生活中的事件做出如实的模仿，而在于它描写的事情符合事物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一方面，历史学家记述的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但可能是偶然的、个别的，未必具有普遍必然性；而诗人所描述的事情，则是某一种人，可能或必然要做出的事情。另一方面，在历史学家的记述中，两件前后发生的事情之间可能只有时间上的承续关系。但在诗人的描写中，前后相继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着因果必然关系。因此，诗人所描写的事件，虽然也是特定人物的特定行动，也具有个别性，但其中却能见出普遍必然性。

为了达到更高的艺术真实，文艺需要虚构，需要对现实生活进行提炼加工。亚里士多德认为，诗的模仿对象主要有三种：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其中，他更加推崇第三种模仿对象。可见，为了达到更高的艺术真实，诗人不必受现实真实性的局限，他可以虚构一些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事物，只要他虚构的合情合理，能够体现出事物的普遍必然性。亚里士多德的这些主张表明，文艺创作不应照搬现实，而要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地提炼和加工。

总之，亚里士多德既强调现实生活是文艺的最终源泉，又认为文艺应当对现实生活进行虚构和加工，以达到更高的艺术真实，因而对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作出了科学的阐释。

（马工程《亚里士多德的艺术模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