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玉米、番薯原产南美洲，15世纪初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开启了“地理大发现”，南美洲作物被带到了欧洲，接着又传到西亚，后来被带到了中国。明代后期玉米、番薯传入中国。凭借产量及其对环境适应性较强的优势，这两种作物传入中国不久，便迅速在各地扩展，不但取代了原有旱地作物的地位，而且形成了新的作物组合与轮作体系。近300年来随着中国人口大幅增加，玉米、番薯成为北方旱地与南方山区重点依赖的粮食作物，对中国社会发展与民生，甚至民食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玉米和番薯都是高产作物，对土壤的适应性较强。当时北方的粟和冬小麦亩产均一百多斤，南方水稻亩产最好能达两百多斤，而玉米轻而易举就能达二百五到二百八十斤。玉米、番薯传入中国之初，先立足在东南丘陵山区，这些地区农作物原来以粟和黍为主，玉米、番薯传入既提升了山区开发的力度，也替代了粟和黍在山区农业的地位，实现了山区农作物的嬗替，成为山区开发的主要作物。

③中国农业发展始终依循两条道路前行，一条以广度开发为主，主要体现在耕地扩展，历史上基本经历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从平原到山区，从中原地区到边疆的扩展过程；另一条则为深度开发，主要体现在农业技术的提升、农作物复种制度的出现，以及高产作物的引进。无疑玉米、番薯属于最重要的高产作物。

④高产作物引入中国，对近300年以来社会进步与人口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有人说玉米番薯创造了康乾盛世，真是这样吗?玉米、番薯传入中国经历了两三百年的传播与环境选择，20世纪30年代统计：就玉米而言，其中安徽、察哈尔、福建、广东、贵州、河南、江苏、江西、宁夏、热河、山东、绥远、云南、浙江占地比例很低，几乎视作零，甘肃占地6.5%、广西17.2%、河北15%、黑龙江5.3%、湖北10.07%、湖南3.9%、吉林5.4%、辽宁12.6%、山西5.4%、陕西11.3%、四川13.2%、新疆19.2%，全国仅7个省玉米占地面积在农田总量中超过10%，但也没超过20%；就番薯而言，察哈尔、宁夏、青海、甘肃、山西占地面积近于零，其他省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贵州、云南占地为1%，江苏、湖北、浙江占地2%，江西、广东占地3%，湖南占地5%，福建、广西占地6%。这些统计说明，玉米、番薯对中国农业、人口起到重要作用，但从没有达到绝对优势，起主流作用的依然是传统粮食作物，因此那种将康乾盛世归功于南美作物的说法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⑤马铃薯也是南美洲作物，约16世纪上半叶传入欧洲，约18世纪传入中国。马铃薯是粮食，也是蔬菜，在欧美餐桌上比较常见，对欧洲饥荒起过积极作用。但在中国，马铃薯从来不是主食，也不是农田的主角。20世纪30年代统计显示，全国各省中黑龙江、热河、宁夏、陕西、山东、湖南、浙江、四川、云南马铃薯占地不足1%，吉林、绥远、甘肃、广东占地1%，山西、广西占地2%，察哈尔占地6%，其他省份，比例几乎为零。这说明，马铃薯也从未在中国成为主流食品。

⑥马铃薯耐高寒，传入中国，具有重要的地理学意义，即马铃薯耐低温的特点使中国的农业开发地带垂直上升了一千米，这是高度界限的突破。

⑦玉米、番薯等作物主要种植在丘陵山区，这对丘陵山区环境影响明显。玉米属于根系粗大的农作物，常年种植在土层瘠薄的山区，会导致水土流失。玉米、番薯的传入，为开发山区提供了可能与粮食保障，而山区开发初期，几乎就是天然植被的毁坏过程，大量植被被焚烧、树木被砍伐，这样的环境后果一直影响到今天。

（摘编自韩茂莉《美洲带来的玉米番薯创造了康乾盛世?》）

材料二：

①一万年前的水稻遗址不仅仅在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地，从长江中下游，到浙江境内，连成一条线，以不可反驳的证据证明了水稻原始驯化地就在中国。南方的水乡泽国，沼泽、湿地，对古人来讲不算是优良的地理环境，所以由采集和渔猎阶段变成了原始农业的驯化地，同样具有环境压力所导致的结果。这种压力具有的特征和北方旱地的干旱是不同性质的。

②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地之一，这样一个文明古国究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贡献?很多人都会说，我们有四大发明。在四大发明之前，中国人送给世界最大的一个礼物是农业。   

③我国驯化的农作物在整个世界占什么样的地位?一位美国学者做过统计：世界上，以小麦作主食的人口占全世界的70%，以水稻作主食的人口占世界的60%～70%。这意味着在世界上很多人像我们一样，既吃面食又吃大米。这份统计足以看出，我们送给世界的这个礼物究竟有多大。

④中国送给世界的不仅仅有南方土地上驯化出来的水稻，还有北方的谷子和黍。

（摘编自韩茂莉《文明诞生地的“不优越”》）

A．

B．

C．

D．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当代诗效法国外诗歌的更多。因国外诗歌注重诗本身的存在而大多无韵，无韵也渐渐成了中国当代诗的主流，《诗刊》《星星》等诗歌杂志几乎看不到有韵的诗歌，这个态势还会长久发展下去.

当代诗人，觉得再写有韵的东西，简直是一老土。当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相对个体化、多元化的社会，过去那种大一统的世界意识与言说形态已然崩散，与此几乎同时崩散的是语言中的“韵”(韵律意识和韵律密度)。当代诗人多少有着一种反抗公共规则(包括韵律规则)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整齐对称的诗句，他们不愿意去写，也不推崇。在他们看来，诗歌重要的不是视觉上的整饬和听觉上的旋律感、节奏感，决定诗之能否为诗的重要依据是诗歌对生命深层世界提示和呈现的能量之强弱。他们在写作时不仅不太倾向于取悦大众读者，甚至连一般的知识群体也不怎么顾及。这也导致传统的阅读者，尤其受传统诗歌影响较深的阅读者越来越郁闷，对新诗深感不适，甚至不屑一顾了。在他们眼里，形式产生内容，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等诗词大家，不也是在五言、七律、七绝和词牌的限制中成就了大名吗?

当代诗歌虽无韵，但还有顿。所谓弃韵而就顿，“顿”就是诗的节奏感，有“行顿”和“句顿”,有“匀顿”和“变顿”,有“大顿”和“小顿”,有“跨行”与“断行”,追求的也还是诗的一种旋律美。文艺理论家朱光潜就认为“节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诗的本质是显示而非说教。艾青说：“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诗之无韵，告诉我们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诗还可以写得不像诗。近些年，主张口语入诗的“第三代诗”反传统、反意象、反崇高、反理想、反假激情，甚至诗歌形式也反其道而行，加剧了诗歌形式的混乱，纯美流畅的诗歌很难再见到了，可是我们反传统，反的应该是那些因袭的碍于发展的东西，绝不是偏激地反对一切。

(摘编自王霁良《对当代诗无韵的一点看法》)

材料二：

那些很容易被铭记的诗作，大都是有韵律的。以现当代诗为例，那些广为流传的“名句”,其实大都在使用重复、对称这些最基本的韵律原则，比如：“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还有一些名句的韵律方式则近似于古典诗歌的韵律原则，比如海子那句广为人知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仅有叠韵，而且讲究平仄，诗句读起来抑扬顿挫，与传统的律诗的声律非常相似，无怪乎这个诗句甚至成了很多房地产广告的标语。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种讲究重复、对称等韵律原则的写法在当代中国诗歌创作中并不受欢迎，很多诗人避之唯恐不及，当代诗歌的可铭记性因此而不强。

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韵律原则的兴起与流行往往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认知密切相关，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集体记忆的化身。古典诗歌的创作与阅读群体“士”,即知识者与官僚群体——天然就是这样一个同质性的文化群体，所以在他们之中逐渐形成一些公共的韵律规则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现代中国的社会机构和教育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而且诗歌本身也被边缘化，过去诗人与读者之间那种同质性的文化群体已不复存在，诗歌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私人性、个人化的写作行为，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公共性的诗歌成规的消失。

在不同文化中，韵律都有两个基本作用：一是便于沟通，二是便于记忆。而“沟通”不仅仅是一个“雅俗共赏”的问题，也涉及诗人与诗人、诗人与读者之间如何建立一个公共的渠道，以便于在这个渠道中磨练某些精妙的技艺，传达种种微妙的体验的问题。韵律的重心与其说是关于“如何写/评价一首好诗”,不如说是关于诗人与读者、诗人与诗人之间是如何“交流”的。

无论古今，有韵律或者韵律感强的作品从来不意味着它们就是杰作(反之亦然),韵律更多是关于诗歌给读者传达的东西究竟在哪些方面是公共性的或者可以共享的，它在不同的诗人之间也建立了一个可以相互比较和传承的共同通道。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诗歌而言或许更为迫切，因为“韵”之离散的背后是诗歌“交流”的公共渠道的消失，这是自由诗面临的最本质的文体问题，而可诵读性与可记忆性的削弱只是这个大趋势的两个表征。

(摘编自李章斌《“韵”之离散：关于当代中国诗歌韵律的一种观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几十年来的“红学”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人物、医药、法律、饮食、服饰、园林等等微观方面。而《红楼梦》作为经典名著，我们的阅读和研究更应该着眼于文学本身，更应该立足于小说的社会背景、情节故事和人物命运。对《红楼梦》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认识《红楼梦》的意义不仅仅是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也不仅仅是“有情之天下”以及对个体命运的体验和感叹，而且是存在于多重世界和生命历程之中，存在于观照现实生活之中，这是超越种族和国度的。《红楼梦》中有生活世界、艺术世界和哲学世界三重世界，《红楼梦》还写了希望、烦恼和无奈失落三个生命历程。

（摘编自成中英《<红楼梦>的世界、人生和艺术》

材料二：

《红楼梦》的诞生，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可借鉴的艺术典范。在中国古典小说乃至世界文学史领域里，它达到了高峰。《红楼梦》的创作登峰造极、出神入化、浑朴天成。小说中表现出的唯物观、辩证论、发展论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必然的，也是客观的。

《红楼梦》成书迄今已200多年，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它不仅感动了中国人，而且也得到其他民族的重视与喜爱。《红楼梦》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数十种续书，被翻译成各种文字，流传到世界各国，感动了不同民族的读者。

其《红楼梦》即梦断红楼、梦逝红楼之意，《红楼梦》的创作以贾、史、王、薛（谐音理解为假、死、亡、血）四大封建贵族大家庭为背景，叙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曹雪芹试从时代精神演进及其与社会实践互动的角度切入，把握当时的历史发展的主线与脉络，达到了对艺术性、文学性、思想性协调统一的全新理解和深刻把握。《红楼梦》融政、经、文、艺、史、哲、理、法、医、社会、建筑、音乐绘画、舞蹈、戏剧、孔儒、李道、释佛、玄学以及伦理于一炉，既是思想小说，又是社会、经济、政治小说。可以说是中国18世纪中叶封建社会发展到高度文明的产物，是中国18世纪中叶封建社会的大百科全书。《红楼梦》不是死的小说，而是有时代精神活跃其间的“活”的化身。

“红学”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东方三大显学。红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谓三教九流、五花八门、一览无余。

（摘编自李海林《<红楼梦>赏析》）

材料三：

《红楼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书。我们不只是在读《红楼梦》，我们也是在阅读自己的人生。许多人把《红楼梦》摆在床头，每天晚上睡前读一段，若有所悟，每次感觉都那么不同。

许多人会问《红楼梦》十二钗，你最喜欢谁？最不喜欢谁？林语堂说：最喜欢探春，最不喜欢妙玉。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最喜欢”和“最不喜欢”。反复看了二三十次《红楼梦》，我不敢回答看起来这么简单的问题。

探春是贾政的女儿、宝玉的妹妹。她的母亲赵姨娘，一个丫头出身的妾。因为卑微的出身，赵姨娘似乎总是愤愤不平，嫉妒他人，总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她也把这委屈转化成报复他人的恶毒言语或行为，连自己亲生的女儿探春，也不例外。探春聪明，大器，极力想摆脱母亲卑贱的出身牵连，她努力为自己的生命开创出不同于母亲的格局。她处事公正不徇私，曾经在短时间内代理王熙凤管理家务，有条不紊，兴利除弊，展现了精明干练的管理才能。

林语堂深受欧洲启蒙运动影响，重视个人存在的自由意志，重视个人突破环境限制的解放能力。林语堂一定喜欢探春，探春是他尊崇的生命典型。

但是妙玉呢？妙玉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因为家道败落，不得不出家为尼，她寄养在贾家的寺庙中，看来是修行，心中却积压着不可说的郁浊的苦闷。妙玉孤傲，看不起俗世的人，对乡下来的刘姥姥嗤之以鼻。她孤芳自赏，这样的性格，即使在今日，恐怕也很难有朋友，在世俗社会，总是招人嫌怨。我们能够“不喜欢”妙玉吗？我们能够嘲笑妙玉吗？

《红楼梦》的作者，没有“潮笑”，只有“悲悯”，没有“不喜欢”，只有“包容”。《红楼梦》的作者引领我们去看各种不同形式的生命：高贵的，卑贱的：富有的，贫穷的；美的，丑的。

宝玉关心每一个人，关心每一种生命不同的处境，他对任何生命形式，都没有“不喜欢”，都没有恨，包括地位卑微的丫头、仆人。在他的心目中，她们都是应该被尊重的对象，都是可以被欣赏的。他在繁华的人间，看到芸芸众生，似乎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像自然中的一朵花，他没有比较，只有欣赏，只有欢喜与赞叹。

多读几次《红楼梦》，回到现实人生，看到身边的亲人朋友，原来也都在《红楼梦》中。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宿命，走向自己的命运，或许我们会有一种真正的同情，也不会再随便说：喜欢什么人，或不喜欢什么人。

（摘编自《蒋勋说<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