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不知先生

（英）毛姆

想起14天的旅途将和这个凯兰达共用一间房，我就感到不舒服。我讨厌他的名字。

上船后，我来到客舱，发现凯兰达已经来过。一只又大又难看的衣箱和一个贴满标签的手提箱放在他的床下，脸盆架上整齐摆着他的香水、洗发精和润发油，檀木做的牙刷上镀金印着他的名字缩写。

我不喜欢凯兰达。

他不但和我住在一个房间，而且一天三餐都非要和我挤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他跟我讲起纽约、圣弗兰西斯科，谈到戏剧、给画和政治。他很健谈，好长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那里滔滔不绝。

凯兰达擅长交际，在船上的第三天，就差不多认识了所有的人。他什么事都干：主持拍卖，筹集体育资金，组织高尔夫球赛，安排音乐会，举办化妆舞会。我想大家一定有点讨厌他，我们都叫他“无所不知先生”，甚至在他面前也是这样。他并不在乎，把这当作我们对他的恭维。

凯兰达非常健谈，并且喜好同别人争论，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简直难以忍受，但又无法让他停下来。他好像比谁都懂得多，错误似乎也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在他讲话时，若有人反对，他就会同他争个没完。在说服你之前，他绝不会放弃一个话题，不管它是多么的不重要。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医生的桌旁，凯兰达仍像以往一样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在座的还有在神户的美国领事馆工作的拉姆齐和他的夫人。

拉姆齐是一个很结实的家伙，皮肤绷得紧紧的，略显肥胖的肚子使衣服凸起。这次他是带着妻子重返神户的。他的妻子已独自一人在纽约待了一年。拉姆齐夫人的样子十分可爱。虽然她丈夫的工资不怎么高，她穿得也很简朴，但她知道怎样穿她的衣服，使她具有超过一般女人的迷人之处。那是一种端庄淑静的美。

看得出拉姆齐很讨厌凯兰达。他们时时争论一番，这种争论是长时间的，激烈的。

话题谈到精明的日本人正在进行的人工养殖珍珠。凯兰达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珍珠的事。我相信拉姆齐对此知道的不会很多，但他绝不会放过任何反驳凯兰达的机会。不一会儿，我们就被卷入了一场充满火药味的争吵。刚开始，凯兰达还是情绪激昂，滔滔不绝，但不久，他自己也有点厌烦了。最后，他显然是被拉姆齐的一句话刺痛了，敲着桌子叫道：

“我可以告诉你，在这方面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这次到日本就是去洽谈珍珠生意的。没有哪个懂这一行的人不会认为我刚才所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他得意洋洋地看着周围的人。“我知道所有珍珠的行情，没有哪一种珍珠我不能马上辨认出。”他指着拉姆齐夫人戴的项链，“夫人，你的这串珍珠项链就非常值钱，并且它的价格还在上涨。”

拉姆齐夫人的脸红了，她把那项链轻轻塞进她的衣服。

“你说这是天然珍珠吗？”拉姆齐好像已经抓住了凯兰达的什么把柄。

“是的，这种珍珠非常精致。”凯兰达答道。

“好。虽然这不是我买的，但我想知道，你认为它值多少钱？”

“在一般的市场要1.5万美元，但在美国最繁华的第五街，3万美元才能买得到。”

拉姆齐冷笑起来：“这是我夫人离开纽约前在一家百货商店里买的，只花了18美元。”

凯兰达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胡说，这珍珠不但是真的，而且是我所知道的几种中最好的一种。”

“你敢打赌吗？我要用100美元和你打赌这是仿制品。”拉姆齐怂恿道。“可以。”

“不，拉姆齐，你怎么能拿一件事实和人打赌呢？”拉姆齐夫人劝阻道。

“为什么不呢？如果放弃这样一个轻易能弄到钱的机会，那才是一个傻瓜。”

“但你也不能证明它是仿制品呀？”

“把它拿给我看一看，我就知道它的真假。”凯兰达说道。

“亲爱的，把它拿给这位先生看看。”

拉姆齐夫人犹豫着，她的两手紧握在一起，好像还在考虑着什么。

拉姆齐等得不耐烦了，他走过来亲手把项链解了下来，递给了凯兰达。

我预感到一件不幸的事要发生了。

凯兰达拿出放大镜，仔细地观察起来。不一会，一丝胜利的微笑闪现。当他把项链递给拉姆齐正准备开口时，忽然看见拉姆齐夫人的脸是那样的白，好像她马上就会晕过去。她的眼睛看着凯兰达，那是一种绝望的哀求。我很奇怪，拉姆齐没有看到这些。

凯兰达半张着嘴，半天都没有说出话。他在努力改变着什么。

“我错了，”最后他说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仿制品，18美元正合适。”

他从钱包里拿出100美元递给拉姆齐，没有再说一句话。

“也许这能教会你以后不要太自以为是了。”拉姆齐得意洋洋。

凯兰达的手在发抖。

这件事很快在全船传开了，凯兰达不得不忍受着别人的戏弄和嘲笑。但是，拉姆齐夫人再也没有出来过，据说她有点头痛。

第二天早上，凯兰达收到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100美元的钞票。

“没有谁愿意被别人看成是一个傻瓜。”他说。

这件事之后，我觉得我不那么讨厌凯兰达了。

（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永别了，武器^①（节选）

［美］海明威

军队这么庞大，路又这么少，撤退必然混乱。根本没人下令指挥。

“博内罗呢？”我问。

皮安尼望着我。“他走了，中尉，”他说，“他情愿当俘虏去。”我一声不响。

“他怕我们都会被打死。”我一句话也不说。

“你看，我们对这场战争根本就没有信心，中尉。”

“他上哪儿去了？”“我不知道，中尉。他溜走了。”

我们绕着城的北面走过乌迪内，过了一会儿便走进大撤退的基本行列，整夜往塔利亚门托河赶去。我真想不到撤退的规模这么宏大。不但是军队，整个国家都在撤退。我们整夜赶着路，走得比车辆还要快。博内罗情愿去当俘虏，太傻了。其实一点危险都没有。

路上车辆和军队很拥挤，我们在路的旁边走着。

“我走得发腻了。”“嗯，我们现在只要走就行了。用不着再操心。”

“博内罗是个傻瓜。”“他真是傻瓜。”

“他的事你怎么处理呢，中尉？”“我还不知道。”

“你看，要是战争继续下去，上面会给他家属找大麻烦的。”

“战争不会继续下去的。”一个士兵说。

“我们正在回家。战争结束了。”

“要是战争真结束了，那就没有关系了，”皮安尼说，“但是我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真这样就太好啦。”

“我们不久就会知道的。”我说。

“我不相信战争结束。他们都这样想，我可不相信。”

天亮前，我们赶到了塔利亚门托河的河岸边，便沿着涨满水的河走，走近一条所有的人马要过的桥。我们沿着河岸走，然后挤进了过桥的人群。我紧紧地央在人群中慢慢地过桥，上面是雨，下边隔着几尺便是河水，我从桥边探头望望河水。

没人说话。大家只希望快点过桥，心里就是这么个念头。我们快过去了。木桥的那一头，两边站有一些军官和宪兵，打着手电筒。我们走近他们时，我看见有个军官用手指指队伍中的一个人。一名宪兵走进行列，抓住那人的胳膊，拖了出去。宪兵强迫他离开大路。他们正仔细察看着行列中的每一个人。我们刚要走到正对面时，他们又抓去了一个人。我看见那人是个中校。他头发灰白，长得又矮又胖。宪兵把他拖到那一排检查行人的军官后面。当我走到那一排军官跟前时，我看到有一两个军官正盯着我。其中有一位指指我，对宪兵说了一声。我看见那宪兵跑过来，挤过队伍的边沿来找我，接着我感到被他抓住了衣领。

“怎么啦？”我说。我伸手到背后去解手枪。

另一个从我身后抓住我，把我的手臂朝上扭，扭得几乎脱了臼。我跟他一起转过身，第一个宪兵狠狠掐住了我的脖子。

“他再抵抗就开枪。”我听见有人在说。

“这是什么意思？”我想大声嚷，但是我的声音并不响亮。他们现在已把我拖到路边来了。

“他再抵抗就开枪，”一个军官说，“押他到后边去。”

“你们是什么人？”

“战场宪兵^②。”另外一位军官说。

“押他到后面那些人那儿去。”第一个军官说。

他们押着我绕到这排军官的后边，走往公路下边临河的田野，那儿有一堆人。有一小组人由宪兵看守着。审问者的旁边站着四名宪兵，人人挂着卡宾枪。我看看那个正在受审问的人。他就是方才从撤退行列中给拖出来的那个灰头发的中校，胖胖的小个子。

“你属于哪一旅的？”他告诉了他们。

“哪一团？”他又说了。

“为什么不跟你那一团人在一起？”他把原因说了出来。

“就是你们这种人，放野蛮人进来糟蹋祖国神圣的国土。”

“对不起，我不懂你的话。”中校说。

“就是因为有像你这样的叛逆行为，我们才丧失了胜利的果实。”

“你们经历过撤退没有？”中校问。

“意大利永远不撤退。”

我们站在雨中，听着这番话。

“要枪毙我的话，”中校说，“就请便吧，不必多问。这种问法是愚蠢的。”

那些军官会商了一下。其中一个在一本纸薄上写了些什么。

“擅离部队，明令枪决。”他宣读。

两个宪兵押着中校到河岸边去。我没看他们枪毙他，但是我听见了枪声。

我们站在雨中，一次提一人出去受审并枪决。到这时，凡是他们问过话的都被枪决了。

我身子往下一蹲，同时劈开左右两人，低着头往河边直跑。我在河沿上绊了一跤，哗的一声掉进河里。河水很冷，我竭力躲在水下不上来，自以为再也不会上来了。我一冒出水面，便吸一口气，连忙又躲下去。我第二次冒出水面时，看见前头有一根木头，就游过去，一手抓住它。我把头缩在木头后边，连看都不敢往上边看。我快冒出水面时就听见枪声。那根木头顺着水流转，我搂住它。河水很冷。我随波逐流，双手抱住那根木头，由它把我顺流漂去。现在已看不见河岸了。

战争

迈尔尼

1941年9月，我在伦敦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我的军旅生涯就此黯然结束。我对自己很失望，对这场战争也很失望。

一天深夜，我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接线生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线上，她当时也正准备跟别人通话。

“我是格罗斯文诺8829，”我听见她对接线生说，“我要的是汉姆普斯特的号码，你接错了，那个倒霉蛋并不想跟我通话。”

“哦，我想是。”我忙插嘴。

她的声音很柔和，也很清晰，我立刻喜欢上了它。我们相互致歉后，挂上了话筒。可是两分钟后，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要通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了20多分钟。

“你为什么三更半夜找人说话呢”她问。 我跟她说了原因，然后反问“那么你呢？”

她说她老母亲睡不好觉，她常常深夜打电话与她聊聊天，之后我们又谈了谈彼此正在读的几本书，还有这场战争。

最后我说：“我有好多年没这样畅快地跟人说话了。”“是吗？好了，就到这里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她说。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老在想昨晚的对话情形，想她的机智、大方、热情和幽默感。当然还有那悦耳的口音，那么富有魅力，像乐曲一样老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到了晚上，我简直什么也看不进。午夜时，格罗斯文诺8829老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实在难以忍受，颤抖着拨了那个号码。电话线彼端的铃声刚响，就马上被人接起来。

“哈罗？”

“是我。”我说，“真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们继续谈昨晚的话题，行吗？”

没说行还是不行，她立即谈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相互开起玩笑，好像是多年的至交。这次我们谈了45分钟。午夜时光和相互的不认识，打破了两人初次交谈时的拘谨。我们提议彼此介绍一下各自的身份，可是她婉言谢绝了。她说这会把事情全弄糟，不过她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一再许诺为她保密，直到战争结束。于是她说了一些她的情况，17岁时她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以后一直分居。她今年36岁，唯一的儿子在前不久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年仅18岁。他是她的一切。她常常跟他说话，好像他还活着。她形容他像朝霞一样美，就跟她自己一样，于是她给我留下了一幅美丽的肖像，我说她一定很美，她笑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越来越相互依赖，什么都谈。我们在大部分话题上看法相似，包括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开始读同样的书，以增加谈话的情趣。每天夜晚，不管多晚，我们都要通一次话。如果哪天我因事出城，没能通话，她就会埋怨说她那天晚上寂寞得辗转难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渴望见到她。我有时吓唬她说我要找辆出租车立刻奔到她跟前。可是她不允许，她说如果我们相见后发现彼此并不相爱，她会死掉的。整整12个月，我是在期待中度过的。我们的爱情虽然近在咫尺，却绕过了狂暴的感情波澜，正平稳地驶向永恒的彼岸。通话的魅力胜过了秋波和拥抱。

一天晚上，我刚从乡间赶回伦敦，就连忙拿起话筒拨她的号码。一阵嘶哑的尖叫声代替了往日那清脆悦耳的银铃声，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意味着那条电话线出了故障或者被拆除了。第二天仍旧是嘶哑的尖叫。我找到接线生，请求他们帮我查查格罗斯文诺8829的地址，起先他们不理睬我，因为我说不出她的名字。后来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接线小姐答应帮我查查。

“当然可以。”她说，“你好像很焦急。是吗？嗯，这个号码所属的那片区域前天夜里挨了炸弹，号码主人叫……”

“谢谢，”我说，“别说了，请你别说了。”

我放下了话筒。

（沈东子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