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许多文明的历史中，早期记忆与当代记忆之间出现了“浮动缺口”，在艺术史上表现为经典艺术史因排除民间艺术而形成的历史书写缺口。

在中国艺术发展进程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文化记忆缺口的存在。先秦的诗乐舞等艺术虽有雅郑之分，但都具有仪式性、民间性的群落文化性质。体现精英文化创造性的经典艺术从汉代开始发展，经历唐宋元诸朝代的繁荣，在明代达到经典化的高峰。明代中期文学批评中乃至唐宋派等诸流派的繁荣与纷争，都是以秦汉唐宋的艺术经典为标准和指归而展开的，民间文艺似乎在精英文化的发展繁荣中没落了。

然而就在这种经典艺术观达到繁荣顶峰的明代后期，个人和民间艺术趣味却又以推崇“性灵”的方式出现，形成了“复古派”与“性灵派”之争。这种论争呈现出中国艺术发展史中的“浮动缺口”现象——民间艺术在经典艺术及其观念发展的过程中消隐了，而在性灵派的艺术主张和趣味中又浮现了出来。复古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梦阳在晚年也看到了这个“缺口”的历史意义，他惊叹“今真诗乃在民间”，意味着一直被文人视为粗鄙不文的民间艺术并非已经消亡，在经典繁荣的“今”日以其“真”而仍然具有生命力。历史缺口的发现意味着不同于经典的另外一种艺术史——作为“天地自然之音”的民间艺术史的显现。近代学者王国维在研究中国艺术思想史的同时注意到了经典艺术和民间艺术两类不同文化传统的美学特征。他在《人间词话》中研究的是“词”这类经典的文人创作，在元曲研究中则深入探讨了具有典型民间艺术特征的元杂剧。可以说，他的研究视野沟通了中国艺术史的“缺口”。他在谈到元杂剧时，毫不客气地批评“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显然视之为稚拙朴陋的民间作品；然而同时又誉其为“一代之绝作”“中国最自然之文学”。这种看似矛盾的评价实际上表达的是他对非经典艺术的特殊评价尺度：不以经典艺术基于文化积累的精致和品位为标准，另外标举了一个自己定义的审美概念“意境”。“元剧最佳之处”，“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王国维认为：元杂剧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他所说的意境是生活世界通过感知觉刺激而产生的对心灵的冲击，如评关汉卿、马致远“话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评郑光祖的词“如弹丸脱手”……

“浮动缺口”的发现意味着艺术史书写中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存在及其意义的发现。经典艺术史的发展逻辑是文化品位、创作技巧，以及评价规则成熟积累的过程，民间艺术史则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延续而代代传承的集体记忆与情感认同表象。两种艺术史书写是对审美经验的积聚升华与衍生传承两种艺术发展趋势的不同认识视角，从深层来说也是对历史及其文化遗产的多重发现与认识。

（摘编自高小康《艺术史书写：从经典到活的历史》）

材料二：

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民间艺术赖以生存的环境彻底改变乃至消失。如何对作为“遗产”的民间艺术进行保护与发展显得颇为迫切。

目前民间艺术保护与传承主要有两大途径：一种是静态保护，也就是最常见的博物馆式保护。通过电子虚拟技术，人们可以全方位、立体地感受民间艺术的魅力，但这种异时空的艺术再现却无法弥补缺失的生活气息。另一种则是“活态传承”，主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生产活动中进行传承保护。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的民间艺术有一个固定的消费群体，如各类民间手工艺，乡民们的认可和消费使之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在现有社会环境下，“活态传承”并没有相对稳定的接受群体。凡此种种，或难以激发民间艺术的生命活力，或难以对民间艺术做出有效保护，总之都有缺陷。

民间艺术要想实现自身“造血”，就要不断挖掘审美性、发扬艺术性，逐渐走向“雅化”。乡间里许多民间艺术原本摆脱不了自身的俗气，仅局限在小部分地域传播，但在与主流艺术审美对话后反而更容易流行起来。比如戏剧中的京戏，由于趋向文雅而能够受宠，而许多土得掉渣的地方戏仍然被轻视着，因而如今中国一些地方戏种已经到了濒死的边缘；杨柳青年画因其精致更符合城市人的口味，容易被认为是“美”的，相比之下土气的乡村版画就是另一种境况。

在高端工艺品领域，刺绣及石雕、玉雕等民间手工艺都因完成了审美层面的“雅化”而成为地地道道的现代艺术品，从而吸引了一批高端消费群体。这就解决了民间艺术不受重视、销路不畅、传播受限制的问题，形成了一个流通消费的空间。趋向精致是工艺品发展的动力，更对增强竞争力、改善生存环境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可见，审美“雅化”可以成为民间艺术现代重生的重要手段。

（摘编自张娜《论民间艺术“雅化”转向及其文化逻辑》）

【滚绣球】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材料一：

词原本是当时为了配合流行乐曲而填制的歌词，多用于公私宴饮、市井娱乐，即为了“应歌”与“佐欢”，故被称作“艳科”。而诗的表现疆域是无比广阔的，只要是“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等一切外界事物，只要为诗人“耳目之所接”，并且“杂然有触于中”，就都可以“发于咏叹”。苏轼彻底冲破了词为“艳科”的牢笼，把词从相思春念、儿女情长的樊篱中解救了出来，将词的题材引向更广阔的表现空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写”，政治情怀、报国壮志、民生疾苦、农村生活、朋友情谊等等全部涵盖进去。

苏轼之前，无论是花间词派的“婉丽绮靡”，还是“一冯二主”的亡国之音，其实风格都大同小异，都没有摆脱“香软”“婉约”的限制。严肃的题材和崇高的格调，似乎是词体所不能承担的。苏轼认为词只有像诗人的诗歌那样雄豪，甚至干脆就是诗人之诗，不过句子尚须保持长短不齐，才不再是“小道”。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将诗中常见的乱石穿空、江水拍岸等广阔壮美的意象写入词中，以一个诗人的敏感，捕捉到一股豪放之气，一洗脂粉俗气。这就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大大提高了词体的表现力。

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作并无题序。苏轼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文本成为有机的统一体。如《水调歌头》的题序，交代了词的写作时间、地点和创作缘起，丰富和深化了词的审美内涵。大量典故入词，使词既可以浓缩性地叙事，也可以曲折深婉地抒情。如《江城子·密州出猎》用孙权射虎的典故来替代性地概括作者射猎打虎的过程，用冯唐的故事表达了作者的壮志，又蕴含着自身怀才不遇的隐痛，增强了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词最初只是用以演唱的“曲子词”，诗的地位要高于词，词要合乐、谐律。苏轼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束缚，把它由一种依赖音乐传播的歌词变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如他的《蝶恋花》，按照词律，这一词牌本为双叠，上下片各四仄韵，字数要相同，节奏要相等。而这首词因为前后感情色彩不同而节奏各异，不能说是词牌本色，一定是受到了移诗律以填词的影响。有人认为苏词“不协音律”，其实苏轼并非不懂音律，当他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与音律之间产生冲突时，他会对音律作调整，以适应内容的表达。

（选自《苏轼“以诗为词”的表现》，有删改）

材料二：

从维护词体的独立地位，使其不至于流于诗、合于诗的动机出发，当时便有人反对苏轼这种“以诗为词”的做法，如陈师道指出其“虽极天下之工，而要非本色”，李清照更言苏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往往不协音律”。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欲采用此种文体进行创作，必先具有一种与此种文体“要眇宜修”的特性相吻合的悱恻幽约的情思，才易于发挥词体的特长功能，才可能创作出本色当行的精美词作。唯有天生具有此种心性与情思，因其心境常与词境相合，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词人。秦观灵心悱恻，善怀多感，故其词极具倩美神韵，本色当行。而以此种情思为诗，诗亦不免沾染上词的色彩，而招来“女郎诗”“诗似小词”之讥。与之相反，苏词则被称作“男性的词”“小词似诗”，盖其所欠缺者，亦即秦观所深具者也。从根本说来，唯有性格情思与一种文体的特性相吻合者，才能成为这种文体本色当行的作家。而苏轼“以诗为词”，不能成为当行本色的词家，其内因正须由此寻出。

晁补之说：“眉山公之词短于情。”所谓“短”者，应即在上述缠绵不解之一种。对于苏轼来说，决定了他缺乏缠绵婉结的情感的，正是他所特具的那种“苏轼式”风韵。何谓“风韵”？就其实质而言，实乃心性品格的外在体现。心性品格，则又为先天素质和后天修养所共同形成。由于苏轼吸收了儒家善处穷通、乐天知命，道家清静恬淡、逍遥齐物和佛家随缘而适、随遇而安的哲学观和人生观，再加上他浸心艺文的愉悦感和博学多识的成就感，以及具有充盈而溢的天分、才气，这便造就了他潇洒超旷的心性气质。苏轼的词中不仅有爱国之情、思乡之情、手足之情，而且同样有夫妻之情和男女之情。但即使在通常说来最容易产生柔婉深微、悱恻缠绵的情感的后两类作品中，他所表现出的仍然无不是那种一以贯之的“流行坎止”的洒脱情怀。这正是由其通脱的性格决定的。人们熟悉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能够证明这一点。他所偏好，所择取者，在那开阔的气象、高远的意境、随意挥洒的笔法、直率透彻的格调。因为唯有这些，才与他那潇洒超旷的性格心境相合，才宜于传达出他的这种潇洒超旷的性格心境。这样，其作品的风貌怎么可能与珠圆玉润、低徊唱叹或婉媚柔融、悱恻绵丽等本色当行一派的词作相一致呢？苏轼“以诗为词”，改变传统词创作固有面目的内部原因同时也是根本原因，的确在于其性情品格与词之文体特性不相符合，势有所不得不然也。

（选自刘石《苏轼“以诗为词”内因说》，有删改）

材料一

①戏剧是由演员在舞台上妆扮表演且以代言体叙述故事的艺术。戏剧的代言体，是指演员在舞台上通过化妆和摹仿等手段假定性地化身为戏剧人物，不仅以该戏剧人物的身份、言语和行动，更通过样貌、声音和行为模式等途径，努力营造如同真正的戏剧人物出现于观众面前的幻觉。戏曲用独特的脚色制，将所有演员分为不同的行当、帮助观众跨越演员和戏剧人物之间的界限。脚色制不仅是戏曲内部的行业制度，更是用以表现不同类型戏剧人物的表演体制，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

②戏剧这种艺术样式以演员的表演为媒介，通过有限的演员，把整个人类历史与现实作为其表现对象。戏剧的本质特征是由演员“扮演”人物，但演员数量是有限的，而戏剧人物是无限的，演员与戏剧人物无法一一对应。观演双方的关系，就建立在观众认同演员在舞台上通过扮演转化为戏剧人物这一重要默契的基础上。但默契的前提是戏剧表演者所运用的艺术化手段，能引导观众忽视有限的演员需在不同戏剧作品中扮演无限多的戏剧人物这一明显的矛盾。这就需要演员在不同剧目（甚至在同一剧目）中扮演不同戏剧人物时采用合适的手段和途径，为观众营造误将演员视同戏剧人物的幻觉。

③戏曲更倾向于通过将所有戏剧人物按照表演艺术的需要分为不同的“类”，这里所说的“类”的表现方式就是“脚色”。

④戏曲的脚色制指戏班剧团里的所有演员都分门别类归属于各自的“行当”。每个戏曲演员都有相对固定的具体分工，分别司职扮演某一类戏剧人物，是谓“脚色”。如洛地所言，“脚色，是因演员设置分工而划分、安排的剧中人物的分类，同时又是按剧中人物分类而安排、划分的演员分工。”“脚色”和一般的戏剧术语“角色”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每个脚色都有其按例应该负责扮演的戏剧人物，即“角色”。

⑤在戏曲成熟之前脚色制就已经形成其雏形。学者延保全通过对大量宋金元文物的考证，指出“宋杂剧通常有五个脚色，其中包括末泥、引戏、副净、副末和装孤”。金院本的脚色体制亦与之相同。然而，直至南宋戏文出现，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脚色体系才真正形成。始于北宋末年或两宋之交的南宋戏文有完备的生、旦、净、末、丑五大脚色的划分，这一脚色体系一直延续至今。从宋杂剧、金院本到标志着戏曲成熟形态的南戏和元杂剧，脚色体系的称谓有某些明显的变化。主要扮演女性角色的“旦”从“引戏”演化而来，而“引戏”的前身是“引舞”，主要扮演男性角色的“末”则从“末泥”转化而来，它的前身是戏头。也有歌舞的渊源，是负责歌唱的“舞头”在戏剧中的演变。

⑥戏曲脚色制的成熟有一些重要标志， 包括“末”和“生”的分离及“净"和“丑”的分离。宋杂剧金院本没有净行，从宋杂剧金院本向成熟的戏曲形态——南戏和元杂剧演变过程中，就在“副净”转化为“丑”的同时，其表演上的特色与“净”开始出现明显区隔，变为两个行当。从现存南戏和元杂剧的剧本可见，净和丑之间分工十分明确，滑稽调笑的功能主要由“丑”承担，而“净”虽然和丑一样在装扮上以涂面为标志，在表演上则更近于正色。无论是从功能看还是从表演风格看，南戏和元杂剧里的“净”前身仿佛都更近于宋杂剧、金院本里的“装孤”。而与“副净’迥然相异。从宋杂剧、金院本的表演分末泥、引戏、副净、副末、装孤五个主要脚色，到南宋戏文和元杂剧分生、旦、净、末、丑五个主要脚色，看似差别细微，却完成了从表演小型节目的宋杂剧、金院本所需的脚色体系到表演有完整叙事内容的南戏所需的脚色体系之间的关键递进，戏曲因此才形成完备的脚色体系。这一体系在昆曲中得到完备和系统的接续，并最终影响几乎所有戏曲剧种。

⑦戏曲的脚色体系不受角色数量的限制，从而解决了戏剧人物在数量上的无限和演员在数量上的有限这一矛盾，这是脚色制的重要价值之一。它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戏剧智慧。又与戏剧的一般规律有内在的相通之处。

（节选自傅谨《脚色与行当》，《新华文摘》2020年第2期，有删改）

材料二

①什么“跳进跳出”，什么“写实写意”，我们总在这两个圈子里做文章，没有更多的东西。中国的传统戏曲岂只是“跳进跳出”？这个自由度，咱们评弹、演戏，和现众的交流是多么自由，实现的方式有多么丰富。什么一会我进角色，一会我出角色。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演员与角色的所谓界限。这个不是哪个西方戏剧能够实现的，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戏曲太高明的地方。

②西方传统戏剧的表演理论认为演员创造角色的至高境界是“我就是”，即演员与角色合二为一。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艺术是多重的关系，它在扮演中不刻意追求合一。演员与角色时而交替、时而并存、时而自己都讲不清此时此刻我到底是角色还是我自己：经常还时不时地同观众一起审视、欣赏、评价、调节、控制自己的表演，这种中性的状态能使演员获得心理的、形体的、声音的解放，自自由由地与观众交流，时而进，时而出，叙述的、人物的、审视的、体验的无所不能。这才是表演的自由王国，是表演艺术成熟的标志。

（节选自林兆华《戏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