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教养的途径

赫尔曼·黑塞

①真正的修养不追求任何具体的目的，一如所有为了自我完善而作出的努力，本身便有意义。对于“教养”也即精神和心灵的完善的追求，并非是向某些狭隘目标的艰难跋涉，而是我们的自我的意识的增强和扩展，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享受更多更大的幸福。因此，真正的修养一如真正的体育，同时既是完成又是激励，随处都可到达终点却从不停歇，永远都在半道上，都与宇宙共振，生存于永恒之中。它的目的不在于提高这种或那种能力和本领，而在于帮助我们找到生活的意义，正确认识过去，以大无畏的精神迎接未来。

②为获得真正的教养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研读世界文学，就是逐渐地熟悉掌握各国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以及他们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思想、经验、象征、幻象和理想的巨大财富。这条路永无止境，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它走到头；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哪怕仅仅只是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的全部文学通通读完并有所了解，更别提整个人类的文学了。然而，对每一部思想家或作家的杰作的深入理解，却都会使你感到满足和幸福——不是因为获得了僵死的知识，而是有了鲜活的意识和理解。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尽可能地多读和多知道，而在于自由地选择我们个人闲暇时能完全沉溺其中的杰作，领略人类所思、所求的广阔和丰盈，从而在自己与整个人类之间，建立起息息相通的生动联系，使自己的心脏随着人类心脏的跳动而跳动。这，归根到底是一切生活所赋予的意义，如果活着不仅仅为了满足那些赤裸裸的需要的话。读书决不是要使我们“散心消遣”，倒是要使我们集中心智；不是要用虚假的慰藉来麻痹我们，使我们对无意义的人生视而不见，而是正好相反，要帮助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充实、高尚，越来越有意义。

③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对每一位有志者都敞开着，谁也不必对它收藏之丰富望洋兴叹，因为问题不在于数量。有的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然不失为真正的读书人。还有人见书便生吞下去，对什么都能说上几句，然而一切努力全都白费。因为教养得有一个可教养的客体作前提，那就是个性或人格。没有这个前提，教养在一定意义上便落了空，纵然能积累某些知识，却不会产生爱和生命。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

④当今之世，对书籍已经有些轻视了。为数甚多的年轻人，似乎觉得舍弃愉快的生活而埋头读书，是既可笑又不值得的；他们认为人生太短促、太宝贵，却又挤得出时间一星期去泡六次咖啡馆，在舞池中消磨许多时光。是啊，“现实世界”的大学、工场、交易所和游乐地尽管那么生气蓬勃，可整天呆在这些地方，难道就比我们一天留一两个小时去读古代哲人和诗人的作品，更能接近真正的生活吗？不错，读得太多可能有害，书籍可能成为生活的竞争对手。但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反对任何人倾心于书。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能够理解和喜爱的作品开始阅读吧！但单靠报纸和偶然得到的流行文学，是学不会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而必须读杰作。杰作常常不像时髦读物那么适口，那么富于刺激性。杰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花力气、下功夫……

⑤我们先得向杰作表明自己的价值，才会发现杰作的真正价值。

⑥每一年，我们都看见成千上万的儿童走进学校，开始学写字母，拼读音节。我们总发现多数儿童很快就把会阅读当成自然而无足轻重的事，只有少数儿童才年复一年，十年又十年地对学校给予自己的这把金钥匙感到惊讶和痴迷，并不断加以使用。他们为新学会的字母而骄傲，继而又克服困难，读懂一句诗或一句格言，又读懂第一则故事，第一篇童话。当多数缺少天赋的人将自己的阅读能力很快就只用来读报上的新闻或商业版时，少数人仍然为字母和文字的特殊魅力所风魔（因为它们古时候都曾经是富有魔力的符号和咒语）。这少数人就将成为读书家。他们儿时便在课本里发现了诗和故事。但在学会阅读技巧之后并不背弃它们，而是继续深入书的世界，一步一步地发现这个世界是何等广大恢宏，何等气象万千和令人幸福神往！最初，他们把这个世界当成一所小小的美丽幼儿园，园内有种着郁金香的花坛和金鱼池；后来，幼儿园变成了城里的大公园，变成了城市和国家。变成了一个洲乃至全世界，变成了天上的乐园和地上的象牙海岸，永远以新的魅力吸引着他们，永远放射着异彩。昨天的花园、公园或原始密林，今天或明天将变为一座庙堂，一座有着无数的殿宇和院落的庙堂；一切民族和时代的精神都聚集其中，都等待着新的召唤和复苏。对于每一位真正的阅读者来说，这无尽的书籍世界都会是不同的样子，每一个人还将在其中寻觅并且体验到他自己。这个从童话和印地安人故事出发，继续摸索着走向莎士比亚和但丁；那个从课本里第一篇描写星空的短文开始，走向开普勒或者爱因斯坦……通过原始密林的路有成千上万条，要达到的目的也有成千上万个，可没有一个是最后的终点，在眼前的终点后面，又将展现出一片片新的广阔的原野……

⑦这儿还根本未考虑世界上的书籍在不断地增多！不，每一个真正的读书家都能将现有的宝藏再研究苦读几十年和几百年，并为之欣悦无比，即使世界上不再增加任何一本书。我们每学会一种新的语言，都会增长新的体验——而世界上的语言何其多啊！……可就算一个读者不再学任何新的语言，甚至不再去接触他以前不知道的作品，他仍然可以将他的阅读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使之更精、更深。每一位思想家的每一部著作，每一位诗人的每一个诗篇，过一些年都会对读者呈现出新的、变化了的面貌，都将得到新的理解，在他心中唤起新的共鸣。我年轻时初次读歌德的《亲和力》只是似懂非懂，现在我大约第五次重读它了，它完全成了另一本书！这类经验的神秘和伟大之处在于：我们越是懂得精细、深入和举一反三地阅读，就越能看出每一个思想和每一部作品的独特性、个性和局限性，看出它全部的美和魅力正是基于这种独特性和个性——与此同时，我们却相信自己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世界各民族的成千上万种声音都追求同一个目标，都以不同的名称呼唤着同一些神灵，怀着同一些梦想，忍受着同样的痛苦。在数千年来不计其数的语言和书籍交织成的斑斓锦缎中，在一些个突然彻悟的瞬间，真正的读者会看见一个极其崇高的超现实的幻象，看见那由千百种矛盾的表情神奇地统一起来的人类的容颜。

书是益友。臧克家说：读过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

书是阳光。莎士比亚说：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像没有阳光。

书是钥匙。托尔斯泰说：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书是灯塔。惠普尔说：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材料一：

中国叙事有一个基本原理：对立者可以共构，互殊者可以相通。这中间存在某种互相维系、互相融合的东西，这就是中国“致中和”的审美追求和哲学境界。作为中国叙事学的理论支柱，“致中和”体现出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整体性，一是动力性。

中国古代叙事思想极为重视结构的整体性。金圣叹就十分注重叙事的内在结构，将文本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看待，并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略其形迹，伸其神理。”这是一种在欣赏和诠释作品中着眼微观、指向宏观的分析方法。他评注《水浒传》时说：“盖此书七十回，数十万言，可谓多矣，而举其神理，正如《论语》之一节两节。”正是由于金圣叹对叙事结构的洞明和把握，他才从凝固的文字中，始终看到动态的潜在的结构穿插交互，为叙事成分的组合和连接起到或隐或显的作用，并称之“草蛇灰线”，“骤看之，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

过去讲到“结构”是静态的描述，是文本最后形成的模式，而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第一次揭示了“结构动词性”，“结构是沟通写作行为和目标之间的模样和体制”。事实上，写作的第一笔就要考虑到结构，写作的最后一笔也追求结构的完成。这“第一笔”更多的是叙事思维中的东西，而“最后一笔”则几乎是文本的叙事模式。从叙事思维到叙事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实际上乃是寻找结构的生命过程和生命形态，体现出结构的动力性特点。

把结构视为“生命形式”，注重结构的整体性、动力性，是“致中和”这一传统思维方式的直接表现。恰如杨义先生提炼古代文论的术语所进行的现代解释：“读中国叙事作品是不能忽视以结构之道贯穿结构之技的思维方式，是不能忽视哲理性结构和技巧性结构相互呼应的双重构成的。不然，就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难以解读清楚其深层的文化密码。”例如《三国演义》的结构之道，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纷争，三国鼎立和演进，直至归晋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结构之技是以蜀汉为中心，特别是以诸葛亮出山到命归五丈原为叙事焦点，展开故事，而曹魏次之，孙吴又次之的叙事方式。

人们形象地将《三国演义》比作块状结构，就像人们将《水浒传》比作链状结构，将《红楼梦》比作网状结构，虽然比喻有时是蹩脚的，但它说明一个道理，结构之道贯穿结构之技，并表现出了独特的叙事形态。结构之道与结构之技最为常见的表现是潜隐结构与显层结构，这同西方叙事学讲的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在叙事形态上有相通或相近的一面，但西方叙事学纯形式研究缺少中国叙事学结构之道贯穿结构之技的深刻底蕴。而我们的结构之道本身就蕴含着对世界和人生的整体性的把握和认知。

（摘编自郑铁生《中国叙事学创建述略——兼评杨义<中国叙事学>》）

材料二：

从明初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诞生，到最高峰《红楼梦》问世，章回体一直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唯一的文体形式。这与其本身的叙事优势有关。例如它有很强的自由度，作者可以在作品中自由地出入，纵横捭阖，毫无拘束，它可以用“话说”、“却说”等套语随时转换情节线索，显得条理分明。故从《三国演义》到《红楼梦》每部经典作品都描写了几百个人物，而丝毫没有凌乱的感觉。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观性太强，易使作品单纯成为情节的工具，形成一种非常固定的叙事模式，缺乏形式上的变化，很不利于小说的发展。

西方古典长篇小说虽然诞生较晚，但其叙事结构一直处在不断地变化更新之中。纵观其结构发展历史，从一条绳子结构到双线索结构，到多线索交叉的网状结构，再到巴尔扎克的系列小说结构，西方的小说家们一直在尝试着打破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以期更充分地反映他们对当时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中西长篇小说结构模式差异明显，究其原因，不但与小说的渊源有关，还反映出中西方民族意识和哲学观念等方面的差异。

首先，中国长篇小说很大程度上受到史传文学的影响。史传中对人物一生的业绩不仅叙述详尽，而且还有许多相关资料作为旁证：由于与话本的口头文学传统密切相关，为了让听众厘清情节，作家不断提醒读者，因而书中常有“话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套语，使得小说首尾相连，且脉络分明。这样导致结构在小说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如西方那样重要。

与之相比，西方小说非常重视小说结构，其渊源《伊利亚特》的结构就设计得非常精巧，后世之仿效者也很少有从开端一直写到结局的简单结构。作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有意制造曲折与波澜，借以突出主要情节以吸引读者，进而引发读者对作品主题的深沉思考与想象。

其次，小说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小说家对生活和世界的理解。中国古代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因而十分注重秩序和稳定。在这种哲学观念的主导下，人们缺少开拓和变革的精神，就造成了秩序井然、非常稳定的章回体小说结构。而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多种哲学思潮的产生促进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作家们不断创造出新的结构模式来反映日趋复杂的现实生活，最终便形成了新模式、新结构层出不穷的局面。

（摘编自文彬彬《中西古典长篇小说叙事结构比较研究》）

材料一：

今天，网络短视频、网络影视剧的观看者，以及网文阅读者、网络游戏玩家、网络音乐听众等，都被看作“用户”，即使用者。传统的受众指信息传播、艺术审美的接受者，是读者、观众和听众。相比而言，网络文艺用户，则突出作为个体的使用者身份，其主体性与差异性受到重视。在网络文艺的蓬勃发展中，用户可以消费娱乐，也可以追求艺术审美，进行文化思考；在文艺的互联网虚拟时空与现实世界中，用户既是网络文化与艺术内容的消费者，也开始扮演着内容传播、生产参与者的角色。

在互联网用户思维影响下，文艺与受众的关系，被重置为产品与消费者的关系，“用户”之说也因此而来。网络文艺用户以主体性、个性化、差异性特征，形成与传统受众的区别。追什么剧、看哪期综艺、什么时候刷视频、用哪个客户端听歌……完全是用户自己说了算的。其实，早在互联网发展初期，用户就可以借助BBS论坛、博客等平台，留言、跟帖催更故事，分享和交换意见和看法。在今天，用户参与网络文艺评论、文艺内容生产的操作更多样了，用户也成为网络文艺传播的媒介。用户还可以上传视频、挑选偶像，加入内容生产的行列。网络文艺前所未有地激活了用户的主体性，这似乎是共识。

沉溺网络、过度娱乐，显然不应该是用户打开网络文艺的正确方式。过度使用与网络文艺的内容、媒介特征和智能传播模式不无关系。传统小说、音乐、绘画作品是相对封闭而孤立的艺术文本，互联网以超链接激活了网络艺术作品的“活性”，用户很容易在任意延展的内容网络中流连忘返。

网络文艺作品还具有打破媒介形态、内容样式单一性的特点。短视频对用户的黏合，与其模式和平台运作机制有很大关系。短视频采用“音乐+视频+社交”的模式，覆盖才艺表演、知识学习、技能探索、生活技巧等多种内容，再加上滤镜审美、碎片形态、幽默网感等，在充分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也把用户使用时间这一块儿“拿捏得死死的”。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已增至8.73亿，短视频平台正在试图将用户的多种文化需求“一网打尽”。

用户身份的发展，被看作是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对现有传播深刻改变和重构的一部分。算法推荐通过数据分析，为用户匹配内容，目的是提高网络应用的效率。但是不得不说，算法不仅存在加剧用户使用网络时长的风险，甚至会让用户陷入互联网和数据编制的巨大网络中，更加难以全身而退。互联网的基本思维是“连接一切”，算法在此基础上通过庞大数据系统，追求更精准的价值关系联结，其出发点的核心是人，这也是智能算法能够为网络文艺发展带来崭新路径与动力的根本原因。然而，技术时代的用户，更需要具备及时从技术发展便利与前景的乐观情绪中抽离的素质，善于与技术保持一定的距离，拥有清醒而冷静的思考。

（摘编自赵丽瑾《读者变为用户，别掉进算法的“陷阱”》）

材料二：

“用户”，意指计算机或互联网的使用者。在分析网络文艺的语境中，他是利用网络参与文艺实践的人，既可以是创作者，也可以是受众。这一概念移入文艺批评或始于世纪之交西方学界对于20世纪80年代起“超文本文学”“互动性数字文学”实践的分析。在这些网络文艺的前身中，作品的最终形成同时依赖于设计者自上而下的指令设计与“用户”自下而上的信息输入。“用户”取代了作者与读者。

互联网资本的增殖需要流量持续增长，需要更多“用户”涌入网络，同时需要维持足够的“用户”黏度。因而网络文艺生产的流量化、资本化，或是使得网络文艺的“创作——接受”关系趋于固定，即形成一个更加稀缺、稳定、高质量的创作者群体，以此吸引受众；或是进一步抽空文艺创作的思想性、艺术性，使之变得更为短促和同质化，简单复制，挑动受众感官，旋即湮没于信息汪洋，人们总能从中瞥到基本千篇一律的情况，味同嚼蜡，但多少伴有一点刺激的东西。

这两种途径并不对立。事实上，商业成熟的网络平台往往兼具上述两者：头部“用户”，也就是“网红”“顶流”，是具有突出才能与特色风格的创作者；非头部“用户”包括数量庞大的创作者，作品缺乏吸引力，或是跟风逐流蹭热度的简单粗糙的仿制，或是漫不经心的偶尔创作。总的来说，他们的趣味都被平台算法精准定位。

在实际的网络文艺生产中，“用户”面对的不是为实现精英化的审美活动而设的互动性文本，而是资本主导的平台、旨在引流变现的算法。当我们以此谈论网络文艺的“用户”概念时，“用户”被高度去主体化。能够持续带动流量增长与资本增值的“用户”就是好“用户”。在审美理想与经济现实之间，“用户”陷入尴尬的境地。

因此，彰显网络文艺“用户”的新内涵，需要诉诸审美与市场之外的空间。好的网络文艺“用户”，需要向内用力，涵养良好的个人道德修养、知识素养和媒介素养，同时也要有外部的强大支持，拥有清朗、健康的互联网生态，也即国家文化治理与网络空间治理为“用户”提供良好的机制保障，其目的是构建网络空间的共同体。通过法律法规的约束与价值理念的引导，实现“内外兼修”，使得互联网资本与“用户”之间的不平衡力量得到有效调节，“用户”可以更加自由地对待网络文艺，并从中获得审美体验与共同体经验，营造共同的网络文艺家园。

（摘编自王曦《内外兼修，营造共同的网络文艺家园——也谈网络文艺的“用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