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西方戏剧的观念与中国戏曲的观念，是迥然有别的。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对戏剧进行了理论总结，写下了著名的《诗学》。他说：“悲剧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中国的戏曲理论，无论是明代的汤显祖还是清代的李渔，阐述的重点都是在演员的演技和唱腔方面，剧本的故事无不处于次要的位置。

这种理论上的差异，自然造就了舞台演出的分疆。西方的戏剧注重情节，强调客观真实性。演员的演出力图逼真。苏联时期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演员在演出中放弃自我本性完全投入到角色中去，以期最大程度地符合剧情的客观真实性。他在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时，这样处理威尼斯的小船驶过舞台：“船下要装小轮子。小轮子必须妥善地装上一层厚橡皮，使船能平稳地滑动……小船要十二个人推着走，用鼓风机向口袋里吹胀了气，以此形成翻滚的波浪……使用的槽是锡制的、空心的，在空心的槽里灌上一半水，摇槽时里面的水便会动荡，发出典型的威尼斯河水的冲击声。”舞台上一切的安排就是要把一个不容怀疑和增减的情节让观众接受。

中国的戏曲注重的是演员的表演，对戏曲的情节并不十分苛求。戏曲也强调逼真，但这种逼真不是在摹仿现实的细节摹仿得惟妙惟肖的基础上，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把舞台上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地表现给观众看。如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打渔杀家》后写道：“他表演一位渔家少女怎样驾驶一叶小舟，她站立着摇着一支长不过膝的小桨，这就是驾驶小舟，但舞台上并没有小舟……观众这种感情是由演员的姿势引起的，正是这种姿势使得这场行船的戏获得名声。”中西舞台演出的不同，自然也造就了欣赏的异趣。

西方看戏剧的观众十有八九是以认知的心态去观赏的。他们努力设身处地地沉浸到剧中去，做一个“事件过程”的偷窥者或目击者。在戏剧的剧场里，观众的神情始终是关注的，观众席上始终是寂静的，大家都在悄悄地“偷看”台上发生的“事件”。观众即使被“事件”触动，也不敢即席发声与伙伴交流，就像在现实中不敢打扰旁人的生活一样。走出剧场，他们感受的焦点在于，评判演员和情节“像”还是“不像”，反思自己“知”还是“不知”。如果“知”了就不再进剧场。西方戏剧以及类似样式的艺术，一般很难吸引没有偏爱的回客。

中国观众到剧场里去看戏，与其说看戏曲故事，不如说看演员能力。老练的观众常常不以戏曲故事作为看戏的选择，而以某一个演员的演技作为看戏的选择。中国戏曲剧场中，名演员的折子戏（剧目中最能表现其演技的片断）专场往往比完整的戏曲故事演出更能吸引人。重演技的结果锻炼出了演员超乎寻常的表现力：如青年演员能扮演老年；老年演员能扮演青年；男演员能扮演女人，如京剧的梅兰芳；女演员能扮演男人，如越剧的徐玉兰。

这种强调表现力而不重客观真实的舞台准则，是西方戏剧闻所未闻，不敢想象的。

（节编自陈伟《中国戏曲点燃布莱希特的理论火花》）

材料二：

清初画家笪重光在他的《画筌》里一段论画面空间的话，也正相通于中国舞台上空间处理的方式。他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中国舞台表演方式有独创性，我们愈来愈见到它的优越性。中国舞台上一般地不设置逼真的布景。老艺人说得好：“戏曲的布景是在演员的身上。”演员结合剧情的发展，灵活地运用表演程式和手法，使得“真境逼而神境生”。演员集中精神用程式手法、舞蹈行动，“逼真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和行动，就会使人忘掉对于剧中环境布景的要求，不需要环境布景阻碍表演的集中和灵活。“实景清而空景现”，留出空虚来让人物充分地表现剧情，剧中人和观众精神交流，深入艺术创作的最深意趣，这就是“真境逼而神境生”。

这是艺术所启示的真，也就是“无可绘”的精神的体现，也就是美。

做到了这一点，就会使舞台上“空景”的“现”，即空间的构成，不须借助于实物的布置来显示空间，恐怕“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排除了累赘的布景，可使“无景处都成妙境”。例如川剧《刁窗》一场中虚拟的动作既突出了表演的“真”，又同时显示了手势的“美”，因“虚”得“实”。《秋江》剧里船翁一支桨和陈妙常的摇曳的舞姿可令观众“神游”江上。中国的演员能用一两个极洗练而又极典型的姿式，把时间、地点和特定情景表现出来。

（节编自宗白华《美学散步·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与实》）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建构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首要任务是确立散文文体的核心。散文的特点是自由与真实。散文没有自己特定的文体标识，其写作内容无所不包，它也没有属于自己的结构要求和特殊写作技巧，散文唯一的不自由是不能任意虚构，真实是它的最基本要求和最可贵品质。虽不一定是客观上的真人真事，但作者在主观上起码不能有意虚构，更重要的是文中所写的必须是真情实感，在散文中，真实的作者始终在场。因而，如果追问散文的真正核心是什么，只能说是“人——文”。在散文中，“人”与“文”一体两面，“人”是散文作者自己，而“文”是“人”的创造物，亦是“人”得以呈现的文本符号。小说、戏剧和诗歌也包含作者与作品两个层面，但这些文体作者隐藏在形式和话语背后，而散文的“人”与“文”之间无需话语装置和形式中介，作者在文章中是直接在场的，散文是“人文一体”的直接呈现。

以“人——文”为核心，散文文体可分为四个层面：一是知识与经验层面，二是思想与情感层面（理性与情感），三是精神与境界层面，四是文体与语体层面。知识与经验、思想与情感、精神与境界三个层面是散文的内涵层面，由具体到抽象层层叠加、内化和升华。知识与经验、思想与情感关乎内容的宽度（丰富性）与深度（深刻性），其中知识与经验层面是直接性、事实性和偏于客观性的内容信息，诉诸叙述、描述和说明；思想与情感层面与前者相伴相生，“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显言也，故即事以寓情”（刘大櫆《论文偶记》），思想统摄知识，经验伴随情感，是基于前者的偏于主观性的方面，诉诸议论与抒情，表现为散文的理趣和意境；精神与境界层面是在前述两个层面基础上的最终升华与结晶，是散文内涵的最高层面，涉及散文整体的精神品质、价值立场、道德理想和性灵情致等，是散文最终达到的境界，也是前述两个层面的人格化，是散文的核心——写作主体人格的最终显现。文体与语体层面则是以上三个层面的符号显现，是读者直接接触到的信息符码，前三个层面必须经由它来表现，是散文核心的另一面——文的承担者。在散文理论的四个层面中，精神与境界、文体与语体是“人”的最直接显现。精神与境界形成散文的“人格”，文体与语体形成散文的“文格”。

一篇好的散文取决于其展现的作者人格的高度，它往往有丰富新颖的知识与经验、美好的情感与趣味、健全的思想和高尚的精神境界。“文格”是通过文体与语体体现出来的“文”的品质，是与人格相统一的文章的符号层面，包括文体、结构、笔调、修辞、文字等。文格是人格的自然延伸，与人格息息相关，“人格”与“文格”相互映照、相得益彰。“人格”与“文格”的融合形成散文整体的“风格”。

（摘编自汪卫东《文章传统与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重构》）

材料二：

“文以载道”的古代散文与“自我表现”的现代散文，在作者“自我”的真实性上有着本质的差异。前者服务于政治范畴的“道”，以“道”遮蔽、隐匿并封闭作家的“自我”；后者则是表现本真的“自我”，社会生活中的作家与文本中的“自我”具有同一性：“我”就是“我”，“我”写，故“真我”在。

“自我”本真的中国哲学渊源，可以追溯到孔子的“修辞立其诚”和庄子的“法天贵真”的思想观念。《庄子·渔父》中庄子借孔子与客人的对话，阐述其求真的思想：“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孔子、庄子都要求首先从个人内心世界里求真，先哲均把“真”归入主观心灵世界的范畴。这种内心求真的观念，无疑是散文本体哲学构成的历史文化基因。在古代散文中，在“文以载道”的文化霸权话语之外，“主情”说、“性灵”说等“异端邪说”，均包含着朴素的追求自我的“人本主义”的思想，这些美学思潮及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与“载道”的主流文学，相辅相成地组合成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

英式随笔的创始人蒙田，也在其《Essay》一文阐述过“自我”本真的思想：“我要人们在这里看见我的平凡、纯朴和天然的生活，无拘束亦无造作：因为我所描画的就是我自己。”“自我”本真，原本也是自蒙田创始之后英式随笔的文章哲学。另外，叔本华的唯我主义的本体论，尼采关于“人的心灵在宽阔的回旋路上追上自己”的主张，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学说，这些哲学观念支持着英式随笔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把艺术表现的立足点从客观转向主观、从外在的客观观察转向内心体验与发现，从而真实地表现潜意识、非理性的“自我”——创作主体的自身。

鉴于上述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五四”以后散文文本哲学——表现“自我”本真，它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纵向继承中国的古典哲学，横向借鉴英式随笔求“真”的原创思想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中关于艺术与“自我”的观念，是中西哲学思想超越时空的整合与重建。

（摘编自吴周文《中国现代散文审美特质论》）

鲁迅散文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我经验的表现。鲁迅写作散文，大抵处在激战或大病过后，或者经过一场劫难之后的精神休整时期，此时相对获得一种“痛定”的闲静，情感较之于杂文的战斗豪情，偏于绵长、凝重和深沉。鲁迅散文的语言则是简约、凝重而柔韧的，在白话文自由舒展、明白晓畅的基础上，着意保留古代散文的气韵风骨和节奏音韵之美。

材料一：

时下热播的、由作家猫腻网络小说《庆余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引发全网热议。除了改编尊重原著、表演到位、制作精良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其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原著将千百年的中华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展现在众人眼前，用文化的力量引发读者深深的情感共鸣。有些精彩篇章，如庄墨韩与范闲“朝堂斗诗”的情节，直接取用古代诗词的精粹制造故事爽点，在弘扬传统文化之美上有着“点穴”之功。

近年出现的优秀网络文学作品，都注意汲取传统文化营养，让民族文化精髓成为这些作品的价值基因。入选“中国网络文学20年20部”的《诛仙》是一部东方玄幻仙侠小说，作家以道家文化“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为基本立意，采用蕴含东方文化神韵的故事来架构。在人物描写、氛围营造和语言表达上，《诛仙》吸收和化用了《山海经》等古代文化典籍元素。作者在创作中又受到《蜀山奇侠传》《鹿鼎记》等现代仙侠武侠小说影响，将其神韵融入作品血脉，使《诛仙》对传统文化有独到的理解和艺术阐释。

网络文学创作实践一再表明，只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网络作品的艺术魅力，让民族文化中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融为文学的“精神血脉”，网络文学作品才能传承民族精神，构建与人民大众情感共鸣、与时代价值共振的“精神家园”。

（摘编自欧阳友权《传统文化是网络文学的“精神血脉”》）

材料二：

近年来，网络文学持续高产，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持续深耕，日益向着精细化、多方位、纵深化发展。日渐繁荣发展的网络文学，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极大地丰富了当代大众文学。

中国网络文学自诞生起便与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厚渊源，一些网络文学作品发轫时就模仿经典或戏仿名作，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其中，一些早期作者，在文学经典指引下，一步步走进网络文学园地。

通过化用和改造的方式致敬经典作品，是网络文学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莲青漪的《狼毫小笔》，模仿唐诗宋词情韵兼备，描绘名胜古迹形神俱足，演绎历史传说袭故弥新，广受读者喜爱。

还原和再造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意境，也是网络文学的典型创作模式。纵观当红的网络文学作品，如《琅琊榜》《鹤唳华亭》等，往往营造一种古雅和精致的意境，表现出对民族审美传统和优秀传统美德的认同和追慕。这些作品的成功固然各有原因，但有一点大致相同，那就是原作者大多是酷爱古典文学之人，他们对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宋诗词中经典意境的巧妙借用和转化，让雅好此道的读者对其作品爱不释手。

许多网络作家想方设法吸收优秀传统文学创作经验，希望能够更为生动形象、更具中国风格地表现当下中国人的处世方式、生活理念、美学追求，希望能更充分展现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更广泛凝聚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生存经验、生活智慧，更深刻容纳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基因。在这些方面，网络文学拥有观念后来居上和技术上弯道超车的优势。可以说，网络文学对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弘扬，已经从写作技巧和语言修辞等相对表浅的层面，朝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内里更为纵深地开掘。例如，在众多网络文学作品中，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得以更充分、更精彩、更接近青年读者阅读心理的阐发与呈现。

网络文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还在于其数量的庞大和产业转化的日益成熟，这使其在传播上具有巨大优势。网络文学出现以来，新媒介的技术优势和市场的资源配置优势，在文学生产与消费领域得到充分发挥，使文学创作、作品传播和阅读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网络文学的快速发展，给传统文学造成巨大冲击和强烈影响，网络文学在表现方式、语言形态、创作手段、审美元素、评论手段等诸多方面都与传统文学有所不同，扩展了文学的表现空间，给传统文学注入新活力，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也是其重要贡献。

摘编自陈定家《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文学开掘宝贵资源打造精品力作》）

材料三：

中华悠久的历史给网络小说丰富的历史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各个历史朝代都被网络小说当作背景进行“演义”。《明朝那些事儿》尊重历史事实，以现代人的情感讲述明朝故事，在人情事理的基础上还原历史。《后宫·甄嬛传》《芈月传》等小说，或以真实的历史为依据展开飞驰的想象，或虚构一段模糊的历史，演绎中国式的人情事理与中国智慧，在想象的故事中以中国人当下的社会视角来表达情感，让读者从中获得愉悦和启悟。

网络文学在作品的文化意蕴、虚拟世界的想象力、人物形象的精气神、作品的类型风格等方面，表达出鲜明的中华文化立场。那些优秀网络作家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将中华文化的精髓融于精彩的故事中，以艺术的方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网络作家们应对中华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即以现代观念重新观照传统文化。如《木兰无长兄》向《木兰诗》致敬，《将夜》中的夫子及其弟子，保持着精神的独立，又有强烈的家国责任意识。但我们也应看到，网络小说中不乏后宫争宠、厚黑学、封建迷信等文化糟粕，如梦入神机的小说《佛本是道》蕴含着“生命如同蝼蚁”的观念，跳舞的小说弘扬“丛林法则”等。这样的创作动向值得警惕、并亟待及时纠偏。

（摘编自周志雄《网络文学如何传承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