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比如俄罗斯、法国、英国、美国以及拉美等著名作家的作品，里面独特的人物形象、人物命运，都凝结了那个民族的性格特征，代表着那个国家的精神风貌，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比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写了一个特殊时期的主人公格利高里，这个格利高里在红军和白军之间来回变换身份，这既是他个人生存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当时的俄罗斯政治力量此消彼长的一种情形。还有南斯拉夫获得诺奖的作家安德里奇的作品《德里纳河上的桥》，围绕一座桥的拆毁与重建，写了“一战”之后各种政治势力几十年之间发生的较量与斗争。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写出了那个国家那段特殊时期的历史，以及置身其中的人们的命运转折。这些都是现实主义写法和现实主义精神比较充分的作品。

从我们国内的长篇创作来看，茅盾文学奖现在已经评了十届了，十届有五六十部获奖作品。回过头去看，给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一些现实题材写作并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比如第一届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此后的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平的《抉择》、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蛙》、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金宇澄的《繁花》，以及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都是现实主义元素比较充分的长篇力作。这些作品都是作者所写的那个时代、那段历史以及国人的思想状态、时代情绪的一种表达和反映。所以无论从外国来看还是从中国来看，好的作品多是富含现实主义精神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怎样在现实题材书写中做到反映自己所处的时代，并使作品在反映时代的时候又对某些时代的局限进行超越，从而富含现实主义精神？中国当代作家中的先行者，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与借鉴。如赵树理，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他1958年前后往农村跑，知道农村的真实状况是什么，他写了《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一系列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提倡一种“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实事求是的，但同时又是不合时宜的，所以有段时间他就被批评，说他是写“中间人物”的代表作家。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恰恰是他深入生活，了解农村的生活，才使他没有顺着当时的时势去说大话、假话，而是写出了反映当时人们真实的状态、真实的情绪和真实的意愿的作品。

（摘编自白烨《现实题材与现实主义》）

材料二：

艺术创作不是凭空臆想、随意虚构，需要坚实的生活积累，正如思想家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所言：“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坎。”内容丰富、色彩斑斓的现实生活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没有深厚的生活积淀，缺乏切身的生活体验，没有基本的生活常识，想创作出好的生活作品犹如痴人说梦。

生活不等于艺术。知名戏曲理论家何玉人强调：“戏剧要在音乐、表演、程式、舞台限制等因素的规范中进行文学创作。剧作本身还要集中、凝练、有冲突，在一定的时空内实现艺术理想。”剧作家虽然已经掌握丰富的生活和生动的人物，但还必须经过自身对题材掰开了、揉碎了的思考、辨析、反思等一系列的酝酿构思，直至完成充满个人审美体验与思想内涵的艺术创造。现实题材戏剧作品直接取材于生动的现实生活、聚焦活生生的真实人物、依托感人的事迹，还要把题材自身的优势转化为艺术上的优势。戏剧艺术绝非徒有形式的纯技艺的展示和堆砌，相反，历史上经典剧目的铸就都离不开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人生感悟。然而，人们在注重其思想性的同时，还必须强调作为艺术作品在艺术处理、艺术表现、艺术创造方面的审美特性——艺术性。没有了艺术美感的戏剧剧目如同失去翅膀的雄鹰，再怎么拥有雄心壮志也无济于事了。有些剧目以某位干部为对象，命题作文般恨不得满台宣扬这位干部一心为公、勤勤恳恳、废寝忘食的优秀品质，最终累死在工作岗位上……诸如此类情节的作品并不少见，恰似前文讲的“失去翅膀的雄鹰”。主人公甚至在剧中就是一个没有家庭责任感的工作狂，是一个不管父母、老婆、孩子，还要独断专行牺牲家人的合法利益以突显其高尚品格的人。毫不客气地讲，这种塑造方法绝不是在树立榜样，甚至可以说是在简单化、脸谱化和异化他们，即便真实生活中就是这样大公无私到铁面无情的人，也必须在戏剧舞台上完成艺术性的处理和审美转化。

艺术性是审美领域强烈的感染力，现实题材作品的艺术性包括：形象的典型性和生动性、情节的曲折性和传奇性、结构的完整性和紧凑性、语言的准确性和鲜明性、手法的独创性和多样性，以及审美的愉悦性和观赏性等。知名剧作家郑怀兴用傅山的话来谈编剧创作“曲尽人情，愈曲愈折；戏推物理，越戏越真”，情节越曲折，人物形象越鲜明，戏才越好看，“即此半假半真局面，却是大开大合文章”。写文章要明白晓畅、条理清晰；写戏却正好相反，要千回百转、不厌其烦、曲折不前、峰回路转。这就是戏剧艺术创作的规律，曲折的戏剧性的表达既构建了其艺术性，同时又是艺术性的内在约束。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现实题材戏剧创作只有不断地深入现实生活当中挖掘好的题材，不断通过现代生活故事、人物情感、思想命运，以新的手段和方法展现时代精神，才能实现戏剧艺术新的突破和建设。

（摘编自智联忠《现实题材戏剧创作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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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如果把《红楼梦》当作人类审美智慧的最大的独创性体系对待，而不是简单地从中寻找社会政治史料和作家个人的传记材料，就需要回到《红楼梦》的文本深层，因为只有面对小说文本，才能看到作者把主要笔力用于写一部社会历史悲剧和一部爱情悲剧。这幕悲剧将中心舞台设置在贾府尤其是大观园中，因此，它对社会历史的反映既是形象的，又是折射式的。而作品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绝慧一时的人物及其命运，尤其是他们爱情婚姻的纠葛，以及围绕这些纠葛出现的一系列各种层次的人物面貌及其际遇，则始终居于这个悲剧舞台的中心。其中令读者最为动容的是宝黛的爱情悲剧。不仅因为他们在恋爱上是叛逆者，还因为他们的恋爱是一对叛逆者的恋爱。这就决定了宝玉和黛玉的悲剧是双重的悲剧：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所不能容许的爱情悲剧，上流社会以及贵族家庭所不容许的叛逆者的悲剧。正是作者把这双重悲剧融合在一起着笔，它的意义就更为深广了。《红楼梦》的独创性还体现在它使家庭矛盾和社会矛盾结合起来，并赋予家庭矛盾以深刻的社会矛盾的内容，因而《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府中的种种矛盾，以及宝玉、黛玉、宝钗等诸多人物的爱情、婚姻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的反映。既然如此，小说的视野一旦投向了全社会，那么，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世风的浇漓、人心的衰萎，便不可避免地会在作品中得到反映。书中所着力描写的荣国府，就像一面透视镜似的，凝聚着当时社会的缩影。这个封建大家族，也正像它所寄生的那个将由盛转衰的清王朝一样，虽然表面上还维持着烜赫的豪华场面，但那“忽喇喇似大厦倾”的趋势，却已从各方面掩饰不住地暴露出来。而这一切也正符合全书的以盛写衰的创作构思的特点。因此，从《红楼梦》的接受史来观照，体现并引导读者体验人生况味，是这部伟大小说的艺术魅力所在，也是它和人们对话最易沟通、最具有广泛性的话题。读者面对小说中人生的乖戾和悖论，承受着由人及己的震动。这种心灵的战栗和震动，无疑是《红楼梦》所追求的最佳效应。因为对广大读者来说，他们之所以要窥视不属于自己的心灵流程和社会体验，不只是出于好奇，更重要的是通过与书中的各种殊异的心灵相识，品尝人生的诸种况味。所以从小说发展史角度来看，小说从写历史、写人生到写人生况味，绝不意味着《红楼梦》价值的失落，而是价值普泛性的增强。一部摆脱了狭隘功利性而具有全人类性的小说，即使在今天，仍有巨大的生命意义和魅力，这就是《红楼梦》迥异于它以前小说的地方。

[摘编自宁宗一《心灵的绝唱：（红楼梦）论痕》]

材料二：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美学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美学理念与艺术实践结合在一起，给读者提供了生动形象的“美学教材”，诱发读者进行心灵的远游，感悟中国气度的美学华章。曹雪芹对历史既“敬”且“畏”。这种“敬畏”，表现为他对历史的尊重、凝思、直面和超越。在《红楼梦》里，曹雪芹充分彰显了自己的历史审美意识，并对历史演进态势进行深刻感悟，做出了诉诸形象、光照汗青的美学贡献。《红楼梦》具有极其深广的历史内涵，对整个历史流程采取审美观照的态度，将历史经验渗透到梦魂飞度、思接千载的情感波动之中。这使《红楼梦》既准确无误又无年代可考，从而迫使读者心领神会，在情感力量的驱使下阅读。曾雪芹不用具体的推理来陈述自己的历史感受，而是用模糊的语言去负载历史沧桑巨变的复杂信息，企求读者在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中，获得对历史真谛的深刻领悟。这种情笼百代的审美取向，使红楼悲剧成为史诗。《红楼梦》通过对悲剧世界森然万象的描绘，去把握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必然趋势；曹雪芹尽管没有揭开“红楼悲剧”的最后一幕，还是使读者清晰地看到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必然结局。曹雪芹既尊重前贤，又注重创新，这使《红楼梦》凝聚了历史的血泪与浩渺的诗思，对传统历史意识进行了重大突破。曹雪芹创造的红楼悲剧，之所以带有更为忧愤深广、心事苍茫的历史沉思，之所以较先前的任何悲剧作品更富于壮丽凝重、气概非凡的史诗意味，原因正在于此。不仅如此，曹雪芹还以其卓越的艺术胆识，从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中发时代新声，其审美意识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在《红楼梦》之前，中国小说中鲜有“自省”，更没有“忏悔”意识。及至曾雪芹的忏悔，则推动《红楼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神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忏悔”是一种心灵的净化剂，得过且过的人绝不会认真地忏悔。只有不甘沉沦者，才敢无情地剖视自己的伤口，以求得精神上的重构与超越。曹雪芹以沉重的寂寞与悲痛，发出了凛冽的自悔与自责：“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曹雪芹在阅尽人世沧桑之后，送目古今，以忏悔来补过，而求得心灵的平衡、精神的超越和生命的涅槃。可惜曹雪芹无法用深沉的忏悔，弥合内心与历史的缺憾和伤痕。这就使“想梦而无梦”的人生悲剧更进一层，演化为“忏悔无门”的心灵劫难。

（摘编自井普椿《<红楼梦>美学意蕴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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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历史不会遵循稳定的法则，我们也无法预测未来的走向，那为什么还要研究历史？我们常常以为，科学的主要目的就是预测未来：气象学者要预测明天是晴还是雨，经济学家要判断货币贬值是否会避免或造成经济危机，好医生能判断化疗或放疗能否治愈肺癌。同样，我们也希望历史学家去审视前人不的行为，以便让我们善则从之、恶则改之。但实际情况几乎永远不是这样，原因就在于现在和过去有天壤之别。虽然历史学家偶尔也会提出预测，但历史研究最重要的目的，其实是让我们意识到一些通常不会考虑的可能性。历史学家研究过去不是为了重复过去，而是为了从中获得解放。

我们每个人生来都处于某个特定的历史现实中，受特定的规范和价值观制约，也由独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来管理。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所处的现实是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一切纯属自然、不可避免、无法改变。但我们忘了世界是由一连此串的意外事件创造的，历史不仅塑造了我们的科技、政治和社会，也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恐惧和梦想。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挣脱过去的桎梏，让我们能看向不同的方向，并开始注意到前人无法想象或过去不希望我们想象到的可能性。研究历史并不能告诉我们该如何选择，但至少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选项。

那些希望改变世界的举动，常常发端于改写历史，从而使得人们能够重新想象未来。新的历史会告诉他们：“现在的状况既非自然而然，也不会永恒变。过去曾经是另一个样子，只是有了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才创造出现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只要我们采取明智的行动，就能改变并创造出更好的世界。”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才要讲述资本主义的历史，女权主义者才要研究父权社会的形成，非洲裔美国人才要永远记住奴隶贸易的恐怖。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延续过去，而是要从过去中解放出来。

发生在大规模社会革命中的事，同样也会发生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一对年轻夫妇正在为自己盖一个新家，他们要求设计师在前院设计一块漂亮的草坪。为什么想要一块草坪？他们或许会说：“因为草坪很漂亮啊。”但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这件事背后也有历史原因。

在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并不会在洞穴入口处种草。就是参观雅典卫城、罗马卡托皮林神殿山、耶路撒冷犹太圣殿或北京紫禁城，也都没有一片绿油油的草地欢迎访客。这种在私人住宅和公共建筑前设置一片草坪的想法，诞生于中世纪晚期英法两国贵族的城堡。到了现代早期，这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成了贵族的标志。想要有一片漂亮的草坪，除了要有地，还得付出许多心力，特别是以前可没有自动洒水装置和割草机。而到头来，草坪并不会产生任何价值，甚至不能放牛羊进去吃草，否则就可能被啃秃踩坏。贫穷的农民负担不起，绝不可能把宝贵的土地或时间浪费在草坪上。于是，城堡入口处那片完美的草地，就成了无人能造假的身份象征。

就算到了现代晚期，新掌权的总统和总理还是保留了设置草坪的传统。从国会、最高法院、总统官邸到其他公共建筑，就这么用一片又一片平整的绿地宣告着自己的权力。同时，草坪也征服了体育界。几千年来，从冰面到沙漠，人类的运动几乎用过所有可能想象到的地表。但在过去这两个世纪，足球或网球非常重要的比赛，用的都是草地。当然，这是在你有钱的前提下。于是，草坪在人们心中成了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象征。这也就难怪到了19世纪，新兴中产阶级对草坪也是热烈欢迎。一开始，只有银行家、律师和企业家能够负担得起在自己的私人住所布置这样的奢侈品。等到工业革命使中产阶级扩大，并发明了割草机、自动洒水装置，数百万家庭忽然也负担得起，能够在自家门口种上一片草坪。于是在美国市郊，平整漂亮的草坪也从富人阶级的奢侈品转为中产阶级的必需品。

对草坪的狂热不只出现在欧洲和美国。全球民众看到草坪，都会联想到权力、金钱和威望。于是，草坪传播得既远且广，现在甚至征服了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卡塔尔最近新建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侧面有着大片草坪，很容易让人想起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博物馆由一家美国公司设计并建造，草地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而且是在阿拉伯沙漠之中，每天需要惊人的淡水量，才能维持翠绿。要不是因为那些白色长袍和黑色头巾，还真有可能误以为身处美国中西部，而不是中东地区。

了解了草坪的简短历史，如果现在要设计梦想中的房子，你可能就会再想想究竟要不要有草坪。当然，你还是可以想要有片草坪。然而，你也可以选择甩掉这些欧洲公爵、大资本家给你造成的文化负担，换成日式的枯山水，甚至是自己来点儿全新创造。这正是研究历史最好的理由：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要将自己从过去中释放出来，想象是否有另一种命运。当然，我们仍不免受到过去的影响，所以永远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自由；然而，部分自由总比全无自由要好得多。

（摘编自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