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在论辩说理中，很少有人能直接说服对立一方。这并不表示他论证乏力，而是因为，一般来说，论辩式说理起到的是强化自己一方、而非软化对立一方的作用。因此，对立双方就有可能在辩论中越说越僵。

②极端的越说越僵，这种情况在说理文化良好的社会中较少发生。这是因为辩论者在辩论中，理是说给“第三方”听的，而不是说给对立方听的。以第三方为说服对象，并由此来确定说理的主要构成要素，这便是英国哲学家图尔敏对公共说理的一大贡献。在图尔敏之前，对说理结构的理解和分析是以形式逻辑为着眼点的。图尔敏提出的说理分析模式却着眼于听众，具体而言，是那些立场中立、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第三方听众。例如，在法庭上，有争执的双方各自陈述自己的立场和理由，同时还就对方陈述中的具体环节和细节提出质疑。各方这么做是为了说服中立的第三方——法官或陪审员。

③图尔敏论证模式包括主张、保证、论据、支持、语气和反驳等要素。它具有两个基本的认知特征：第一，说理中所有的主张、理由、中介保证等等，都是可以由对方诘问和质疑的，说理一方必须为此做好准备。第二，决定说理一方是否有理的是中立的第三方（法官和陪审员），不是自己一方或反对一方的“粉丝”。在这两点上，图尔敏模式都不相同于形式逻辑论证。

④形式逻辑的论证是以说理结构为准的，对于说理的具体听众以及他们的疑问不够重视。然而，这些恰恰是图尔敏论证模式所关心的。例如，打篮球的人个子都很高，张三打篮球，所以他个子一定很高。从形式逻辑的论证来看，这个说法是可靠的。但是，实际上张三个子不一定很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论证的大前提（打篮球的人个子都很高）本身并不可靠。

⑤图尔敏论证模式要求辩论者在说理时，要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仔细检查自己论证的每一个部分，并尽量事先估计到对立一方可能提出的反对理由。法庭上，法官和陪审员是典型的第三方听众。而在公共说理中，第三方是公众。公众往往并不像法官和陪审员那样拥有裁决的权威，公众所起的第三方作用是形成舆论。公众越是具备理性思考的素养，他们的舆论机制就会对争论说理的双方提出越高的文明礼仪要求。谁在争论中穷凶极恶、出口伤人，不管说得多么头头是道，在第三方眼里都是不值得尊敬与信任的人。

⑥总之，在公共辩论和争论中，避免对立双方越说越僵的机制是普遍具有教养的公众所发出的舆论。有教养的公众以理性、客观和冷静的第三方身份来进行仲裁，而不是像情绪化的“粉丝”那样狂热地崇拜和偏袒一方。粉丝以“哄客”（起哄，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的面目出现，习惯于用暴力的话语来表现自己的立场。在哄客成群的地方，论争者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第三方听众，双方直接顶牛，越说越僵，最终变成仇寇。

（摘编自徐贲《到底谁有理，问问“第三方”》）

读想象文学的“不要”

论说性作品要传达的是知识——在读者经验中曾经有过或没有过的知识。想象文学是在阐述一个经验本身——那是读者只能借着阅读才能拥有或分享的经验——如果成功了，就带给读者一种享受。因为企图不同，这两种不同的作品对心智便有不同的诉求。我们都是经由感官与想象来体验事情。我们都是运用判断与推论，也就是理智，才能理解事情。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思考时用不上想象力，或我们的感官经验完全独立于理性的洞察与反应之外。关键在强调哪一方面的问题而已。小说主要是运用想象力。这也是为什么称之为想象文学的原因，这与理性的科学或哲学相反。

有关想象文学的事实，带引出我们要建议的否定的指令：不要抗拒想象文学带给你的影响力。我们讨论过很多主动的阅读方法。这适用于任何一本书。但在论说性作品与想象文学中，适用的方法却不大相同。阅读论说性作品，读者应该像个捕食的小鸟，经常保持警觉，随时准备伸出利爪。在阅读诗与小说时，相同的活动却有不同的表现方法。如果容许的话，我们可以说那是有点被动的活动，或者说那是带着活力的热情。在阅读一个故事时，我们一定要用那样的方式来表现，让故事在我们身上活动。我们要让故事贯穿我们，做任何它想要做的事。我们一定得打开心灵，接纳它。

论说性作品与想象文学的基本不同，又造成另一个差异。因为目标完全不同，这两种作品的写法必然不同。想象文学会尽量使用文字潜藏的多重字义，好让这些字特有的多元性增加文章的丰富性与渲染力。但丁的《神曲》使用的是一般的诗与小说，但每个人阅读起来却各有不同的体会。论说性作品的逻辑目标则是完全清晰，毫无言外之意的解说。在字里行间不能有其他的含意。任何相关与可以陈述的事都得尽可能说个一清二楚才行。相反地，想象文学却要依赖文字中的言外之意。多重含意的隐喻在字里行间所传达的讯息，有时比文字本身还要丰富。整首诗或故事所说的东西，不是语言或文字所能描述的。

从这个事实，我们得到另一个否定的指令：在想象文学中，不要去找共识、主旨或论述。那是逻辑的，不是诗的，二者完全不同。诗人马克·范多伦曾经说：“在诗与戏剧中，叙述是让人更模糊的一种媒介。”譬如，你根本就无法在一首抒情诗的任何文句中找到任何他想要“说明”的东西。然而整首诗来看，所有字里行间的关联与彼此的互动，却又陈述了某种完全超越主旨的东西。当然，我们可以从诗、故事、特别是戏剧中学习，可以从小说在我们想象中所创造出来的经验中学习。在这样的状况下，诗与故事能带给我们愉悦，同时也能教育我们，教导我们衍生的意义。为了从这样的书中学习，我们要从自己的经验中思考。

最后一个否定的指令：不要用适用于传递知识的、与真理一致的标准来批评小说。对一个好故事来说，所谓“真理”就是一种写实，一种内在可能性，或与真实的神似。那一定要像个故事，但用不着像在做研究或实验一样来形容生活的事实或社会的真相。如果是解剖学、地理或历史作品，被当作是专门的论述，却出现技术上的错误，那就应该被批评。但将事实写错却不会影响到一部小说，只要它能自圆其说，将整体表现得活灵活现便行了。

（节选自艾德勒、范多伦《如何阅读一本书》）

中国传统服装在设计上整体呈现出内敛、含蓄、优雅的美学特点，与中国文化倡导的美学思想是一致的。唐代因为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文化兼容并蓄、风气自由开放，服装风格也变得奔放华美，但总体而言，最具中国文化特征的传统服装风格是端庄典雅的。这也体现了沉稳儒雅的民族性情，以及崇尚自然、含蓄的审美情趣。

孔子曾说：“吾闻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他认为一种材质如果自身已经很美，就不需要任何装饰了。最高境界的美应该是本色的美，在这种纯粹之美上增加装饰反而会破坏美。孔子还提出了“绘事后素”的观点，认为最美的境界是五色之后至于纯白的“素”的灿烂。绘饰虽然华美，但却是后添加的、外在的，素才是本体，体现的才是物的本质之美。老子则认为“大巧若拙”，对“自然天成”的“大巧之美”高度推崇。庄子也说“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把自然朴素看成是一种理想之美，强调自然高于人工、天然高于工巧。

孔子一方面提倡着装整洁规矩，另一方面更看重人品人格等内在美。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他认为追求知识的“士”如果以粗衣淡饭为耻，也是不值得与之谈论相交的。这说明，在表明君子德行方面，服饰是值得考量的一个部分，但对比于外在形式美，他更为看重内在美。礼乐文化体现在个体修养方面是内外兼修、相辅相成的。礼用以治外，旨在规范人的行为举止；乐用以治内，重在引导人的性情心志。乐主要是一个人内心德行的体现，只有在内心建立起德行的根基，外在的言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礼。因此，如果具备了内在的修为，也可以“大乐必易，大礼必简”。这些注重内在美的观点，也是提倡服饰朴素简洁的思想基础。

在中国文人的服饰美学观念里，因为对雅的推崇，其对立面就成了俗。在文人雅士的观念里，服饰的美主要体现为“与人相称”的素朴、儒雅的风格，雍容繁琐、争奇斗艳常被认为是庸俗的体现。一些追求精神清逸的文人，常常穿着裁剪简单的长袍，鲜有文采，不加装饰，以体现清朗飘逸的形象、潇洒大方的气度。虽然传统宽松的袍服掩盖了个人的身体特征，但他们的行为举止和身体语言更能彰显脱俗的精神气度。在明代文人著作里，记载了对于服饰审美的主张，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末李渔所写的《闲情偶寄》。在谈到服装的色彩时，李渔认为青色是一种适合男女老少的色彩。“贫贱者衣之，是为贫贱之本等，富贵者衣之，又觉脱去繁华之习，但存雅素之风。”素以为雅的服饰观成为传统服饰设计美学观念的重要内容。

服饰是生活美学中最具魅力的呈现。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是古代物质和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是技术和艺术结合的产物。从服饰的发展过程来看，当前服饰生产的工业化、标准化带来了服饰上的西化倾向。这固然为服饰生产和日常生活都带来了便利，但也带来了美学设计上的同质化倾向。因此，了解中国传统服饰设计中的美学思想，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成就，也可以借由服饰之美，使我们在国际上更好地塑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形象。

（摘编自梁梅《中国传统服饰设计的美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