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快感、联想当作美感，是一般人的误解。有一种误解是学者们所特有的，就是把考据和批评当作欣赏。拿莎士比亚这门功课来说，英国教授整年讲“版本的批评”，莎士比亚的某部剧本在哪一年印第一次“四折本”，哪一年印第一次“对折本”？他们对来源和作者生平也很重视：莎士比亚读过什么书？《哈姆雷特》根据哪些书写的？哈姆雷特是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埋头于灰封虫咬的故纸堆中，寻找片纸只字以为至宝。

这些功夫属于“考据学”。教授只做这种功夫，至于学生能否欣赏剧本本身，并不过问。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欣赏之前要有了解。只就欣赏说，版本、来源以及作者生平都是题外事，因为美感经验全在欣赏形象本身。但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知识却非常重要，要了解《洛神赋》，就不能不知道曹植和甄后的关系；要了解《饮酒》诗，就不能不先考定原本中到底是“悠然望南山”还是“悠然见南山”。但若只了解而不能欣赏，则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

富于考据癖的学者难免犯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穿凿附会。他们以为作者字字有来历，便拉史实来附会它。他们不知道艺术是创造的，虽然可以受史实的影响，却不必完全受其支配。第二种错误是因考据之后，便袖手旁观，不肯染指，而我对于考据家的苦心孤诣虽十二分地敬佩、感激，但我认为，最要紧的事还领略领略它的滋味。

在考据学者们看来，考据就是文学批评，但是一般所谓的文学批评，意义实不仅如此。文学批评向来有派别的不同，文学批评的意义也不一致。区分起来，除开上述帮助了解的文学批评，主要还有两类。

第一类是“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法官”要有“法”，也便是“纪律”，“法官”式的学者心中预存几条纪律，用来衡量一切作品，符合的就是美，违背的就是丑。他们向作家下批语说：“亚里士多德说过坏人不能做悲剧主角，你何以要用一个杀皇帝的麦可白？”第二类就是近代法国印象主义的文学批评。这一派学者可说是“饕餮者”：只贪美味，尝到美味便把印象描写出来，法郎士说：“依我看来，文学批评和历史一样，只是一种给深思好奇者看的小说；一切小说，精密地说起来，都是一种自传。凡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家都只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这是印象派文学批评家的信条。他们主张，文学批评应当是艺术的、主体的，各人应以自己的嗜好为标准。

“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批评的态度”，印象派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欣赏的态度”，它们是相反的。批评的态度是冷静的，不杂情感；欣赏的态度则注重我的情感和物的姿态的交流。批评的态度须用反省的理解；欣赏的态度则全凭直觉，批评的态度预存美丑的标准，把我放在作品之外去评判它的美丑；欣赏的态度则忌杂有任何成见，把我放在作品里面去分享它的生命。遇到文艺作品如果始终持批评的态度，则我是我而作品是作品，得不到真正的美感经验。比如看一幅图，内行有内行的印象，外行有外行的印象，它们的价值是否相同呢？文艺虽无普遍的纪律，而美丑的好恶却有一个道理，遇见一个作品，只说“我觉得好”还不够，还应说出觉得好的道理。

总之，考据、批评都不是欣赏，但是欣赏却不可无考据与批评。有的人太看重考据和批评的功夫，有的人又太不肯做脚踏实地的功夫，以为有文艺的嗜好就可以谈文艺，这都是很大的错误

（摘编自朱光潜《考据、批评与欣赏》）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狂人日记》是鲁迅首次将“拿来主义”理论运用于创作实践中并取得完全成功的代表作品。作为兼取中外文学精华而独创的艺术结晶，它体现了“拿来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及其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折射出独具的特色。

②首先，《狂人日记》是借鉴外国特别是俄国文学写成的。它吸收俄国诸作家之长，但取法果戈理尤为明显。这是因为中国和俄国都在封建专制之下，人民有着大致相同的命运和革命要求，而取法于果戈理这位现实主义大师，来表现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忧愤”和反抗，尤为适合。鲁迅曾说，自己写这篇小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这是鲁迅善于博采众长的一个绝好的注脚，也是他的谦逊之词。

③诚然，《狂人日记》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读者尤应看到，鲁迅不只善于“拿来”，更贵在独创。只要把两篇《狂人日记》稍加比较，便可见其一斑。

④果戈理以二十则狂人日记，写一个主张“国不可一日无君”、看不起下等人、一心想往上爬的“九品文官”，由于职衔低微，没有权力去爱他的司长的女儿莎菲，因而忧郁发狂。鲁迅则是写一个备受封建桎梏折磨的“迫害狂”，他把诊脉的医生当成是化了装来摸肥瘦的刽子手，把围观的人看作是吃他的团伙。他看透了吃人的社会，识破了吃人的方法，并顽强地进行揭露和斗争，最后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同是日记，鲁迅却以代狂人整理日记供医家研究为序，写得煞有介事，铺厚垫实，出手不凡。尤为可贵者，借助这种日记体和截取生活横断面的写法，一举突破了中国小说传统的章回体和从头至尾慢慢道来的写法，因而更适于表现风雷激荡的“五四”时代风貌和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其“格式的特别”，不但为时人所欢迎，即在今天来看也是新颖脱俗的，仅此亦堪称现代文学的开山奠基之作。鲁迅运用所学医学知识，把狂人的错觉、幻觉、病态心理刻画得更显细腻、真切、合理，貌似多疑而思想敏锐，语言荒唐却多含哲理，一再预言“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道出了历史的必然趋势，于弥天大夜中追求光明，敢于反抗，借以塑造了一个清醒的、彻底的、英勇无畏的反封建战士的典型形象。恰如鲁迅自评:“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社会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因此，它作为“五四”反封建的第一声号炮，震撼中外文坛。取法外国而有中国式的独创，体现了鲁迅指出的一条重要途径:“采用外国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

⑤鲁迅还同时指出:“择取中国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他正是这样实践的。考诸狂人形象，并不始于外国，其渊源却在中国。早在唐代，大诗人李白就以其狂放的歌喉，唱出了“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千古佳句，这狂人最早嘲笑的也正是礼教之鼻祖孔丘；那上下求索、感而为骚的三闾大夫屈原，也正是一个“楚狂人”；近代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曾被称为“狂人”；而鲁迅却又是被称为狂人的章太炎的学生，狂人门下自有狂人弟子。且鲁迅自谓:“因为神经不好，所以容易说愤话。”言下大有以狂人自慰之意。就这个意义上，与其说狂人形象仿效于果戈理，毋宁说是鲁迅把中华民族历代愤世嫉俗、敢于反抗、勇于改革的“狂人”择取过来加以典型化的产物，进而不妨说是鲁迅本人的写照。同时我们还可以窥见，作品所透射出的辛辣讽刺的锋芒，是对《儒林外史》笔法的发扬光大；清峻、通脱的韵致，则是对魏晋风骨的升华；那严谨的章法，酣畅的行文，洗炼的语言，白描的技巧等等，也无不受益于中国优秀文学传统的滋养。

【选自张宗田《从〈狂人日记〉看“拿来主义”》】

材料二：

①日本人善于“境外学习”，是实行“拿来主义”的典范。日本人对“三国”的感情和研究并不亚于中国人，三国文化在日本有着深厚的积淀。现代日本翻译三国作品的第一人吉川英治略去冗长的战斗描写，采用“七实三虚”的办法，对原作进行文字修改加工，以迎合日本读者的口味，并将人物加以日本化，获得了很高评价。日本人不仅重视“三国”的学术性研究，更重其实用性研究。与中国的实用性研究多为政治服务不同，日本的三国实用性研究主要由企业界人士参与，带有鲜明的活学活用的研究色彩。许多大公司把《三国志》列为“领导者必读”，并将孔明兵法作为管理原则。

②日本的“三国迷”遍布全国，他们自发组织的“三国迷俱乐部”就有上百个。在对外来文化的吸纳与消化上，不仅仅是大搞“人海战术”，更多时候是集中优势兵力，发挥后天优势。日本人对质量有着无止尽的追求，特别善于“吐故纳新”，以《三国演义》的译本、刻本和改写本为例，这当中有节译本，有全译本，有的配以绘画，有的以现代小说笔调重新改写，既有面对一般读者的，还有专以少儿为读者对象的。

【(选自王运涛《论〈三国演义〉日本传播的文化启示》)】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不少传播学者认为，媒介不仅通过它的内容影响人的认识、价值观和行为，一种媒介的出现、使用和普及以及它所形成的媒介工具环境本身，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的个性或人格。

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例如，林雄二郎将印刷媒介环境和电视媒介环境中完成社会化过程的两代人加以比较，明确提出了“电视人”的概念。所谓“电视人”，指的是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他们在电视画面和音响的感官刺激环境中长大，是注重感觉的“感觉人”，表现在行为方式上是“跟着感觉走”，这一点，与在印刷媒介环境中成长的他们的父辈重理性、重视逻辑思维的行为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由于收看电视是在背靠沙发、面向荧屏的狭小空间中进行的，这种封闭、缺乏现实社会互动的环境，使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养成了孤独、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社会责任感较弱。

另一位学者中野收用“容器人”这一形象说法描述了现代人的行为特点。他认为，在大众传播特别是以电视为主的媒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现代日本人的内心世界类似于一种“罐装”的容器，这个容器是孤立的、封闭的；“容器人”为了摆脱孤独状态也希望与其他人接触，但这种接触只是一种容器外壁的碰撞，不能深入到对方的内部，因为他们互相之间都不希望对方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于是保持一定距离变成了人际关系的最佳选择。“容器人”注重自我意志的自由，对任何外部强制和权威都不采取认同的态度，但却很容易接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也像不断切换镜头的电视画面一样，力图摆脱日常繁琐性的束缚，追求信息空间的移位、物理空间的跳跃，而现代社会中忽起忽落、变幻不定的各种流行和大众现象正是“容器人”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具体写照。

“电视人”和“容器人”概念是建立在对现代人的一种社会病理现象——“媒介依存症”的批评的基础上的。“媒介依存症”有几个特点，包括过度沉湎于媒介接触而不能自拔；价值和行为选择必须从媒介中寻找依据；满足于与媒介中的虚拟社会互动而回避现实的社会互动；孤独、自闭的社会性格等。

（取材于郭庆光的著作）

材料二

今天，人们在几乎各种公众场合——火车上、饭店里、街道上——那种常见的、不自觉使用手机的现象，表明了人们对传媒亲密感所具有的文化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革。

手机能够使人们无视城市环境中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有别的特定秩序，它打破了场所的不可更改性，在保持个人私密空间完整性的同时，极力地向外扩张自己的领域，实现对公共空间的“殖民”。比如在音乐会现场、歌舞剧院等公共场所接打电话就是明显的通过手机把私人空间强行带入要求保持静谧的公共空间的例子。另外，乘坐拥挤、嘈杂的火车、地铁和公共汽车上下班的人群经常使用手机为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创造一些个人空间。常常可以看到身处闹市的男男女女（以青年人居多），或戴着音乐手机的耳机，摇头晃脑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或飞快地操纵着手机按键，在手机的游戏世界里恣意纵横，现实世界里的人和物，他们的喜怒哀乐、各种嘈杂的真实的声音一概被手机屏蔽在身外。这样，手机使我们可以从喧闹和争吵的现实世界躲入一种“第二世界”，既与每个人为邻又与每个人分开的世界。手机把人装在一个自我包围、自我设置的气泡中穿过城市。

（取材于王萍的文章）

材料三

网络媒介由人创造产生，网络作为人的劳动成果脱离人之后，转而成为指导、限制甚至“奴役”人的异己力量。这种现象就是一种典型的异化现象。

如今，异化问题已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用来描述人的本质的丧失，人的主体的消亡，人的性灵的沉沦。在网络时代，网络作为人的劳动成果，反过来成为指导、限制甚至“奴役”人本身的力量，这是异化问题在网络时代的新表征。在异化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完全丧失。马克思说的好，“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所谓异化，实质就是非人化。

此外，网络汇集了海量庞杂繁复的信息，在这一大熔炉中，信息资源良莠不齐，精华与糟粕并存。网络又是一个新媒介，相关管制建设滞后欠缺，“把关人”严重缺位。这就使得大量低级趣味、不健康的信息有机可乘。而网民中青少年占很大比例，他们对信息的甄别能力有限，往往被各种色情、暴力、虚假等低俗信息侵蚀，致使其信仰缺失，并对其世界观与价值观产生消极影响。

长时间接触网络也会对受众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如运动过少引起的免疫力下降或肥胖，视觉疲劳引起视力下降，肩背肌肉劳损或生物钟紊乱等，严重者甚至会导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内分泌失调，诱发种种疾患。

（取材于梁培培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