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来临之前，民歌一直就是时尚。“歌谣所生，宜自生民始也。”作为口头语言艺术的民歌，其起源即昭示着人类的起源。人类自脱离动物界的那一刻起，也就开始了超越性的审美活动，这种审美很自然地体现在他们的言谈歌咏之中。作为中国文学起源佐证的两言《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就是越人之歌；而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元典《诗经》，其“国风”部分也是民歌歌词的总汇。从先秦的歌谣，到汉魏乐府，再到唐宋间的曲子词、竹枝词等体式的流变，民歌生长在百姓的唇吻和心灵之上，始终是社会风尚的主要组成部分。明代沈德符记录了万历年间江南小调的流行状况：“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每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致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马克思说：“民歌是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我们也可以说，民歌又何尝不是一部时尚史呢？

问题是，今天当很多人在叫嚣“娱乐至死”、张扬多元价值的时候，当多数民歌所描述的农耕甚至游牧、渔猎生活情境离绝大多数人已很遥远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和民歌生活在一起吗？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理解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关系。现代性并非一种全然固定的僵死结构，它应该是开放的，既对空间开放，也对时间开放；它应该是一种建构性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间我们可以把现代性变得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的诗意生存的需要。这样来理解，传统就不再是一个被降服、被审判、被耻笑、被切割、被虚假玩弄的概念，而应该是唤起我们敬畏感的、我们借此和世界真诚连接的一种方式。我们通过传统洞开人类生命的本质存在，回归人类应然的统一存在。

民歌正是自传统社会以来，人们和世界真诚连接的一种生命的打开方式。在欣赏民歌的时候，我们感到在传统人文世界中找到了人应该为人的那种存在的方式，我们觉得人应该那样和这个世界进行美好的连接，应该那样诗意地栖居。这种人的本真的状态，并不以样貌的陈旧而过时。反倒是，我们越是在非熟人社会孤独地存在，越需要追寻这种源自文化母体深处的熟稔和亲切。同时，在民歌的歌唱中，艺术活动和人的肉身体验、生命器官高度合一，是在深层次上对人的主体性的高度弘扬。在歌唱中，身体这一自然客体、心灵寓体的能量被强烈激发，人的主体意义被充分地释放，这是艺术的解放，更是人的解放。

今天，我们在理解民歌价值的时候，应该有更宽广和更深沉的追问。唯有如此，我们对民歌艺术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才可能会有更多的期待。而对民歌的自信，也正是民族文化自信的一部分。

（摘编自杨晓华《民歌，可以重新成为时尚吗？》）

材料一：

2018年8月，“邓丽君·传奇”全息演唱会在杭州上演，当舞台上身着红色长裙的“邓丽君”全息影像说出“杭州的朋友们，好久不见”时，全场沸腾，邓丽君的歌迷们激动得热泪盈眶。相比录制好的视频的回放，新的“虚拟人”具有三维的外形和交互的能力，仿佛真是从另一个时空穿越而来。科技的发展使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开始被打破，人类的虚拟活动正越来越拥有实体性的力量。这种融合的结果，就是元宇宙。

什么是元宇宙？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一个以众多用户为中心的无限世界，是下一代互联网的形态，是通过个人电脑以及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头戴设备支持的在线3D虚拟环境，里面既有基于实用目的被增强的现实，也有被现实化的虚拟想象，而人们可以通过现实世界中的入口进入其中。就元宇宙（metaverse）这个词本身来说，它是一个源于科幻小说的概念，首创于尼尔·斯蒂芬森1992年的小说《雪崩》。他描写了现实与虚拟这两个既关联又分离的平行世界，现实中的人通过虚拟现实设备，以虚拟化身的形态投射在虚拟世界中。虚拟世界栩栩如生，刺激精彩，与现实世界的唯一区别就是，它并不真正存在，而是建立在电脑网络技术的基础上。

这种对于虚拟现实的构想，在科幻小说中屡见不鲜。威廉·吉布森在赛博朋克的开山之作《神经漫游者》中，主人公凯斯是一名“网络牛仔”，他的灵魂属于赛博空间，那是他的自由，是他生命的意义所在。至于他在真实世界中的身体，他轻蔑地称之为“肉”，犹如唐三藏师徒渡过苦海之后蜕去的肉身。从一开始，赛博空间就被赋予了技术乌托邦的梦想，人们希望通过虚拟化摆脱沉重的肉身的束缚，让精神和梦想在赛博空间自由地飞翔，这其实是人类古已有之的梦想，只不过新技术为其提供了新的支撑，进行了新一轮的诱导。

人类文化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跨越和融合的过程，“元”这个词根也早就进入了文学和批评的领域：元小说、元叙事、元批评早就成为人们描述后现代主义文学和理论的常用术语，以此来表达对传统学科以及现实与虚拟的分界线的穿越。文学作品就是创造或发现一个新的、附属的世界，一个元世界，一个超现实，这个新世界对已经存在的这一世界来说，是不可替代的补充。

文学的魔法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召唤亡灵、沟通生死，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果说文学的这种留住时光的魔法在过去必须依靠修辞和想象，那么今天我们通过技术的魔法已经拥有了更多更为感性和直观的手段。人工智能和3D技术能够对人的容貌、语音乃至说话内容进行逼真的复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走向元宇宙的历程，从几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在岩洞里画上第一笔图案的时候就开始了。元宇宙就是人类精神投射的另一个空间，人类的文学艺术从诞生之日起，就自带元宇宙属性。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人类对元宇宙的建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摘选自严锋《从文学到元宇宙》，2022年05月《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材料二：

元宇宙不是一个未来的目标，而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过程，是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过程，也是技术与人性相结合的过程。元宇宙是人类最古老的梦想，过去，两个宇宙相互分离；而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两个宇宙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人类的虚拟活动越来越具有实体性，这种融合的结果就是元宇宙的未来。

元宇宙最终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一种生活模式。在哲学史上，对于什么是别样的生活或者说什么是最好的生活，人们一直都在尝试、在实验甚至在想象，同时人们坚信一定存在着一种最好的生活。现代人就是通过技术来想象另一种生活或者另一个世界，元宇宙就是基于技术想象出来的另一个世界——一个新的较为体系化的生活世界。未来的世界图景建构不是靠造词，而是靠技术。元宇宙热度越高，我们越应该保持冷静。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平台，它真正要解决的是实现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无缝衔接。通过充分发挥虚拟世界可以自由创造想象世界的特点，进一步形成有别于现实世界体制机制和外观形式的一个想象世界。我们应该区分元宇宙的科学想象和技术实际，不能放大它带来的全方位影响，而应谨慎观察技术变革可能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并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

元宇宙的发展很可能是人类第四次全球转型的新起点。元宇宙在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推动下，为人类突破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旧范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看到元宇宙中的机遇并加以引导调控，将其中的成功经验引入现实世界，人们便有可能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形成更加开放的体系，构建足以包容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元宇宙即将到来，并将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文学者亟须对元宇宙加以“如其所是”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对其可能前景作出预判，并引导元宇宙走向更理想的预设方向。通过交叉学科研讨和思想碰撞，人们应从多种角度去理解和展望人类社会的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查建国、陈炼《辩证看待元宇宙的时代价值》2022年02月）

材料一：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属于艺术之范畴，其终极旨归应为“诗”。诗性当是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突出特征。作家要艺术化地去处置现实，提升小说作为故事性文本的艺术含量，从而使其抵达更高层次的诗性彼岸。过度地沉迷于故事性，便会遮蔽或者丧失其诗性，而堕入通俗性的歧途。如何合理地掌控故事性和诗性之关系，应当成为小说家的第一要务。综观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现状，诗性的缺失，正使其在背离葆有更高艺术含量的“纯文学”轨道上渐行渐远，而堕入了通俗性、庸俗化的平庸之境。

小说是当下最为繁荣的文学体裁，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一些作家似乎过多沉迷于叙述模式的借鉴和实验，陶醉于魔幻现实的营造，痴心于恢宏历史的展现，执着于玄妙故事的构思，却忽视或者漠视了小说诗性的构建。在他们的作品中，难于找寻到诗化的现实、诗意的语言和充满诗魅的意象，而直露的现实、粗鄙的语言和意象的缺席，却占据了不小的空间。而且，过度商业化的氛围造成了他们心态的浮躁和对利益的追逐，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小说的通俗性和庸俗化，使其几乎成了“快餐文化”的一分子。这并不是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全面否定。中国当代小说中不乏富有诗性、艺术水准颇高的佳作，但这类作品似乎正在日益被通俗性的潮流冲刷、侵蚀。

（摘编自仕永波《小说亟待提升诗性品质》）

材料二：

海德格尔认为，文学是人们在天地之间创造出来的崭新的诗意的世界，是借文字展示的诗意生存的生命。日常生活是非诗意的，我们只有通过文学的引领才能到达诗意，感受无限，领悟神圣。既然日常生活总是被非诗意遮蔽着，是庸常的、缺乏艺术质感的，而文学又必须是充满诗意的，那么，文学活动的第一步就应该是对生活进行异质化处理，也就是把客观生活改造成能够体现人生的普遍经验的、心灵化和情态化了的主客观相统一的诗意的生活。上述思想作为一种创作理念，与传统的强调文学与生活同质性的“模仿”和“再现”理论， 有着较大的区别。在现代小说创作中，固守传统的“模仿”“再现”原则的固然不是少数，而追求叙事的诗性价值也是一些作家的自觉追求。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学样式，更多地是与历史发生密切的关联。早期的志人志怪小说，就是以“稗官野史”“正史之余”“六经国史之补”的面貌出场的。因此，可以说早期的小说主要是对人与社会的具象描述和刻意模仿，并以此来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这样的小说不是一种纯粹的艺术，人们更多地关心它所叙之“事”，而不关心它是如何“叙”事，其社会历史价值远远大于艺术价值。但在其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小说不断地从讲故事的原始形态向诗性叙事的现代形态发展。许多现代优秀小说，借用英国著名小说家笛福的话说，是“浸透了诗的”。在中国，第一部充分诗化的叙事文学作品是《红楼梦》。在这部不朽之作中，诸如“顽石幻形入世”“绛殊还泪”“木石姻缘”“风月宝鉴”等审美意象奇幻而丰盈，隐喻、象征、反讽、复义等诗性手法层出不穷，超言绝象的不尽内涵对人的心智有着永恒的吸引力。曹雪芹将人间严酷的现实世界充分诗意化了，因此他的作品达到了叙事艺术的巅峰。

（摘编自孙春吴《论现代小说的诗性叙事》）

材料三：

小说是以塑造人物为中心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集中反映一个作家的审美追求，决定着作品基本的审美品格。在塑造人物方面，孙犁的小说表现出很强的诗化品格。一般来说，生活总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一般的小说作家往往通过立体多面的人物性格来反映丰富、复杂的社会人生。但是由于特殊的人生态度和审美情趣，孙犁不喜欢表现生活中丑恶的、悲观的一面，而喜欢写人生美好的、欢乐的东西。在孙犁的小说世界里，大量的农村青年妇女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人物系列画廊。《老胡的事》里的小梅、《丈夫》里的媳妇、《芦花荡》里的两个女孩、《荷花淀》与《嘱咐》里的水生嫂、《正月》里的多儿、《蒿儿梁》里的女主任、《吴召儿》里的吴召儿、《山地回忆》里的妞儿……对这些青年妇女，孙犁不是穷形尽相、面面俱到地刻画描写，而是重在发掘她们的灵魂美、人情美，作者把这些人物当作“美的极致化身”，而不是借她们来展示广阔复杂的社会人生。在孙犁的笔下，她们的性格无一例外都是凝定的、单纯的，但她们因包蕴着作者的丰厚情感和美好理想而显得富有诗意，可以称之为诗化的人物。

孙犁抒情绝少像五四时期郁达夫那样直抒胸臆，而是以间接传达的方式，将情感充分客观化，融感情于景物和人物描写之中，移情入景，物我交融，因而他的小说生成了一个又一个别有韵致的意境。小说与诗毕竟是两种不同文体，在营造意境方面二者是有差别的：诗是抒情文体，在一首诗中，意境是统一的、自足的；而小说是叙事文体，人事过程的展现必须以场面的递进为背景，小说的意境是通过场面来显示的。叶圣陶先生曾明确指出：“意境不仅指一种深善的情旨，同时还要配合一个活生生的场面，使那情旨化为可以感觉的。”孙犁的许多小说往往就是由几个场景连缀而成，而意境就是在一定的场景中刻意创造的。正是内在于小说深层的诗情诗境，将缺少时间规定性的生活片段连缀贯穿起来，使得孙犁小说呈现出形散而神聚的散文之美。

孙犁像写诗一样写小说，也像写诗一样锤炼语言，他的小说语言富有诗的特质、诗的美感。巧设比喻，是孙犁小说语言诗性美的突出表现。围绕一个描写对象，以比喻为手段多方网罗物象，扩大语言的意象密度，增强语言的诗意，这可以说是他的“繁笔”。而“简笔”他也同样用得富有诗意，他善于捕捉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白描勾勒，寥寥数语，便传达出丰富的意味。例如，《荷花淀》里水生嫂听说丈夫要随队出征：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水生嫂手指的震动分明是内心的震动：是依恋丈夫？还是担心丈夫？还是因为想见独身持家的艰辛？或者这些心绪兼而有之？对此作者不着一字，留下空白，让读者根据主人公的动作细节去想象。富有音韵美和节奏感，是孙犁小说语言诗化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朱光潜认为：小说的功用在于叙事说理，而诗则着意于抒情遣兴，“事理可以专从文字的意义上领会，情趣必从文字的声音上体验”。由于诗的渗透，孙犁小说语言的音乐性大大增强，语言的内在节奏提高到一个重要的地位。

（摘编自靳新来《孙犁小说的诗性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