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五四”以来的文化研究中，曾出现一种“中西文化的差异纯粹是时代性”的观点，可称为“有古今无中外论”。这种论调的根本错误在于，忽视乃至抹杀人类社会以民族的形式存在这一历史事实。在原始时代，社会的基本形式是氏族、部落；在阶级社会，社会的基本形式是民族。         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以民族的形式存在，           人类文化在此阶段也一定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存在。共同的民族文化不仅可以把一定数量的人民凝聚在一起，也可以把这些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人类社会以民族为基本形式这一事实还告诉我们，具体的文化总是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而一般的人类文化只能存在于这些具体的民族文化之中。离开了各种各样具体的民族文化，所谓的一般人类文化只是一种虚构。因此，文化“有古今无中外论”          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违背了一般只能通过特殊而存在的辩证法。

文化层面民族差异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地理的隔绝机制是民族差异形成的基本条件。因为地域的辽阔、山海的阻碍等因素，各个民族各自独立生存，文化上差异的产生也不可避免。例如，随着地理的隔绝，同一种语言会分化为各种各样的方言，会形成相对独立的经济生活网络和不同的“市民社会”，人们的思想感情也会隔膜、疏远起来。

其次，地理环境的差异是民族差异最重要的自然根源。地理环境的差异不仅会对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人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对他们的科学、艺术、宗教等产生直接影响。

其三，一定范围内自由创造的可能性是民族差异形成的重要机制。种族、地理环境、文化传统是人们从事文化创造的基础，同时也是对文化创造的限制，而自由创造只是在这一定范围内的发挥。因而，文化的发展既非绝对必然的，也非完全自由的，而是自由和必然的统一，偶然与必然的统一。

其四，不同文化发展成果对人类自身的不同改造是民族差异的最高表现。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文化发展的成果又不断地反作用于人本身。各民族在创造不同风格的音乐、美术的同时，也发展了不同的审美趣味。“喜闻乐见”的民族气派，正是文化成果长期作用于人本身的结果。审美趣味如此，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亦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不仅表现了该民族的共同心理，而且创造了该民族的共同心理。这种文化成果与人自身的身心变化的相互作用，是民族差异的放大器、加速器和稳定器。

最后，民族斗争是民族差异的强化剂。古往今来，民族之间的矛盾、对立、冲突史不绝书。许多征服者推行强制同化的政策，而被征服的民族则千方百计为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而斗争。在这种同化与反同化的斗争中，许多细枝末节的差异也会获得不寻常的意义。例如在清朝末年，剪掉辫子就意味着公开表示与清朝统治决裂。文化上的民族差异不仅是人类以民族为单位长期生活的自然产物，而且在民族斗争中被有意识地巩固、强化。

应当指出，虽然文化上的民族差异不能事事归因于经济，但归根结底是人类生产力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的结果。文化上民族差异的形成原因，都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上才得以发挥作用。因此，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不是超历史的存在，不是纯自然的存在。因而，文化上的民族差异也是历史的、可变的，相对的。

（选自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

材料二

文化差异性是始终存在的。历史上对待文化差异性曾经有过三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是对凡与自己文化不同的人，一概作为异端，必征服之，同化之，以至绝灭之而后快。当年白种人占领南北美洲，对当地土著文化就是持这种态度。

第二种是承认其价值，但只是作为珍稀的收藏、猎奇的点缀或某种可供研究的历史遗迹，实际上是排斥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抽空其生命，崇拜其空壳。如果我们混同了已成遗迹的、定型了的“传统文化”和今天仍然活着的并主宰着亿万中国人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的，受过现代文化洗礼的“文化传统”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复旧充新生，抵消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那么中国文化的发展将陷入困境。

第三种态度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这是将事物放到其自身的文化语境内去进行观照的方式。它赞赏不同文化的多元共存，反对用产生于某一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去评判另一文化体系；承认一切文化，无论多么特殊，都自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因而应受到尊重。这种态度当然远比前两种态度来得宽容合理，但再进一步追问：千差万别的文化有没有普遍认同的东西呢？人类有没有可能超越民族中心主义？这些都是文化相对主义所面临的、必须回答的问题。

无论如何，文化差异总是现阶段普遍存在的事实。正是这些差异赋予了人类文化以多样性。我们固然不必保留“三寸金莲”以供猎奇者玩赏，但中国文化自有其无法“欧化”的特殊的魅力，中国文化的更新也自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殊性。所谓的文化相互同化、融合而导致的“世界文化一体化”，只能带来人类文化的单调和没落。事实上，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取、借鉴，并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发现自己。将异国作为帮助自己发现自己的“他者”，从另一种文化的陌生角度来观察自己，可以看到许多从内部无法看到的东西。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误读。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将对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加以认知和解释。文化之间的误读难以避免，无论是主体文化从客体文化中发现新义还是反观自己，都很难不包含误读的成分。而从历史来看，这种误读又常是促进双方文化发展的契机，因为恒守同一的解读，其结果必然是僵化和封闭。

（选自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传统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法律精神和制度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先人们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

经过长期发展演进，中华法系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传承和弘扬。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发展很早的国家之一，法制文明的历史源远流长。法律制度作为文物典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史上大放异彩。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便产生了习惯法，夏朝之后的殷商进一步发展了奴隶制法律制度，至西周臻于完善。夏商周三代法制的发展，尤其是西周的礼乐刑罚制度，为中国封建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主张“以法而治”，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创新封建法典体制。西汉时形成的汉律60篇，两汉沿用近400年。唐太宗以奉法为治国之重，一部《贞观律》蔚为大观。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唐律疏议》，成为中华法系代表之作。

汉唐诸代君臣和思想家熔礼义刑德于一炉，使中国封建法制呈现出国法、天理、人情融合的鲜明特色。隋唐时，中华法制文明逐渐定型与完备，中华法系日臻成熟。“以礼入法，得古今之平”的《唐律疏议》，以其完备的体例、严谨而丰富的内容成为封建法典的范本，在中华法制文明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后世立法产生深刻影响。不仅如此，《唐律疏议》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还超越国界，成为不少国家学习的范本。

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等不同，中华法系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在内涵和外延上，中华法系与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是相通的。它体现着中华传统道德、政治、哲学、伦理等理念，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寻求自然与社会秩序的和谐。

礼法结合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特征。中国古代注重教化，反对“不教而诛”。“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礼法并重、隆礼重法方为治国之良策。出礼入刑、隆礼重法，是中华法制文明的独特智慧。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主张“天下无讼”“以和为贵”，崇尚人际和谐的社会环境。以无讼为有稳，通过道德教化劝民止讼：坚持官府调解和民间调解并行，通过定分止争促民息讼，从而实现和睦无争、礼义有序的社会状态。无讼与和谐体现着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一种价值取向。

明德慎罚是从西周时期就形成的思想。明德就是倡导敬德、保民，慎罚就是主张刑罚得中，实施德教德治，刑罚适中宽缓。“德主刑辅”的思想在西汉时期确立，强调“厚其德而简其刑”。唐代主张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治理国家和社会要把德礼教化与法律惩罚结合起来，德礼教化为根本，法律惩罚是辅助。

（摘编自夏锦文《中华法制文明具有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材料二：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经过长期发展，我国古代在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智慧，构建起一系列法律制度，以保障社会安全、应对风险灾害等，展现出强大的制度建设能力。

援法断罪、罚当其罪，是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一个鲜明特点。古代社会依据案件的严重程度、不同性质，采取不同处理方式。官府往往集中力量处理重大刑案，而将其他纠纷放至地方自理或民间调处。在处理重大刑案时，要求官员严格引据成文法，涉及重刑必须经过上报文牍和逐级复核程序，适用错案严格归责的处分规则，这体现了对法律及其执行过程的充分重视。在这方面，历代律典、则例都有明确规定。在清代，对故意或过失导致判罚偏差的官员，《吏部处分则例》规定了详细的处罚措施。

在处理各类案件时，我国传统法律制度强调德主刑辅、情法结合。汉代儒家学者倡导引入《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这种“引经决狱”的方式在缓解律令苛酷、实现礼与刑的结合上具有积极意义。在具体案件处理过程中，以道德教化为主、与刑罚手段并用，兼顾情理法等进行全面评判，努力实现罪罚相当、礼法平衡。历代刑案和判牍文书的记载显示，裁判者们不仅在民事诉讼中兼顾天理、国法、人情等各种因素，而且在命盗刑案中也充分考虑司法的道德教化效果和礼法平衡的实现。事理、情理、法理相结合，是我国古代司法的重要特色。

今天，我们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仍然需要面对纠纷化解、情理法关系等问题，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中的慎刑、平等、恤刑等思想观念可以提供启迪。研究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较为系统、运行有效的制度安排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汲取前代历史经验教训、顺应时代变迁的基础上，历经较长时间演变而成。这种演变凸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适应力和生命力。

（摘编自王志强《注重事理、情理、法理相结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史记》是史传散文，《离骚》是抒情长诗，两者文体不同，形式各别。鲁迅先生能异中见同，一眼看出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篇“无韵之《离骚》”。《史记》与《离骚》确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史记》所表现的审美理想与《离骚》一脉相承。司马迁的审美观有着明显的尚奇倾向。尚奇的审美观，使他对历史上大量的奇人、奇事、奇功、奇计、奇言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而影响到《史记》的取材和艺术风格。屈原的审美观也有着好奇的倾向。且不说他的穿戴与众不同，就是从《离骚》中所写的以鸷鸟自比，以精玉为粮，驱策龙凤，役使风云雷神等情节来看，已经够令人叹奇不止了。这些只是外在表现的不同，就精神实质而言，屈原与司马迁都称得上是悲剧诗人。他们的精神是相通的。屈原的《离骚》打上了艰巨斗争的烙印，显示出战国后期楚国历史上忠与奸、善与恶、美与丑相对抗、相斗争的深刻过程，因而富于悲剧的崇高美；司马迁的《史记》同样打上了艰巨斗争的烙印，显示了中国上下三千年间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相对抗、相迭代的深刻过程，因而也富于悲剧的崇高美。

其次，《史记》深得《离骚》的情韵，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司马迁富于诗人气质，感情特别丰富。他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意思是说：《离骚》是因情而生文的。他写历史，本不该夹带过多的主观感情，但由于受到《离强》的感染，他以诗人的气质写史，于是使史文多带诗的情韵。刘熙载说：“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史记》与《离骚》在情韵上的内在联系。

再次，《史记》从《离骚》中吸取了讽兴当世的力量和反传统思想的精神。司马迁曾说：“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这一看法，说明他很推崇屈原讽谏、争义的胆气。《史记》中有相当一部分当代史。司马迁以屈原为榜样，不怕触犯忌讳，大胆地讽兴当世。

《史记》与《离骚》神合韵谐的情况，不是偶然的。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与屈原所处的时代虽然不同，但汉文化实际上是继承楚文化而来的。李长之先生曾把汉朝的建立说成是“楚文化的胜利”，李泽厚先生认为，对汉代文化艺术影响最大的是“屈骚传统”，这个见解十分深刻。

（摘编自吴汝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试释》）

材料二：

屈原是中国最早、最伟大的诗人。他“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一个人对后世文艺起了这么深远的影响，确乎罕见。所以如此，正由于屈原的作品集中代表了一种根底深沉的文化体系。这就是充满浪漫激情、保留着远古传统的南方神话——巫术的文化体系。儒家在北中国把远古传统和神话、巫术逐一理性化，把神人化，把奇异传说化为君臣父子的世间秩序。例如“黄帝四面”（四面脸）被解释为派四个大臣去“治四方”，黄帝活三百年说成是三百年的影响……如此等等。在被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再也看不见这种“怪力乱神”的踪迹。然而，这种踪迹却非常活泼地保存在以屈原为代表的南国文化中。

王夫之解释《九辩》时说：“辩，犹遍也。一阕谓之一遍。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这段话也很重要，它点明了好几个关键问题。第一，它指出楚辞是“绍古体”，并且“古”到夏初去了，足见源远流长，其来有自，确乎是远古社会的遗风延续和模拟。第二，它可以“被之管弦”，本是可歌可舞的。近人考证也都认为，像《九歌》等，很明显是一种有关巫术礼仪的祭神歌舞和音乐。所以它是集体的活动而非个人的创作。第三，“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亦即感情的抒发爽快淋漓，形象想象丰富奇异，还没受到严格束缚，尚未承受儒家实践理性的洗礼，从而不像所谓“诗教”之类有那么多的道德规范和理智约束。相反，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在这里表现得更为自由和充分。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它是汉代赋体文学的祖宗。

其实，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尽管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方面，“汉承秦制”，刘汉王朝基本上是承袭了秦代体制。但是，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又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它的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汉起于楚地，刘邦、项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项羽被围，“四面皆楚歌”；刘邦衣锦还乡唱《大风》；西汉宫廷中始终是楚声作主导……都说明这一点。楚汉文化一脉相承，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其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而不同于先秦北国。楚汉浪漫主义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并与它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又一伟大艺术传统。它是主宰两汉艺术的美学思潮。不抓住这一关键，很难真正阐明两汉艺术的根本特征。

（摘编自李泽厚《楚汉浪漫主义：屈骚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