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诗派作家看来，古代诗歌为满足格律声韵之要求的文辞雕琢藻饰，必然弱化真实情义的表达，文字优先的诗歌技术表演，势必遮蔽或淹没意义的书写。因此，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开宗明义就是主张今日文学改良“须言之有物”。这里的“言”，主要指的是作为媒介、工具的语言之“言”。他所谓之“物”，一是情感，二是思想，若“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近世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有鉴于传统诗歌中的因文害意，文意本末倒置，所以，选择语言变革成为白话新诗运动倡导者的共识。白话新诗倡导者把情感与思想的真实表达视为新诗区别于传统诗歌的内在品质。

现代白话自然平实，能赋予新诗真实品格。1920年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选《分类白话诗选》出版（许德邻编辑）。该诗选序言指出：自从汉魏六朝、初唐之后，“诗的束缚和矫揉造作的弊病，一天深似一天”，“做旧诗的人，十九都有雕琢堆砌的毛病”。形式上的花样、万变不离其宗的陈规、固化的形式“把自然的神韵和真实的意义都掩藏起来，只求合着古人的步趋和种种的假面目。所以，无论如何悲壮感慨，或裔华典丽，总觉得是做作，是‘假的诗’，不是‘真诗’”。而白话新诗把内在的真实看作诗的最重要品质，“白话诗的好处，就是能扫除一切假做作，假面目，有什么就说什么，所以形式上的‘美’，虽不能十分满足，但是纯任自然，总觉得是‘真实的’，不是‘假做作’的。这就是新诗与旧诗精神上的优劣”。

中国新诗之新，首先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精神，确立一种新的品格，这种精神与品格的灵魂就是“真实”。许德邻认为，真实与纯洁、自然是白话诗的三种精神元素。在这三者中，真实是核心，真实是纯洁的保证，自然是真实的体现。在他看来，新诗有了这三种精神元素，就会自有一种自然的神韵、天然的音节、合着人心的美感。也正是这样的新诗价值观，奠定了五四时期白话语言、自然音节、自由诗体等新诗形式得以确立的思想根基。这种以真实为核心，建立在现代白话基础之上的自然、纯洁的新诗精神（也包含着早期新诗的理想诉求），总体上为新诗的建构确立了新的价值理念与现代思想准则。

五四新诗人将真实视为诗歌的生命。真实的品质是新文学家从道德建设的角度为新诗树立的标准，目的是建立新诗的思想传统。刘半农在为《分类白话诗选》所作的“序”中指出，格律诗的出现使后来的诗人“灵魂中本没有一个‘真’字”，“现在已成假诗世界。其专讲声调格律，拘执着几平几仄”，“自有这种虚伪文学，他就不知不觉与虚伪道德互相推波助澜，造出个不可收拾的虚伪社会来”。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时，在《摩罗诗力说》中标举摩罗诗人“率真行诚，无所讳掩”，揭露建立在旧传统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礼教诗学规范：“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情”不能逾“礼”，诗要“止乎礼义”，而摩罗诗人“凡一字一辞，无不即其人呼吸精神之形现，中于人心，神弦立应”。郭沫若在1920年与宗白华讨论新诗时认为：“我们的诗若是出于‘矫揉造作’，不过是些园艺的盆栽。”诗是人格的表现，“人格比较圆满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在新文学家看来，真实是新诗不可或缺的品质，也是新诗现代价值观的核心。

白话的真实品格是新诗自由特征的必然体现，自由的新诗培育于真实的土壤。在俞平伯看来：“真实和自由这两个作诗的信念，是连带而生的。因为真实便不能不自由了，唯其自由才能够有真正的真实。”自由既是诗人的精神取向，也是其在艺术形式上的追求：“我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这种对真实和自由的双重诉求，宣示了五四新诗人要挣脱传统格律的束缚，舒放心灵、解放自我的渴望，是白话新诗现代变革的精神源泉。

当下诗歌的真实性品格有弱化的趋势，有的诗人认为诗歌就是语言的艺术，把诗歌视为文字技术的操演，在文字游戏中掩饰思想的空泛与苍白。也有人在世俗主义、日常美学的口号中书写琐屑的生活，在与现实生活隔绝的天地里咀嚼怀念乡土与传统风雅的况味，没有现实生活的真挚感受，缺少与读者交心的心灵对话，更不关心社会发展。从整体上看，当下诗歌的真实性品格正在弱化，有的诗歌格局比较狭隘，诗歌精神也显得苍白贫弱。“五四”开创的诗歌传统——真实，是当下诗歌需要的强心剂，言之有物，是复活新诗气象的良药。新诗格外需要关注现实生活、关心百姓悲欢，需要与读者心灵的真实交流，需要诗人用真诚的力量与发现真理的慧心建设新一代诗歌的艺术殿堂。

（摘编自王泽龙《新诗语言诗学传统及其当代启示》）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和“人”可以说是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天人关系”问题则是历史上我国哲学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的书，宋朝的思想家邵雍说得很明白，“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对天人关系问题的认识有种种不同的理论，例如荀子提出“明天人之分”，道教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等等。但唯有“天人合一”学说影响最大，它不仅是一个根本性的哲学命题，而且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种思维模式。

在中国哲学史上，讲“天人合一”的哲学家很多。也许成书于公元前三百年前的《郭店楚简·语丛一》中的“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是关于“天人合一”思想最早最明确的表述。它的意思是说，《易经》是一部讲会通“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即“天人合一”）的书。由《易经》开始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种哲学的思考、一种思维模式，或可对我们解决当前生态问题有所启发。

我们不能把“人”和“天”看成是对立的，这是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人”不仅应“知天”，而且应该“畏天”。现在人们强调“知天”，只是一味用“知识”来利用自然，以至于无序地破坏自然，把“天”看作是征服的对象，而不知对“天”应有所敬畏，这无疑是“科学主义”极端发展的表现。“知天”和“畏天”是统一的，这种统一表现着“人”对“天”的一种内在的责任。我们不能把“天”和“人”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外在关系，这是因为“天即人，人即天”，“天”和“人”是相即不离的。“人”离不开“天”，离开“天”则“人”无法生存；“天”离不开“人”，离开“人”则“天”的活泼的气象无以彰显。如果“人”与“天”是一种外在关系（即它们是相离且不相干的），那么“人”就可以向“天”无限制地索取，而把“天”看成敌对的力量，最终人将自取灭亡。“天”和“人”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存在着内在的相即不离的关系。所以说，“为天地立心”就是“为生民立命”，不可分为两截。

“天”和“人”之所以有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皆因“天”和“人”皆以“仁”为性。“天”有生长养育万物的功能，这是“天”的“仁”的表现。“人”既为“天”所生，又与“天”有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那么“人”之本性就不能不“仁”，故有“爱人利物之心”。如果“天”无生长养育万物的功能，“人”如何生存，又如何发展？如果“人”无“爱人利物之心”，无情地破坏着“天”的“生物之心”，同样“人”又如何生存？因此，中国哲学认为，不能把“天”和“人”看成是不相干的两截，不能“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

“天人合一”这一哲学命题体现着“天”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它不仅包含着“人”应如何认识“天”的方面，同样也包含“人”应该尊敬“天”的方面，因为“天”有其神圣性（神性）。故而，虽然中国哲学（主要是儒家哲学）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但它却有强烈的宗教性，可以起着某种宗教的功能。中国哲学（主要是儒家哲学）强调“天”和“人”存在着一种内在相即不离的有机联系，“天人合一”不仅意味着“人”对“天”的认知，还强调“人”应在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过程中达到“人”的自我超越。无论如何，这样一种思维路径对我们走出“天人二分”（或“天人对立”）的困境是十分有意义的。

从上述四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对解决“天人关系”无疑有其正面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赋予了“人”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人”必须在追求“同于天”的过程中，实现“人”的自身超越，达到理想的“天人合一”的 境界。

（摘编自汤一介《论“天人合一”》，有删改）

材料二：

“天人合一”，语出张载《正蒙·乾称》。作为一种表达天人之间关系的特殊思想，它成熟甚早，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是儒家等学派所阐发的宇宙观之核心理念之一.从儒家的“四书”、《易传》，到道家的《老》《庄》等，无不以天人相和谐为其思想旨归。但何为天？何为人?又如何相合?则各呈异说、内涵丰富，构成了先秦诸子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

“天人合一”的思想，历经秦汉、隋唐、宋明，下至晚清，经历了极为复杂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就儒学之主流而言，大致有汉儒的天人感应说、汉唐间的自然论、宋明时期的“天理”以及性即理、心即理等，一直到近代西学传入，又有了科学诸解释。在现代学术研究的方式和视野之下，“天人合一”观念成为历史叙述的内容，同时也作为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重要资源之一被重新加以理解和阐释。总的说来，在科学宇宙观和自然进化论已经成为常识，并为一般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的情形下，再来谈所谓“天人合一”，其论说的前提必然包含了对科学知识的承认，也预设了现代性批判的眼光，即对迷信观念的鄙夷和对宗教信仰的排斥，以及知识的分类意识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等等。

在此背景之下，对“天人合一”的阐释，一般是用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来进行的，有意模糊了传统儒、释、道的思想界线，从中国文化之总体特性来确立其现代意义。其现代诠释，大略可概括为三种模式：一是科学的理解；二是历史的解释；三是哲学的阐发。

（摘编自景海峰《“天人合一”观念的三种诠释模式》，有删改）

在我们的自然语言中，存在诸如“并且”“或者”“并非”“如果” “所有”之类的“小词”。之所以称之为“小词”，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很少有人关注它们，而且因为被认为不指称什么东西，它们常常连“名”也算不上，语法学家常常将它们与介词、助词、叹词等一道归为“虚词”；二是它们在语言学习中无足轻重。

然而，稍加深入思考，我们又不难发现这些“小词”似乎有“大”用。所谓的“虚词”，在语法学上又叫“功能词”，它们能使我们的语言表达丰富多变，在使用频率上远大于那些实词。在日常表达或论文写作中，倘若未能正确区分“如果”“只有”“但是”等词，往往会给人留下“思路不清”“逻辑混乱”的印象。这似乎已经触及了“小词”的秘密，但从哲学上看，“小词”的理论重要性远不止于此。在当代分析哲学中，这些小词被称作“逻辑词”，有关它们的理论建构和学术争论关乎我们对于人类逻辑和理性的省察和探索。

逻辑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会掌握这些小词。人们习惯于说“语言是逻辑的载体”，但这过于笼统，一种更能切中肯綮的说法或许是：逻辑的奥秘主要是在那些小词之用法上。一个人不知道“比特”何意或者菽麦不分时，尽管这是一种认知缺陷，但并不会归为逻辑谬误。相比之下，一个人援引某一官方规则“只有通过考试者才能入围”，抗议说：“我已经通过考试结果却没能入围，这是不公平的。”其中所暴露的对“只有……才”的误解，就属于逻辑问题了。类似这样的小词之用或许属于“语法”范围的工作，但它们并非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语法知识”，而是哲学意义上的语法。逻辑学家奎因说“逻辑学沿着语法之树追求真理”，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语法”一词的。

跟奎因的说法相一致，当代逻辑学作为一套专门学问，基本上也体现了对于“小词”的分门别类研究：经典一阶逻辑中的命题演算专注于“如果”“并非”“并且”“或者”等句子联结词的逻辑行为研究，因此也称作“联结词的逻辑”；在此基础上，谓词演算同时关注“所有”“有的”等量词的逻辑行为，因此也被称为“量词的逻辑”；至于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等所谓“非经典逻辑”，如其名称所标明，它们所重点研究的则是另外一些小词，如模态词、时态词、道义词、认知词。

学习逻辑课程，其宗旨正是要以系统的方式教会我们掌握这些小词的用法，进而学会如何正确且一贯地开展由小词用法所主导的诸种逻辑推理。一个人本能地“会用”这些小词，仅意味着他能在自己熟悉的场景下或正常的语式句型中正确运用，但往往难以应对那些复杂和陌生语境。现代科学意义上的逻辑学，让学习者对于小词之用多了一份“语义自觉和自控”；位于“如果”“并非”“或者”等小词用法背后的正是我们普遍遵循的“肯定前件式”和“否定肯定式”等逻辑推理规则，而且这些小词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譬如，当我们承认“A且非B”后就无法进而断言“如果A那么B”或“只有B才A”。

（摘编自张留华《小词之用，关乎人类的逻辑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