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面小题。

迷 失

头发稀少，却梳得纹丝不乱，抹了发蜡后飘出的是雪花膏的香味，两个肿眼泡像熟透了的柿子，短袖衬衫扎在藏青色的长裤里，那只仿猪皮的人造革包仿佛不肯松手似的握得好紧，不晓得里面装了些什么。这是“丁老七”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也就五十岁出头的年纪，乍看上去，一副基层领导的派头。我是在陶瓷厂的包装车间见到他的，此时，刚打响上班铃。许多先他进厂的老同事都跟他打招呼：“丁老七，眼睛都睁不开啦！”而其他人则称他为“老七师傅”，或叫他“丁师傅”。然后，大家叽叽喳喳，说东讲西，一天的工作就宣告开始了。

“丁老七”方才还在挤眉弄眼和大家开玩笑，转眼间，像变魔术一般，就换上了白色围裙，坐上了绞草凳。我注意到，他的那双手与众不同，巴掌极宽大，像蒲扇，如胡萝卜样粗的手指已经变了形，想来定与职业有关。他绞草动作之熟、速度之快，令我目不暇接。

按镇上民间的叫法，陶瓷包装称之为“绞草”。几乎所有瓷器都是用稻草来包装的，故在每年的秋收后，便可见到远乡四邻的农民一车车将禾秆运到镇上来卖钱。通常绞草的程序并不复杂，以包碗为例：十只为一摞，先做草把子，把碗理整齐置于草把子上，用草结两头扎紧，再用禾秆卷筒，又扎一次较宽的草结，起到美化效果，最后用篾打几道箍，别上写有品名等级的标识，便算完了。手艺好的师傅绞的草，无论怎么扔都不散，就是从二层楼高丢下去，里面的瓷器也准保不会破损，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神。一直以来，绞草师傅是受人尊重的，颇有几分威风。更何况，彼等前辈里还出了个在镇上赫赫有名的郑子木，此公在清嘉庆年间为争取绞草工人的生存待遇，视死如归地穿戴起衙门大堂上烧得通红的铁靴铁帽，用生命换来罢工胜利，也为这个行业刷了金。从那以后，全镇的绞草工人都系一条白围裙，以示永久的祭奠。

车间主任对我说，“丁老七”是包装界响当当的一号人物，早在六十年代技术等级评定时，最高级为八级，他就评上了七级半。于是，大家都不叫他的大名，直接就叫他“丁老七”了。他的徒子徒孙加起来数都数不清。逢年过节，照行规，徒弟们都会买些烟酒糕点上门去孝敬自己的师父。尤其是在过年时，徒弟们前脚跟后脚地去拜年，他老婆酒糟冲鸡蛋都忙不过来。

在那个漫长的夏天，作为厂团委的挂点单位，我天天都去包装车间，一来二去，我与“丁老七”混得滚熟，中午吃饭就端碗过去陪他闲扯。

直到那时候，我才弄清楚陶瓷行业分工细、派别多，干绞草这行的属杂帮，以南昌人为主。“丁老七”才八岁便入了这一行，从南昌乡下到镇上时，连草结都打不紧，要不是师父庇护，早被老板赶跑了。一个八岁的小孩讨口饭吃实在艰难，好在他勤快，肯吃苦，绞草行的活做了个遍，最后没有哪样不懂、哪样不通。师父师娘都喜欢他，师满后按规矩本可另立门户，他却情愿留在师父身边打下手，领的钱不多，但他倒心甘情愿。后来师父做了老板，他也没离开。

“不跟你吹牛，我是跑过大码头的。”他炫耀地说。他把橱里的那只仿猪皮的人造革包拿出放在腿上，取了一个信封出来，从里面倒出几张发黄的黑白照片，都是在上海、武汉等地的留影。照片里的“丁老七”穿戴齐整，一幅风华少年的姿容。在把信封放回包里时，他又掏出“劳动模范”奖章、“先进生产者”奖状，还有一本《毛主席语录》，翻看扉页，上面有赠送者的签名。“丁老七”得意地说：“不晓得他是哪个吧？跟你说，原来他是我们厂的军代表，好有名，老八路，后来调去北京了！”

掰着指头算算，“丁老七”在这一行干了四十多年。在他的职业生涯里，最出风头的就是为前来厂里视察的首长表演。那次他把餐具、茶具、酒具等大大小小、形态不一的物件混在一起包，不到半个钟头就完成了。然后，他让两个徒弟将包好的这一挂瓷器从一米多高向下丢，摔在地上，然后开包检验，竟无一件破损。首长竖起大拇指，直夸他技艺高超。“丁老七”一讲起这段，便摊开来与众不同的一双宽大巴掌，眯着一对肿眼泡，沉醉在昔日的荣光中。

可到后来，“丁老七”竟然被废了。听说陶瓷包装实行革新，用纸箱、泡沫取代禾秆，打包机、泡沫板占据了包装车间的显眼位置。“丁老七”对此极为排斥，添了许多无名之火，上班后他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那种叫设备的庞然大物，他钟情的是禾秆，是篾条。好多人都劝他要看开些，要跟上时代，英雄总还会是英雄。可他不为所动，鼻子一哼，说“老子不做了！”于是跑到厂劳资科办了买断工龄手续，自己选择了下岗。

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在厂里见到过“丁老七”。

又过了几年，我在镇上报社门口看见一个保洁员，穿了件环卫工人的黄红相间的马甲，口袋里插了瓶农夫山泉。可瓶里装的是自泡的茶水，泛着啤酒样的泡泡。那人左手拎着可翻动的垃圾箱，右手握把夹垃圾的铁火钳，时不时停下脚步望一眼擦身而过的车水马龙，目光游离飘忽、木讷呆滞。乍一眼，我几乎没有认出这是曾经熟识的“丁老七”。

（取材于梅坚《瓷器人物》）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航海长

陆颖墨

后来，当林之江成为一名海军少将，率领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出访时，在大洋彼岸每一次升起国旗，他都会想起那一个彩霞满天的傍晚——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海军第一次走出第一岛链。就是那个傍晚，临时调任的见习航海长林之江在西昌舰驾驶舱里，看着舰艇编队驶入那个著名的海峡。

这时，通信部门长报告，北京有电报。编队指挥、舰队司令员肖远拿过一看，马上通知编队首长到指挥室开会。

肖远一离开驾驶舱，林之江就听得航海长说：“你看！”他顺着指向看去，右侧海面上出现了三艘外国军舰。林之江心里一动，上级的研判真是英明，我们第一次出岛链，看热闹的肯定不少。“这一段由他们‘护送’了，真是盛情难却呀！”航海长说。

舰长参加完会议，正式通知：在出第一岛链后的第一个清晨，指挥舰西昌舰举行升旗仪式。然后他对航海长和林之江道：“升旗时间就看你们的了。”

关于升旗时间，在今天已不是难事，有北斗卫星导航，随时可以推算出来。而那时候我们的军舰出航，靠的还是传统的惯性导航，通过高速陀螺的运转，用牛顿力学原理推算位置，确定时间。

肖远和编队政委一致认为，出第一岛链的这个清晨，升旗时间应该用当地的日出时间，因为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一直按日出时间升旗。

出航前，林之江就做了这方面的准备，他和航海长已经演算过很多次了。现在，林之江还有些不放心，他对航海长说：“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咱们去测一下六分仪吧。”甲板上很清静，只有轮机的轰鸣声和哗哗的海浪声。满天繁星，北斗星很亮。他们对着北斗星进行勘测，结果再一次证明了他们测算的准确。

航海长郑重地把明天的升旗时间报了上去。很快，通知到各部门，明天清晨北京时间五点十五分起床，五点四十五分升旗。升旗要比北京时间晚半个多小时。

第二天清晨，急促的起床铃把林之江叫醒，他跑步冲去二楼盥洗室洗漱。但是刚进门，就看见广播员小周，自己不洗漱，把水龙头让给了他。

他一把拉住说：“快去换礼服，来不及了。”

小周说：“快操你的心吧，我不参加，我要录下早上六点半的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等你们仪式搞完了，我好播放。”

林之江又好气又好笑：“这不才五点多嘛，升完旗录也来得及！”

小周说：“不是说有时差吗！”

林之江提醒他：“这军舰朝西开，再有时差也是推迟。”

小周说：“我可分不出东西南北，我就用笨办法，这次出航每天录下来，起床铃后半小时播放。听说昨天就有时差，咋没感觉出来呢？”

林之江说：“对，昨天比北京时间晚三十八分钟。”刚说完，心里猛地一惊，冒出一身冷汗，扭头就朝后甲板跑去。

宽大的后甲板上，已经有不少人在列队。林之江满头大汗地找航海长，怎么也找不到。昨晚对表时，应该用当地时间，他和航海长对的却是北京时间，所以计算今天的时差同样提前了三十八分钟。

他又无助地看了一下右舷边不远处的海上，那三艘外军的军舰依然在伴航，依然睡着似的。但林之江心里明白，似乎睡着的军舰里，有多少双好奇而又警觉的眼睛，在注视着这边的一举一动。

“立正！”值更官一声口令。

林之江不由心头一紧，浑身变得冰凉。

随着这声口令，肖远和编队指挥部领导从左舷大步走上了后甲板。

“稍息！”值更官口令。

林之江知道，一分钟后，升旗仪式就要正式开始。

千钧一发，不能再等了。林之江大喊一声：“报告！”

这声报告，像道闪电划破上空。

“出列！”

林之江出列，迅速跑到肖远面前，报告自己测算时间上误差三十八分钟。

在场的人都听到了，空气一下子凝固了。

肖远背对着东方，那古铜色的脸上在渐渐变弱的星光下看不出表情。他沉吟片刻，不紧不慢地向乐队指挥招招手，指挥马上跑过来了。

肖远看了一下表，说：“已过去两分钟了，给你三十五分钟，搞一个军乐联奏，全体大合唱，留下一分钟调整，而后奏国歌升旗，有困难吗？”

“没有！”

马上，军乐响了起来。跟着肖远，大家都大声唱了起来：“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

……

东方既白，甲板片刻宁静。

“敬礼！”值更官口令。

所有人都抬起头来，仰望着舰桥上方的主桅杆。

国歌响起，庄严的五星红旗徐徐上升；几乎同时，一轮太阳从天边海面上跳了出来，冉冉升起。

林之江再也控制不住，任由眼泪哗哗流了下来。这回没错，严丝合缝一秒不差。

此时，整个海面，已洒下了金色的阳光，连舰身也闪耀着金光。

肖远走过去拍拍林之江的肩膀：“我看，这次出访结束，你就在这西昌舰干下去，把‘见习’二字干掉。”留下来，当上航海长，肖远的话说到了林之江的心里。多巧啊，他也是刚刚萌生起这个念头……

这时，外国军舰发来了信号。肖远和林之江都看得懂：“致敬，精确的中国海军！”

肖远看着林之江，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你看，精确，他们也很精确，他们的精确是因为卫星导航。而我们的精确，是因为勇于不断自我改正。”

说着，他仰起头，深情地回望高高飘扬的国旗，说：“回信号，祝大家都行驶在精确的航线上。”

（有删改）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无法完成的画像

刘建东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烧焦的味道。女孩被一个中年妇女领进来，中年妇女是女孩的舅妈。她粗声说：“我外甥女，小卿。”

时间停留在1944年的春末。这一年我十五岁，师傅杨宝丰大约四十岁，是城里唯一的炭精画画师，专门给人画像，给活着的人画，也为故去的人画，大约一天时间就能完成。师傅保持着一个传统，画遗像一定得到死者的家里去画。我想，可能是不想把晦气留在自己家里吧。

舅妈说：“我这小姑子三年前不见了，小卿也不知道她娘去了哪里。我们找了她整整三年，慢慢地，我们也就不抱什么希望了，就当我这小姑子死了，所以才请您来给画一张像。”

“我需要她的照片，你们找出来，我来挑一张。”

舅妈转向小卿：“快去把照片拿出来。”小卿指着墙角处放着的一个搪瓷脸盆，小声凄凄地说：“喏，都在那里。”

我们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脸盆底有一层燃烧后的灰烬。那可怜的灰烬还保持着照片的模样。舅妈声音尖厉起来，抓住小卿的细胳膊：“你把照片都烧了！这是为啥？”

“我娘没死，她找我爹去了。”小卿嘤嘤地哭出声来，她不相信母亲离世了。

舅妈最终找到一张泛黄的照片，递给我师傅：“您看，这个行不行？我只找到这一张。您说一个年轻女子，天天在外面疯跑，净和一些陌生的人打交道。”师傅盯着照片，似是在认真辨认照片中的人，半天没有说话。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的？”

“大概十三年前吧。”舅妈说。

我看到的那张旧照片，在时间无情的作用下，有些暗淡模糊。我很奇怪，以往，师傅对照片质量很挑剔。而这一次，他是在勉为其难，在冒一个很大的险。

一切准备停当，师傅开始作画。每一次，都是从眼睛画起，这是老规矩。师傅告诉我，眼睛是一幅肖像画的魂魄，只要魂魄活了，这幅画就成功了一大半。而这一天，1944年春天的一天，面对草稿，他稍微犹豫了片刻，然后，用小楷毛笔沾上炭精粉，笔落在了鼻子上。直到第四天傍晚，漫长的作画过程还未能结束。只留下一只眼睛，他再也画不动了。那一小块空白，像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特别突兀刺眼。我看到，师傅的右手手背上已经布满了密密的汗珠。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过，这么难熬的作画过程。我反复看着那张旧照片，看着照片上青春而朦胧的脸庞，再看看素描纸上，那一个意气风发而清晰的面孔是多么来之不易啊。

师傅疲惫不堪地说：“明天早晨收尾。”

第五天一早，我掀开宣纸，惊得大叫一声：“哎呀！”宣纸下面是空荡荡的桌面，桌上桌下，都找了个遍，也未见踪影。

舅妈把小卿从院子外领进来。师傅和蔼地拍拍她的头，问：“你见过那张画像没？”整晚，只有她一个人在家里。

小卿摇摇头，又摇摇头。

师傅挥了挥手，然后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我胆战心惊地看着他，束手无策。

师傅说：“我重新画。”

重画的过程是一场灾难。他甚至茶饭不思，每天傍晚回店的路上，走得比平日里要慢许多，偶尔有辆自行车响着铃铛疾驰而过，都把他惊得歇息几分钟才继续前行。

又过了五天，小卿母亲年轻时的画像，即将大功告成。除了要修正一下头发等细微处，连最后的那只眼睛都已经画好了。那一刻，师傅四肢摊开，瘫坐在椅子上，面色苍白，汗湿衣袖，头发打着绺垂在额头上。小卿看到画像，突然间趴在桌子上，放声痛哭。

为了保护，我背着画夹，回到了店里。画夹被我放在柜台上。临睡前，我看了画夹最后一眼，眼睛才沉沉地闭上。不知睡了多久，我突然醒来，暗夜中恍若传来细碎的声音。我从床铺上爬起来，蹑手蹑脚地摸向柜台，柜台上的画夹已经不见了。我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声音仿佛来自屋外，店门虚掩着，我轻轻推开它，脚落下去，感觉像是落进了深渊之中。借着淡淡的月光，我发现浓浓的夜色中隐约有个人，正静静地站在那里。

那人终于有了动静，他打着了火，在烧什么东西。他点了几次，才点着。燃烧的面积越来越大，被火映照的地方也扩展得越来越大。视线顺着火光向上移动，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那个人竟是师傅。我的脑子瞬间便凝固了。

画像的事就此结束。师傅彻底放弃了为小卿母亲画像。我和师傅，谁也没有再提起画像的事。一年之后的某一天，我在店里等着师傅，等了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没有等到他。师傅再也没有出现，我不死心，走遍了整个城里，也没有见到他的踪影。没有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1951年的一天，我的画店里走进来一个年轻的姑娘，她面色凝重，年轻的脸上写满了哀伤。“我是小卿。”她说，“我想请你画一张肖像。”

我急忙热情、手忙脚乱地请她坐下来，小心地问她：“找到你娘了吗？”

小卿努力克制着悲伤，对我说：“邯郸解放后，有一天，舅舅突然拉着我狂奔到烈士纪念堂里。我们站在一张合影前，合影上是两个年轻的男人和两个年轻的女人。我越看，其中一个年轻女人越像我娘。我确信，她就是我娘。我蹲在那里失声痛哭。后来，一个陌生的女人走到我身边，问我为啥哭泣。我指着照片说，那是我娘。她把我揽在怀里，也是放声大哭。等我们哭完，她告诉我说，她是照片中的另一个女人，他们四个是曾经的战友。她让我叫她黄姨，又指着我娘左边的那个年轻男子，说是我爹。”

“我想请你给我娘画一张像。”我跟着小卿来到烈士纪念堂，看到了那张照片。我的目光落到照片上，紧紧盯着照片右首的那个男人，我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使劲揉了揉，指着照片惊呼道：“小卿，你看，那个人，那人是我师傅。”

黄姨领着我和小卿来到一个烈士墓前，告诉我说，这就是我师傅，这里面埋着他的一顶帽子。黄姨说，他曾经化名杨宝丰，在城里工作过几年，他在南关开了一家画像馆，专门给人画像。我这才知道，师傅叫宋咸德。

我潸然泪下。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