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地坛

想念地坛，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静。

坐在那园子里，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任何地方，喧嚣都在远处。近旁只有荒藤老树，只有栖居了鸟儿的废殿颓檐、长满了野草的残墙断壁，暮鸦吵闹着归来，雨燕盘桓吟唱，风过檐铃，雨落空林，蜂飞蝶舞草动虫鸣……四季的歌咏此起彼伏从不间断。地坛的安静并非无声。

有一天大雾弥漫，世界缩小到只剩了园中的一棵老树。有一天春光浩荡，草地上的野花铺铺展展开得让人心惊。有一天漫天飞雪，园中堆银砌玉，有如一座晶莹的迷宫。有一天大雨滂沱，忽而云开，太阳轰轰烈烈，满天满地都是它的威光。数不尽的那些日子里，那些年月，地坛应该记得，有一个人，摇了轮椅，一次次走来，逃也似的投靠这一处静地。

一进园门，心便安稳。有一条界线似的，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来，悠远、浑厚。于是时间也似放慢了速度，就好比电影中的慢镜，人便不那么慌张了，可以放下心来把你的每一个动作都看看清楚，每一丝风飞叶动，每一缕愤懑和妄想，盼念与惶茫，总之把你所有的心绪都看看明白。

因而地坛的安静，也不是与世隔离。

那安静，如今想来，是由于四周和心中的荒旷。一个无措的灵魂，不期而至竟仿佛走回到生命的起点。

记得我在那园中成年累月地走，在那儿呆坐，张望，暗自地祈求或怨叹，在那儿睡了又醒，醒了看几页书……然后在那儿想：“好吧好吧，我看你还能怎样！”这念头不觉出声，如空谷回音。

谁？谁还能怎样？我，我自己。

我常看那个轮椅上的人和轮椅下他的影子，心说我怎么会是他呢？怎么会和他一块儿坐在了这儿？我仔细看他，看他究竟有什么倒霉的特点，或还将有什么不幸的征兆，想看看他终于怎样去死，赴死之途莫非还有绝路？那日何日？我记得忽然我有了一种放弃的心情，仿佛我已经消失，已经不在，唯一缕轻魂在园中游荡，刹那间清风朗月，如沐慈悲。于是乎我听见了那恒久而辽阔的安静。恒久，辽阔，但非死寂，那中间确有如一位作家所说的，一种“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

我记得于是我铺开一张纸，觉得确乎有些什么东西最好是写下来。那日何日？但我一直记得那份忽临的轻松和快慰，也不考虑词句，也不过问技巧，也不以为能拿它去派什么用场，只是写，只是看有些路单靠腿（轮椅）去走明显是不够。写，真是个办法，是条条绝路之后的一条路。

只是多年以后我才在书上读到了一种说法：写作的零度。

《写作的零度》，其汉译本实在是有些磕磕绊绊，一些段落只好猜读，或难免还有误解。是这题目先就吸引了我，这五个字，已经契合了我的心意。在我想，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

人太容易在实际中走失，驻足于路上的奇观美景而忘了原本是要去哪儿，倘此时灵机一闪，笑遇荒诞，那便是回归了“零度”，重新过问生命的意义。零度，这个词真用得好，我愿意它不期然地还有着如下两种意思：一是说生命本无意义，零嘛，本来什么都没有；二是说，可平白无故地生命他来了，是何用意？虚位以待，来向你要求意义。一个生命的诞生，便是一次对意义的要求。

想念地坛，就是不断地回望零度。放弃强力，当然还有阿谀。现在可真是反了——面要面霸，居要豪居，海鲜称帝，狗肉称王，人呢？名人，强人，人物。可你看地坛，它早已放弃昔日荣华，一天天在风雨中放弃，五百年，安静了；安静得草木蒇蕤，生气盎然。土地，要你气熏烟蒸地去恭维它吗？万物，是你雕栏玉砌就可以挟持的？疯话。再看那些老柏树，历无数春秋寒暑依旧镇定自若，不为流光掠影所迷。我曾注意过它们的坚强，但在想念里，我看见万物的美德更在于柔弱。柔弱不是软弱，软弱通常都装扮得强大，走到台前骂人，退回幕后出汗。

回望地坛，回望它的安静，想念中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重新铺开一张纸吧。写，真是个办法，油然地通向着安静。写，这形式，注定是个人的，容易撞见诚实，容易被诚实揪住不放，容易在市场之外遭遇心中的阴暗，在自以为是时回归零度。把一切污浊、畸形、歧路，重新放回到那儿去检查，勿使伪劣的心魂流布。

有人跟我说，曾去地坛找我，或看了那一篇《我与地坛》去那儿寻找安静。可一来呢，我搬家搬得离地坛远了，不常去了；二来我偶尔请朋友开车送我去看它，发现它早已面目全非。我想，那就不必再去地坛寻找安静，莫如在安静中寻找地坛。恰如庄生梦蝶，当年我在地坛里挥霍光阴，曾屡屡地有过怀疑：我在地坛吗？还是地坛在我？现在我看虚空中也有一条界线，靠想念去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面而来。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

（取材于史铁生的同名散文）

我之舞（节选）

史铁生

那年夏天我十八岁，两腿瘫痪着，便一天到晚耗在园子里。在园子里，我经历了许多奇异的事。有件事说起来让人毛骨悚然，在一片茂密的草丛中，一对头发花白的老人死在了那儿。

最先发现的是我、世启、老孟和路。一连几天我们都说，草丛中那两蓬白亮亮的东西不知是什么，后来便把轮椅摇着推着走近去看。世启和我一样，腿坏了，坐手摇轮椅。老孟不单腿坏，眼还瞎，只能让人推着。路推着他，路的父母是近亲，路一生下来大夫就说是个傻子。路说老孟的腿是年轻时跳舞坏掉的，眼睛是后来跳不成舞急瞎的，我和世启不信。

我们走进草丛才发现是两个老人，已经死了。世启说他们身上什么都没带，没法知道他们是谁。老孟说何必要知道他们是谁呢？说话时酒气冲天。那两张脸除了有些苍白，看起来很坦然很轻松，嘴角似有微笑。这表情让我想起学生放假回家时的心境。

路忽然说：“他们跳得一塌糊涂是吧，老孟？”

我问：“什么跳得一塌糊涂？”

“他说跳舞，瞎说呢。”

我问老孟：“什么跳舞？”

“你不懂。你才十八，说你也不懂。”

连着几天大雨，电闪雷鸣昼夜不停，倾盆决堤一般。天放晴时我再到园里去，独自在坛上坐着，看太阳西垂把石柱影子拉长，石柱染红得如同二十四根巨大的蜡烛，暮霓紫气缭绕在祭坛上空。我忽然有个预感，不容细想，这预感便被证实：有人在说话，是两个人，一男一女。

男的说：“你要是说我们早晚得死，我就跟你打个赌，我说我们永远不会死。”

女的说：“好吧，我跟你打这赌。”

“我劝你别打，我肯定不会输而你注定赢不了。因为我们活着我就一直没输，我们死了呢，你还赢个屁呀。”

这声音太清晰了。我摇起轮椅飞快地把每根石柱都绕一圈，没人；围着石台转一周，没人；再后退十米朝石台上望，空荡荡唯见紫气蓝烟飘飘摇摇。我心里一点不糊涂，这不是幻觉。我不敢乱动，我知道碰见什么了——那对老人！我的头皮一阵紧，心想不如跑吧，握住轮椅摇把使劲摇，却不能动。

“不管我对谁这样说，都没错。原因很简单：你要是死着你就不能对我这句话作出判断，你要是能作出判断你就一定是活着。”

“狡辩。”

“你明明活着，这不是狡辩所能办到的呀。”

“不错，活着。又怎么样呢？”

“活着才能继续谈下去，活着才能知道一切呀……”

像《哈姆雷特》中鬼魂消失时那样，一切归于沉寂，流雾飘烟瞬间散尽。我摇了一下摇把，轮椅动了。远处，老孟、路和世启来了。“十八，你怎么了？”老孟问我，酒气扑鼻。我惊魂未定，一时什么也说不出来，脑子里乱糟糟。月亮上来的时候，我跟他们讲了。世启不屑一听，笑我并不喝酒也说疯话傻话。那事毕竟离奇，我有口难辩，自己发愣。“一定是真的，十八没有胡扯。”老孟说。世启问他：“你怎么知道一定是真的呢？”他说：“有一年我像盼望放假一样地盼望过死，那时我碰见过。”

“他们为什么要去死呢？”我问。

“也许是别人都看不起他们，他们痛苦极了。”世启说。

老孟说：“为什么不是他们自己太看不起自己，所以痛苦极了呢？”

“也许是儿女不孝，他们伤心透了。”世启说。

老孟说：“为什么不是他们相信自己是废物累赘，而伤心透了呢？”

我对老孟说：“照你说，死是挺可怕的了？”

“我没这么说。”

“反正我知道死一点都不可怕。”我说。

“那你为什么没去死？”

我心里知道，活着的一切梦想还在牵动着我。

我说：“他们走了吧？”

“他们哭呢。”老孟说。他一口接一口地喝酒，开怀大笑，癫癫狂狂。

路兴奋起来：“他们跳得一塌糊涂是吧老孟？”

“他们本来跳得不坏，可是在还有力气去死的时候，这两个傻瓜却想不跳了。”

“我不傻是吧老孟？我能跳是吧老孟？”

“什么时候你不用问别人了，你就能了。”路呆呆地微笑，算计着跳舞的事。

我后来把鬼魂的事跟几个人说，他们都不信。老孟当初就料到这一点，劝我不必就这些事的真假与别人争。我问为什么？老孟说，死过的人自己会知道，没死过的人不可能不认为你在胡说。

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一天清晨，园子里来了个女人，穿着雪白的长裙，一会儿在古殿旁，一会儿在老树下，像个精灵一样默默地周游。她再次走近我的时候，我问她：“您找什么？”

“找一个说好了在这园子里等我的人。”

“您找的人什么样儿？”

“腿坏了，眼还瞎。”

“老孟！”

“他在哪儿？他还是每天都来吗？”

我把老孟工厂的地址告诉她。等她穿过古树消失不见，我才想起每次世启问今天几号时，老孟都能准确地说出来。一连几天晚上，老孟和路都没到园子来。一天傍晚世启来告诉我，他碰见路了。他说路说，那个女人带回来一辆能够跳舞的轮椅，老孟便和她一起跳舞，像他们年轻的时候一样。他们从黄昏跳到半夜，从半夜跳到天明，从天明跳到晌午，从晌午跳到日落。谁也没有发现是什么时候，老孟用尽所有的力气了，那奇妙的轮椅仍然驮着他翩翩而舞。

我和世启去找路，想问老孟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找到他家，人们说路去跳舞了；我们找到他的工厂，人们说路去跳舞了；我们找了所有的地方，找到半夜，人们说不知道他到哪儿跳舞去了。我们又回到园子门口，天已经快亮了。暗淡的街灯熄灭，那条小路微白而清静。世启说他要去几千里外的大山找回老婆和三岁的儿子。他老婆回娘家一年多了，别人都说她们娘俩不会回来了。

“到哪儿？大山里去？你这腿行吗？”我问。

“反正我得去。十八，你呢？”

“别再管我叫十八了。太阳一出来我就过了十八了。我妈说我是太阳出来时生的。”

孙姨和梅娘^①

史铁生

柳青的母亲，我叫她孙姨，曾经和现在都这样叫。这期间，有一天我忽然知道了，她是三四十年代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梅娘。

最早听说她，是在1972年底。那时我住在医院，已是寸步难行；每天惟两个盼望：一是死，一是我的同学们来看我。同学们都还在陕北插队，快过年了，纷纷回到北京，每天都有人来看我。有一天，他们跟我说起了孙姨。

“谁是孙姨？”

“瑞虎家的亲戚，一个特棒的老太太。”

“以前政治运动里被打倒过，现在连工作也没有。”

好在那时我们对政治运动已经有了理解。时代正走到接近巨变的时刻了。

“她的女儿在外地，儿子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她只能在外面偷偷地找点活儿干，养这个家，还得给儿子治病。”

“可是邻居们都说，从来也没见过她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瑞虎说，她要是愁了，就一个人在屋里唱歌。”

“等你出了院，可得去见见她。那老太太比你可难多了。”

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她是梅娘，或者不如说，我们都还不知道梅娘是谁：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和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像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两年后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历史尚未苏醒。

某个星期天，我摇着轮椅去瑞虎家——东四六条流水巷，一条狭窄而曲折的小巷，巷子中间一座残损陈旧的院子。我的轮椅进不去，我把瑞虎叫出来。春天近午时分阳光尤其明媚，我和瑞虎就在他家门前的太阳地里聊天。那时的北京处处都很安静，巷子里几乎没人，惟鸽哨声时远时近，或者还有一两声单调且不知疲倦的叫卖。这时，沿街墙，在墙阴与阳光的交界处，走来一个老太太，尚未走近时她已经朝我们笑了。瑞虎说这就是孙姨。瑞虎再要介绍我时，孙姨说：“甭了，甭介绍了，我早都猜出来了。”她嗓音敞亮，步履轻捷，说她是老太太实在是因为没有更恰当的称呼吧，转眼间她已经站在我身后抚着我的肩膀了。那时她五十多接近六十岁，头发黑而且茂密，只是脸上的皱纹又多又深，刀刻的一样。她问我的病，问我平时除了写写还干点什么？她知道我正在学着写小说，但并不给我很多具体的指点，只对我说：“写作这东西最是不能急的，有时候要等待。”倘是现在，我一定就能听出她是个真正的内行了：二十多年过去，现在要是让我给初学写作的人一点衷告，我想也是这句话。她并不多说的原因，还有，就是仍不想让人知道那个云遮雾障的梅娘吧。

她跟我们说笑了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说“下午还有事，我得做饭去了”，说罢几步跳上台阶走进院中。瑞虎说，她刚在街道上干完活回来，下午还得去一户人家帮忙呢。“帮什么忙？”“其实就是当保姆。”“当保姆？孙姨？”瑞虎说就这还得瞒着呢，所以她就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当保姆，越远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历史，谁还敢雇她？

我写到这儿，再从记忆中去看那条小巷，不由得已是另外的景象——阳光暗淡下去，鸽子瑟缩地蹲在灰暗的屋檐上，春天的风卷起尘土，卷起纸屑，卷起那不死不活的叫卖声在小巷里流窜；一个伛背弓腰的老人在奋力地打扫街道。

孙姨有三个孩子，一儿两女。儿子和小女儿得的是一样的病，残酷的是，这种病总是在人二十岁上下发作。她的一儿一女都是活蹦乱跳地长到二十岁左右，忽然病倒，虽四处寻医问药，但终告不治。这样的母亲可怎么当啊！这样的孤单的母亲可是怎么熬过来的呀！这样的在外面受着歧视、回到家里又眼睁睁地看着一对儿女先后离去的母亲，她是靠着什么活下来的呢？靠她独自的歌声？靠那独自的歌声中的怎样的信念啊！我真的不敢想象，到现在也不敢问。

如今，我经常在想起我的母亲的时候想起孙姨。我想起我的母亲在地坛里寻找我，不由地就想起孙姨，那时她在哪儿并且寻找着什么呢？

又过了几年，梅娘的书重新出版了，她送给我一本，并且说“现在可是得让你给我指点指点了”，说得我心惊胆战。不过她是诚心诚意这样说的。她这样说时，我第一次听见她叹气，叹气之后是短暂的沉默。往事如烟，年轻的梅娘已是耄耋之年了，这中间，她本来可以有多少作品问世呀。

现在，柳青定居在加拿大。柳青在那儿给孙姨预备好了一切，孙姨去过几次，但还是回来。那儿青天碧水，那儿绿草如茵，那儿的房子宽敞明亮，房子四周是果园，空气干净得让你想大口大口地吃它。孙姨说那儿真是不错，但她还是回来。

她现在一个人住在北京。我离她远，又行动不便，不能去看她，不知道她每天都做些什么。有两回，她打电话给我，说见到一本日文刊物上有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要不要我给你翻译出来？”再过几天，她就寄来了译文，手写的，一笔一画，字体工整，文笔老到。

瑞虎的姐姐时常去看看孙姨，帮助做点儿家务事。我问她：“孙姨还好吗？”她说：“老了，到底是老了呀，不过脑子还是那么清楚，精神头旺着呢！”

       （取材自史铁生《记忆与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