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先秦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阴阳、名六家属第一流的大学派。汉以后，法、阴阳、名三家，其基本思想为儒、道所吸收，不再成为独立学派；墨家中绝；唯有儒、道两家长期共存，互相竞争，互相吸收，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条纵贯始终的基本发展线索。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成分中，儒家和道家是主要的两极，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能够相辅相成，给予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

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强烈关切并有着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对同类和他人有不可自已的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与浊俗同流合污，在生命与理想发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时， 宁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道家的人生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羁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逐外物而不反，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和谐宁静的社会。其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为最高目标。或隐于山林， 或陷于朗市，有明显的出世倾向。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而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

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大儒的气象似乎可以用“刚健中正”四字表示，就是道德高尚、 仁慈亲和、彬彬有礼、忠贞弘毅、情理俱得、从容中道、和而不同、以权行经等等，凡事皆 能观研深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可谓为曲践乎仁义，足以代表儒家的态度。古者有儒 风、儒士、儒雅、儒吏、儒将等称谓，皆寓道德学问有根底、风度温文尔雅之意。道家高士 的气象似可用“涵虚脱俗”四字表示，就是内敛不露、少私寡欲、清静自守、质朴无华、超然自得、高举远慕、留恋山水等，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逸和潇洒超脱的风味。我们也发现注重归真返朴，羡慕赤子般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繁文缛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古者有道人、道真、道眼、道貌、道学等称谓，皆寓不同凡俗、领悟至道、 风度超脱之意。儒家是忠良的气质与风度，道家是院士的气质与风度。

（摘编自《儒家与道家人生气象》）

材料二：

儒、道两家主张虽多有不同，各有偏重，但在力主“和”与“和谐”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儒家讲“和合”、“保合”、“中和”、“太和”，孔子讲“合而不同”。道家也讲“致中和，守静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则生万物等等。

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都是开放性的，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它们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汉代，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起初，确曾因我国囿于“夷夏之辨”一度显得孑立。但经过一番与儒、道的碰撞、辩驳、演变、磨合，外来的佛教渐渐中国化，到了隋唐， 就逐渐实现了儒、道与佛的融和，三教合一，共同形成了中国恢宏独特的传统文化。这也是世界各国思想历史上未有先例的一大“典型”。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这两个中华原创文化，具有博大的包容性，是坚强的“胃”，能把域外文化，如佛教，消化吸收为中国化的佛教。所以，史学大师陈寅恪早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是“道家的真精神，新儒家的旧途径”。故此，我们认为“国学”的根基是儒道互补，缺一不可， 而那种把“国学”只看作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一家独踞的认识，是有重大偏颇的。缺了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的补充，儒家难撑国学这台戏。儒、道两家，还要加上佛教三足鼎立才能使 “国学”真正发扬光大。

（摘编自韩秉方《儒道互补——国学之根基》）

材料三：

在殷周之际，中华传统文化由“神本”转向“人本”，人道主义思潮从而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儒家致力于以“仁”为核心，构建“仁”“礼”相辅互动的理论，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秉持“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认为文明的发展要注意克服虚伪性和工具化的倾向。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其思想的核心都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儒、道两家在“人本”的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相融互补，达到辩证统一，也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

（摘编自洪修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材料一：

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学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画家，三人同时来看一棵古松，我们三人可以同时都“知觉”到这一棵树，可是三人所“知觉”到的却是三种不同的东西。你脱离不了你的木商的心习，你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我也脱离不了我的植物学家的心习，我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我们的朋友——画家，什么事都不管，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我们三人的反应态度也不一致。你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我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我们的朋友只在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颜色，感受它的那股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

从此可知道这棵古松并不是一件固定的东西，它的形相随观者的性格和情趣而变化，各人所见到的古松的形相都是各人自己性格和情趣的返照。古松的形相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为的。极平常的知觉都是带有几分创造性，极客观的东西之中都有几分主观的成分。

美也是如此。有审美的眼睛才能见到美，这棵古松对于我们的画画的朋友是美的，因为他去看时就抱了美感的态度。你和我如果也想见到它的美，你须得把你那种木商的实用的态度丢开，我须得把植物学家的科学的态度丢开，专持美感的态度去看它。

这三种态度有什么分别呢？

先说实用的态度。做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维持生活，既要生活，就要讲究如何利用环境。“环境”包含我自己以外的一切人和物在内，这些人和物有些对于我的生活有益，有些对于我的生活有害，有些对于我不关痛痒。我们对于他们于是有爱恶的情感，有趋就或逃避的意志和活动，这就是实用的态度。实用的态度起于实用的知觉，实用的知觉起于经验。小孩子初出世，第一次遇见火就伸手去捉，他烧痛了，以后他再遇见火，便认识它是什么东西，便明了它是烧痛手指的，火对于他于是有了意义。

科学的态度则不然，它纯粹是客观的、理论的。所谓客观的态度就是把自己的成见和情感完全丢开，专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去探求真理。理论是和实用相对的。理论本来可以见诸实用，但是科学家的直接目的却不在于实用。科学家的态度之中很少有情感和意志，它的最重要的心理活动是抽象的思考。科学家要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寻出事物的关系和条理，纳个物于概念，从原理演个例。植物学家看古松的态度便是如此。

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在实用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对人的利害，心理活动偏重意志；在科学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间互相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专在事物本身的形相，心理活动偏重直觉。

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就是于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是壶就可以贮茶，何必又求它形式、花样、颜色都要好看呢？吃饱了饭就可以睡觉，何必又呕心血去作诗、画画、奏乐呢？人的实用的活动全是有所为而为，是受环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这是单就人说，就物说呢，在实用的和科学的世界中，事物都借着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而得到意义，到了孤立绝缘时就都没有意义；但是在美感世界中它却能孤立绝缘，却能在本身现出价值。照这样看，我们可以说，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

（摘编自朱光潜《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

材料二：

其实，在中国美学和艺术观念中，存在着与朱光潜所说的三种态度都不同的第四种态度。它当然不是用科学、实用的眼光看待古松，但也不是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古松，发现它如何美，如何符合形式美感，在这里，审美主体和客体都没有了，古松在这里根本就不是审美对象，而是一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宇宙。

这第四种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一种用“活”的态度“看”世界的方式，或许“看”还容易引起与外在的观察混淆，称为一个“活”的“呈现”世界的方式也许更合适。之所以说它是“生命的态度”，是因为它的核心是将世界（包括“我”与外物）从对象化中解脱出来，还其生命的本然意义，在纯粹直观中创造一个独特的生命境界。这个世界，中国美学将其称为“境”。第四种态度并不是为了获得美的知识，而是为了安顿心灵。

王维《辛夷坞》诗写道：“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山水诗”，或者“写景诗”，其描写是如此简单，内容是如此单调，单调到只用一句话就能概括：山间有一些芙蓉花开了，又落了。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如“澹潋结寒姿，团栾润霜质”等，写景显然更加细腻丰富。

然而，王维的这些看起来内容单调的诗歌，并没有因此被人们漠视，而是传诵千古，谢灵运的诗句却少有人提及。其实，王维的这类诗歌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山水诗”“写景诗”，它的主旨不是描写外在的景物。“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的山中芙蓉，是自在兴现，这里没有被观之景，也没有对景之心。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也将人排除，关心起深林苔痕，表面看起来是不关心人，其实正是通过这一片天地写人的心境、人的感受。诗人不是对风景感兴趣，而是对自我生命的感受感兴趣，描写一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世界，呈现自己回到世界的愉悦，为自己心灵寻找一个安顿的地方。对生命的认识、理解和慰藉，是贯穿此诗的核心。艺术家并不在意青苔和深林，而是其背后的高古和幽深。

（摘编自朱良志《生命的态度——关于中国美学中的第四种态度的问题》）

杏帘在望

林黛玉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

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

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现实题材戏剧创作难，究竟难在哪里？简单来说，就是故事不好编。我们传统戏曲曾经名为“传奇”，看看那些经典名作，几乎都是表现人物命运的重大变故，如忠奸斗争、爱恨情仇、生离死别等。而现实题材面对的却多是和平岁月、日常工作，又要立足于歌颂，又不能太多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甚至还有真人真事的局限，要出好戏谈何容易？

究其实质，这就是从“宣传品”到“艺术品”的跨越之难，转化之难。这里既有领导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更有创作者自己的观念、功力和创作态度方面的问题。我们各级领导感兴趣、下力气抓的现实题材戏，基本就是以崇高精神、英雄风采、道德楷模、时代号角、民族脊梁、社会良心等为题材的主旋律戏剧，因为这些戏有明确的宣传教育功能。“宣传教育”与“艺术审美”两者虽有相互融通的一面，但更多的却是矛盾。即使是相互融通的一面，其实也是殊途同归，在实现途径和呈现样貌上是大相径庭的两个范畴。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本来不是个问题，但在实践中却是个绕不过去的大问题。

这首先是对作者观念眼光和功力的考验：你如何以自己独特的思考和发现，超越真人真事，在这类题材中挖掘出富有时代特质、人性魅力的矛盾冲突，编织出具有戏剧张力的人物命运故事？在现实的采访中，往往很难发现真正有价值的戏剧冲突，都是非常琐碎平常的工作，让采访对象谈也谈不出来多少“料”。这就需要我们基于对时代生活的把握和理解，调动我们相关的生活感受和积累，把散碎的素材串联、熔铸、升华，进行典型性的提炼、联想和概括，化为舞台上扣人心弦的故事和人物的命运交响。

为什么我们很多主旋律戏剧中的英雄形象不受人待见？就是因为不真实、不可信、不可爱，这是最要命的问题。我们往往不能从人性的基点出发来感受人物、刻画人物，而是从一些政治正确的概念出发，英雄人物开口就是脱离普通人性的激情和高调。这怎么能让人入心、成动？

困境是激发人物精神升华的必需条件和催化剂。田汉、洪深谈到写戏的诀窍时说：“写戏等于挖个陷坑，然后看人物怎么往上爬，爬得上来是喜剧，爬不上来是悲剧。”施勒格尔说：“人性中的精神力量只有在困苦和斗争中才能充分证明自己的存在。”心灵的伟大随痛苦而增长，行动的伟大被困境所激发。这个困境可能是外在的对立力量，也可能是感情上的、道德选择上的困境。没有命运困境，就没有戏剧张力，就无法吸引人，也激发不出人物内心的矛盾和挣扎，以及为走出困境的顽强意志和奋力一搏的戏剧动作。

往往是人的弱点才使人物显得真实可爱，才使戏跌宕起伏。没有缺点的人，有一个最大的、最要命的缺点就是缺乏人性温度，不真实。过分鲜明单一的英雄主题往往成为一览无余的简单乏味。好的文学或者戏剧作品在审美效果上往往要追求某种混沌感。感慨万千而又一言难尽，是一种高品位的审关感受，表现的是人生人性的真味。《重渡沟》中写主人公马海明在过去曾因盲目推广种烟叶给乡亲们造成了损失，让他“把终生的愧悔背负”。他的这种经历，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一笔虽然着墨不多，却使马海明的形象更真实、更可信，有了一种似乎可以触摸的质感。

作为一个剧作者，你的思想认识、人道情怀，你对时代生活和艺术的独立思考与发现，是一部剧作能否成功、出新突破的关键。越是任务戏，越需要你的独立思考与发现，这样才可能在创作中坚守艺术的维度，超越“任务”之上，实现思想和艺术上的突破，创作出吸引人、感动人、启迪人的好戏来。

(摘编自姚金成《现实题材创作的难点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