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背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但大多数的农民是聚村而居的，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有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社区间的人们往来疏少，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效力。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烈“乡土”味的国家。每一个个体，不需要纵向上溯得太远，也不需要横向扩展得太开，你就能够发现自己与乡村之间的息息关联。“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底色，也成为了绝大多数人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进入21世纪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巨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概括来看，这种巨变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治理之变。2006年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而且还大规模地向农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目前国家财政每年向农村的转移支付规模超过万亿。取消农业税和国家向农村大规模输入资源，极大地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之前基于税费收取所形成的乡村治理体制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个层面是村庄基础结构之变。进入新世纪前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之前相对封闭且稳定的村庄边界大开，村庄社会结构迅速改变。村庄社会结构的改变起于一百多年前的现代化，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推动了经济、制度和观念等现代性巨变。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诸多基础性结构，如宗族等地缘与血缘共同体及村庄内生秩序机制和地方性规范随之解体。

第三个层面是价值之变。传统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观念，“生儿子、娶媳妇、抱孙子”成为农民人生“三步曲”。到了20世纪末，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民的生育观念都已改变，传宗接代的观念大为淡化。一旦“传宗接代”这个千年以来一直支撑农民人生意义的价值失落，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就会出现变化。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以上三层巨变都可以看作是现代化建设的后果。现代化不只是工业化，而且是现代的组织方式与思维观念对传统的替代。乡村社会基本秩序由之前的内生为主变成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外生秩序逐渐代替了内生秩序。

（摘编自贺雪峰《回乡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

材料三：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过程，要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需要在农业、农村、农民上多下“绣花功夫”，依靠“新”助推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乡村振兴就是要以农村经济为基础，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城市和农村在吸引人的力度上，显然城市更具有吸引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环境好。要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让农村也美起来，这就需要完善乡村的“包装”，去美化乡村，打造“新农村”，才能够让乡村更具有魅力，更具有吸引力。

要推动乡村的发展，就需要牢牢抓住“农业”这个关键；而要让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就需要让农业的发展与市场接轨，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农业的转型。发展新农业，通过不断做优做强做精特色优势产业，加大土地流转的力度，增强农业发展的科技化、机械化和智能化，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才能够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骨干和由城里打工返乡创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让农民看到只有不断地自我革新，不断地自我进步，才能够掌握时代的主动权，成为乡村振兴发展的“主角”。这就需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育，本着政府主导、立足产业、多方参与、注重实效的原则，打造一支新型的职业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劲的人才支撑。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蓝图已经绘就，要更好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依靠“新”的思维，新的改变，去推动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摘编自陈红《乡村振兴要靠“新”》）

材料一：

“距离”一词的本义是对时间和空间而言的。“心理距离”中的“距离”，不是指时空相隔的长度，而是指心理的距离。最早把“心理距离”作为一种美学原理理解的是英国美学家、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他所说的“心理距离”，是指我们在观看事物时，在事物与我们自己实际利害关系之间插入一段距离，使我们能够换一种眼光去看世界。这种距离的插入，是靠自己的心理调整实现的，所以叫做“心理距离”。

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诗人、艺术家之所以能从寻常痛苦甚至丑恶的事物里发现美和诗意，就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心理调整，将事物摆到一定的距离加以观照和品味。例如竹子，在一般人的眼里，它不过是可以架屋、造纸和当柴烧的寻常之物，但中国古代诗人面对竹子，却以另一种眼光发现了一个又一个鲜活、动人、美丽、清新的世界。“寒天草木黄落尽，犹自青青君始知”（岑参），“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李白），“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杜甫），“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钱起）。这些诗人已彻底改变了看待事物的普通方式，所以在他们眼中，普通的竹子已具有生命的颤动和美好的性格。竹子在诗人的“心理距离”的作用下，已进入了艺术世界，获得了美的意味。

审美体验中的“心理距离”是存在内在矛盾的。一方面，艺术作品能否感动我们，引起我们的共鸣，这与艺术作品所描绘的生活情景跟我们自身独特的生活经验、体会相吻合的程度成正比。艺术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情景与我们的个人经历愈是吻合，我们对艺术作品的领会就愈是深切入微，艺术作品就愈是能打动我们。另一方面，艺术作品所描绘的生活情景与我们的生活经历愈是贴近，我们就愈容易把作品的艺术世界与自身的生活经历混为一谈，也就愈容易从艺术世界退回到自身经历的现实世界。如此一来，愉快的审美鉴赏就可能变成痛苦的自伤身世了。上述两条规律似乎是不相容的，第一条规律强调欣赏时距离要小，第二条规律则强调欣赏时距离要大，所以称为“距离的内在矛盾”。

那么如何来解决审美体验中的“距离的内在矛盾”呢？英国美学家、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提出，“无论是在艺术欣赏的领域，还是在艺术生产中，最受欢迎的境界乃是把距离最大限度地缩小，而又不至于使其消失的境界”。这种“不即不离”的境界之所以是理想的艺术境界，在于它对“距离的内在矛盾”作了妥当的安排——既不因距离过远而无法理解，也不因距离消失而让实用动机压倒审美享受。这样，就使审美主体在面对审美客体之时，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就艺术创作而言，正如王国维所言，“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当然，在审美体验中，能不能获得“不即不离”的距离，不但与审美客体相关，也与审美主体的思想文化修养相关。对于思想文化极其低下的审美主体而言，无论面对多么优秀的艺术品，也会因“距离丧失”而想入非非。艺术创作中经常运用的诗化原则、陌生化原则、变形原则、程式化原则，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艺术家为了使其艺术品获得理想的审美心理距离所采取的艺术处理。

（摘编自童庆炳《换一种眼光看世界——谈审美心理距离》，有删改）

材料二：

种田人常羡慕读书人，读书人也常羡慕种田人。竹篱瓜架旁的黄粱浊酒和朱门大厦中的山珍海鲜，在旁观者所看出来的滋味都比当局者亲口尝出来的好。新奇的地方都比熟悉的地方美，东方人初到西方，或是西方人初到东方，都往往觉得面前景物件件值得玩味。本地人自以为不合时尚的服装和举动，在外地人看，却往往有一种美的意味。

这全是观点和态度的差别。持实用的态度看事物，它们都只是实际生活的工具或障碍物，都只能引起欲念或嫌恶。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我们一定要从实用世界跳开，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欣赏它们本身的形象。总而言之，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

我说“距离”时总不忘冠上“适当的”三个字，这是要注意的。“距离”可能太过，可能不及。艺术一方面要能使人从实际生活牵绊中解放出来，一方面也要使人能了解，能欣赏。距离不及，容易使人回到实用世界；距离太远，又容易使人无法了解欣赏。

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艺术都要有情感，但是只有情感不一定就是艺术。富于艺术材料的生活何以不能产生艺术呢？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糙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蔡琰在丢开亲生子回国时绝写不出《悲愤诗》，杜甫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时绝写不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两首诗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都不能同时在这种情感中过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位的观赏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经验放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尽管深刻，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术。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有删改）

材料一：

唐诗何以成为经典？

从数量上来看，据专家估计，唐诗（包含五代诗）存世数量约53000首，作者约3000人。这组数字，远远超过了从《诗经》以来到隋朝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全部诗歌的总和。在作者方面，写诗几乎成为当时唐朝全民性的文艺活动，各行各业都有诗作传世，甚至不乏无名氏的精彩诗作留了下来。因此，从作者的身份、诗作的数量和诗人的数量来看，唐代诗歌都达到了一个极其辉煌的程度，堪称中国历史上诗歌的黄金时代。

唐诗之所以成为古代文学的经典，主要是因为它的艺术造诣登峰造极。那个伟大的时代不仅诞生了李、杜这样享有世界声誉的诗人，而且还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名家，比如初唐四杰、王孟、高岑、晚唐的小李杜等。

不仅如此，唐诗的风格非常多样。既有像杜甫这样描写现实的伟大诗人，也有像李白这样风格比较浪漫的诗人，同时还有一些深受禅宗思想濡染的诗人。而且中国古典诗歌的各种体裁的发展，在唐代都达到一个全盛时期。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切好诗，到唐代已经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的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我搞摩鲁迅先生此话之意，大约是如今的我们如果想写诗抒发胸中之意的时候，不妨直接引用一首唐朝诗人的诗即可，不必亲自操刀了。

唐诗之所以经典，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经典是要经过长时间检验的，而唐诗具有强大的时间穿透性。经典在流传过程之中，会得到不断的阐释和接受，会融入很多时代因素，成为作者和读者的一个公共空间，作者在写的时候就会留下空白，等着读者去填充。读者在读一首诗的时候，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忽然之间豁然开朗，领悟到诗歌的真谛，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和作者发生了共鸣，这就是接受文学传播过程中的时间穿越性。

《红楼梦》中有“香菱学诗”片段，黛玉给香菱推荐“诗歌教科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诗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了。”也就是先把王维的诗揣摩透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诗”，因为杜甫的七言律诗在盛唐以后是出类拔萃的；“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李白的七绝是黛玉给香菱指定的第三本教科书。黛玉认为，有了这三本“教科书”垫底，再往上追溯读陶渊明的诗，读庾信、鲍照的诗，就有基础了，再过一段时间经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香菱就可以成为诗翁了。这一观点，不仅是曹雪芹的观点，也是清代很多作家、学者共同的观点。所以宋元明清以来，无数的诗歌读者，包括专业读者和非专业读者，他们在进行评论的时候以唐诗为主要评论对象。而他们学写诗歌，就像练书法时临帖一样，也是以唐诗为榜样。所以唐诗一千多年来，从唐代传到今天，是一代一代的读者不断努力、不断经典化的过程。

（摘编自魏景波《唐诗经典的现代价值》）

材料二：

唐诗是中国五七言古今体诗的高峰。

这座高峰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有多方面的原因。从七世纪初建国到八世纪中叶安史叛乱之前这一百多年，唐帝国的经济一直是上升的。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文化的繁荣。即使在安史之乱后，由于南方的开发与南北交通保持畅通，经济和文化增长的势头也没有停顿下来。这个社会，正是整个唐代文学艺术的温床。此其一。其次，由“五胡十六国”极其纷扰混乱的局面到隋唐统一，是一个国内各民族由斗争而融合的过程。国内各民族的融合，还加上当时日趋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都使得各阶级阶层的生活变得丰富复杂，为作家们的修养和创作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养料和素材。其三，在长期南北分裂以后建立起来的唐帝国，对各种思想，也和对各族文化一样，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例如儒释道三教就是始终并存的。因此，唐人思想比较活泼，言行较少拘束。这就为诗歌创作和流行提供了方便，从而形成了唐诗的群众性基础。大家都爱写诗，爱读诗。这对于唐诗的发达，诗人的成长，是不可能不发生积极作用的。其四，唐帝国为了巩固其统治，制定和执行了通过科举从庶族地主中选拔人才的制度，以打破高门大族对仕途的垄断。进士是科举中最贵重的，而进士的考试以诗赋为主要内容。这种决定士子前途的考试和因之而派生的行卷问之风，也直接促进了诗歌的创作。最后，就诗歌本身而论，经过八代先驱者的努力，五七言古诗已经成熟，律绝诗也基本上跨越了它们的试验阶段，足供唐代诗人自由采用。前辈们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充分表现了汉语之美的多种样式，都使得他们易于借鉴昔贤，驰骋才力，发抒性灵，来扩大诗的反映面，提高诗的表现力。所有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使得唐诗盛况空前，后难为继。

（摘编自程千帆《唐诗鉴赏辞典·序言》）

【注】应试者将自己平日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前呈送给有地位者，以求推荐，称为“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