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持续增大，“网对网”的交流模式逐渐成为人际沟通的主要方式，被称为“无接触时代”，该情况预计将延续到新冠疫情结束之后，成为新技术系统性创新的突破口。2021年10月28日，扎克伯格宣布将Facebook 更名为Meta，这意味着其将在今后发展中转向以元宇宙（Metaverse）生态为主的发展领域。以此为分界点，元宇宙概念正式引发全球广泛关注，与元宇宙相关的虚拟货币、社交模式、沙盒游戏等探索形式纷纷涌现，其中既有对元宇宙技术、理念的合理期待与切实实践，也有对元宇宙非理性炒作的资本跟风与概念误用。因此，站在元宇宙概念发展的转折点，对其本质概念、发展逻辑与风险隐忧进行框限、厘清显得尤为重要。

元宇宙概念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技术发展的长期驱动之下有机生成的，从欧美洞穴探险的游戏史前史，到计算机技术及其图形化应用的深入发展，元宇宙在理念构想与技术储备层面已具备现实基础。对元宇宙最常见的误解就是，将元宇宙等同于虚拟现实，事实上虚拟现实只是体验元宇宙的一种方式。

1992年，元宇宙概念在美国作家尼尔·斯蒂芬森的科幻小说《雪崩》中首次被提出，书中描绘了人类通过数字替身在虚拟世界中生活的图景，这一与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世界被称为“元宇宙”。从词源角度看，“元”意为“更高、超越”，据此，元宇宙可以被理解为由计算机生成的超越现实物质世界的宇宙空间，其发展的目标在于创造出虚拟与现实边界融合的新世界。

元宇宙成为全球关注焦点以来，在世界各地已取得诸多新进展、新实践，出台了新政策，这对于进一步理解元宇宙发展前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元宇宙的具体实践正在逐渐廓清未来方向，发展逻辑也将在实践中逐渐明朗。目前的相关实践还处于探索阶段，业已产出的成果也大多停留在理念构想与虚拟现实的阶段。然而在目前的实践领域，“元宇宙+”已成为资本市场的热点方向，大量公司企业涌入元宇宙领域。元宇宙概念在这一过程不但没有逐步厘清，反而在不同主体的自我表达中走向更加模糊的概念状态。这一隐忧体现的是新兴概念或领域出现之后，概念炒作的显性风险。具体而言，在元宇宙发展初期就预想未来发展的最优解，这一趋势的落点可能并不在于元宇宙发展本身，更多地在于追求资本市场与流量市场的曝光率。对这一现实情况，大量专家与媒体也开始进行反思追问，试图让元宇宙的发展回归有序的正轨。

对元宇宙的反思追问是理性声音的外化，但同样存在对元宇宙发展全盘否定的声音，这与元宇宙概念炒作一样，都属于不明概念本质的“自说自话”。元宇宙本身是一个系统的技术性概念，涉及一整套产业链发展，传统领域与新兴领域的碰撞既有可能促进产业发展，但也有可能阻碍新兴产业的布局。此外，对新兴领域，社会舆论本身也存在分化与排斥。因此，面对元宇宙的发展，学界与业界应当时刻保持理性状态，避免概念炒作的不利局面，同时也要避免对新兴领域的直接拒斥，保障技术发展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可能性推动。

（摘编自黄楚新、陈智睿《“元宇宙”探源与寻径：概念界定、发展逻辑与风险隐忧》，《中国传媒科技》2022年1月15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人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4.75亿的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摘编自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删改）

材料二：

近些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零和博弈、单边主义等严重干扰全球化进程，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严峻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围绕亟待解决的时代问题，为人类走向共同繁荣、继续享受全球化红利提供新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中国着眼于国际社会面临的发展短板、治理缺失等，提出一系列倡议和主张，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积极为长期被忽视的发展中国家利益“鼓与呼”，在各个国际场合倡导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等原则，旨在让经济全球化继续促进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延伸和拓展，带动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同时，让更多国家、更多地区、更多人民畅享全球化红利。

解决发展难题，肩负大国责任，中国倡议结硕果。近年来，中方逐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把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整合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加大投入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建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等，为动员全球发展资源、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贡献。“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发展的独特贡献，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和认可。2013年至2021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613亿美元，年均增长5.4％。中国企业在24个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累计投资超过43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逾34万个就业岗位。亚投行成员数量由启动运营时的57个增至100多个，仅次于世界银行，截至目前已批准191个项目，总金额超364亿美元。

（摘编自郭言《为全球经济治理指明方向——论党的二十大对世界经济的意义》）

材料三：

面向新起点新征程，如何构建“中国式”电影生态，再造中国电影的黄金发展时期？11月10日，本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重要活动——金鸡电影论坛·学术峰会围绕“文化自信与和谐共生：电影生态构建”主题展开对话。

“过去20年，中国电影创造了世界奇迹，但今天中国电影从高速增长的快速期、非常期进入了一个需要调整发展格局的常态期，这个新的历史节点要求中国电影要能提供精神力量，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中国式”电影生态应该具备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社会主义文化的电影方向等特点，是电影人今后的努力方向。

首次大规模使用虚拟拍摄技术的《刺杀小说家》、借助数字化视效技术搭建虚拟场景的《白蛇传·情》、全片近2000个特效镜头的《独行月球》……如今，越来越多的先进科技运用在中国电影制作中，电影的表现手段更丰富、科技含量更高，有的特效制作甚至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电影作为一个以技术为基础的艺术，从默片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16毫米到宽银幕，从2D到三维，每一步技术的跨越，事实上带来的是一个美感样式的更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杨俊蕾认为，技术生态的多向度拓展，将塑造未来观众的观影机制和观影期待，开启艺术创作思维的转型，也将引导电影理论研究进入技术影像新阶段。

近年来，具有题材多元、家国一体、真实性等共性的新主流电影，大大抵御了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海外大片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影片全方位建构了宏大叙事；《中国机长》《攀登者》等影片以小人物叙事的方式还原历史；《红海行动》拍摄时消耗了3万余发子弹，罕见地在中国电影史上打造出了海、陆、空立体化的现代战争场景……“中国电影的生态是跟整个中国大文化的生态联系在一起的。”尹鸿表示，过去电影的发展重心放在产业发展、产业繁荣上，但在今天新的格局中，可能要更多考虑的是电影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无论是主流市场电影，还是艺术电影、商业电影，好电影的衡量标准自始至终只有一个，那就是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

（摘编自林泽贵《中国电影如何彰显文化自信与和谐共生？》，有删改）

材料一：

文化数字化，即以文化创意为核心，依托计算机、互联网、数字处理等信息技术进行存贮、创作、生产、传播、交易和消费等，是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基于文化数字化提出的文化数字化战略，为我们擘画了民族文化全景呈现、全民共享和优秀成果享誉世界的美好愿景，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夯实了文化强国建设的根基。

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可以有效促进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我国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国家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数字化是不可绕过的有效路径，这也是在文化领域和文化建设上能够抓住信息革命的一次重要机遇。

文化数字化战略中的“数据超市”“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等关键词是实现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提高文化生产力的要害。信息文明条件下，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产业化环节中，文化数字化是一条便捷的有效路径，是文化艺术生产力快速提高的必然之举，这一点已为国际经验所证实。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我们应该名正言顺地甚至大张旗鼓地提出文化是生产力、文化创意是生产力的口号。事实上，有了现代化逻辑骨架的文化是真正的生产力，有着现代文明理念和价值追求的文化才是生产力的思想观点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经济学、创意经济学、文化产业经济学才是自在自为的完善的现代学科概念，才能真正为文化自信夯实经济基础、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精神思想的支撑。

文化数字化不仅仅是器物层面的革新和技术应用，还要“由器而道”、以技促道诉求一种新思维和原初视野。也就是说，文化数字化不仅在于使文化发展强身健体、形成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健壮骨骼，更在于推动契合时代特点的文化观念创新和文化形态的整体跃升。文化数字化战略是推动当代文化创新的激发器和策源地，它涵盖了中华文化数据库、国家文化专网、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等领域，意在供给侧发力，激活各类文化资源且贯通各部门各行业，贯穿文化建设全过程。同时还兼顾供给侧与需求侧，打通资源端、生产端、消费端和云端，从而构建起一套由国家主导的文化大数据体系，在文化体系重塑中新被旧所融、旧因新而活，实现彼此所蕴含价值的极大化、“再发现”乃至聚合效应，以文化活力的激发和文化创新意识的增强形成建设文化强国的坚实力量。可见，在文化数字化所形构的原初视野中，文化数据因关联而焕发出整体性的文化力量，从根本上提高了文化生产力水平，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建设文化强国赋能。

（摘编自范玉刚《以“文化数字化战略”夯实文化强国建设的根基》）

材料二：

数字网络下的远程合作，使人们得以互相沟通连接，不同的声音得以释放和传播，数字文化需求更加多元多样。加快文化数字化发展，就要充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个性化精神文化需求。文化产业数字化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海量数据，其中包括文化产品供给端和消费端的数据。这些数据反映了文化消费市场的消费趋势，将极大增强供给端的生产指向性。对供给端来说，洞悉消费者文化产品需求的精准度， 根据数据进行小规模、个性化、智能型、订单式的生产，再利用消费数据对供给进行调整，可以更好地实现文化产品的价值，并确保文化供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受资源禀赋、经济水平、交通条件、社会分工等因素的影响，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在城乡、区域、行业之间存在差异，这导致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也存在较大差别。一直以来，因地理区隔造成文化需求的不均衡现象较为显著。进入数字时代，数字鸿沟又进一步增加了既有差距。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当前应积极以数字化手段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发展，使高品质文化资源通过新型数字文化消费渠道与人们的精神需求对接。比如，推进广播电视直播卫星公共服务升级，探索公益电影多样化供给方式，加快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加强面向困难群体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等。

文化消费是人们建构自我身份和获得社会认同的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当前，越来越多富含中国文化元素的本土产品在文化消费市场中的需求逐步攀升，更多人愿意为本土化的品牌和内容付费。为了进一步发挥文化消费在增强认同、凝聚人心等方面的带动作用，要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全面梳理中华文化资源，推动文化资源科学分类和规范标识，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范围和传播效力，为内容创造者提供丰富的素材宝库和多样的灵感源泉，增强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摘编自魏鹏举、魏西笑《文化数字化带动文化消费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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