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敬观以为苏东坡有一类词，是天风海涛之曲，而中多幽咽怨断之音的，那是他最好的词。至于豪放激荡的词，乃其第二乘也。

苏东坡的词摆脱绸缪婉转之态，举首高歌，写了浩气逸怀，这对于词是很大的开拓。可是，在当时很多人不承认他这种风格，说他好像是教坊雷大使之舞，虽然跳得很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因为词自五代《花间集》以来，都是写闺房儿女的，而苏东坡所写的是“大江东去”之类的词，因此被认为不是本色。他的词是词的发展史上把词诗化的一个高峰。可是，词毕竟是词，不管他写了多少豪杰的壮志，他最好的词，都应该有一种曲折幽微的美，要把浩气逸怀结合了词的曲折幽微的特点，这才是他第一等的作品。《念奴娇》赤壁怀古豪放的地方比较多；《满庭芳》也使大家感动了，但都不是他最好的作品。

苏东坡在新党当政时曾被迁贬，下过乌台狱，几乎被处死，被迁谪到黄州。后来，新党失败了，旧党上台，苏东坡被召回朝廷，他与旧党司马光虽是很好的朋友，可是，在论政之间，他不苟且随声附和。一个人一定应该如此，该放过去的放过去，该持守住的持守住。

他既然与旧党的人论政不合，于是出官到杭州。后来又被召回汴京，《八声甘州》就是离杭回汴京时写的。你看他这首词：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

写得真是很好，有超越的一面，也有悲慨的一面。那多情的风卷起钱塘江潮涌来，又无情地送潮归去，宇宙万物都是如此的。

“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

钱塘江上，西兴浦口，有多少次的潮去潮回，有多少次的日升日落。

“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

我们不用说今古的变化，就是宋朝党争之中，有多少人起来，又有多少人倒下去了。

“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现在我年岁已经老大了，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忘机”则是说把得失荣辱的机智巧诈之心都忘记了。

后边你看他的转折。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

他说我现在难以忘记的是，当春天在美丽的春山之中，当空濛的晴翠的山峦烟霭的霏微之中，我在西湖跟你在一起的生活。

“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

在这么好的西湖，这么美的风景之中，我碰见你这样一个知音能诗的好朋友，像我跟你这段遇合，是千古难求的。     

“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

谢公，晋朝的谢安，官至宰相，可是后来受到猜忌，出官到新城去。去的时候，谢安造了泛海之装，说将来要从海道回到故乡会稽东山去。可是，不久他生病了，被人从西州抬回。谢安死后，他的外甥羊昙非常哀痛，从此不从西州门经过。

“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送我走以后，我不希望死在那边，你再经过首都的西州路，为我流下泪来。我希望我们不会落到这样的下场。

像这样的词，前边写得多么开阔，多么博大。“有情风，万里卷潮来”，那真是天风！真是海涛！而中间写的政治上的斗争，多深刻悲哀。认识苏东坡，不要只看他浅显的豪放的词，你要看他天风海涛之曲与幽咽怨断之音两种风格相糅合的作品。这才是他真正最高成就的境界。

（节选自《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苏轼》）

如今，生物技术正在引起医药卫生领域的新革命。尤其在心血管病、肿瘤、艾滋病等目前尚无药可治的重大疑难性疾病的治疗上，人们对生物工程寄以厚望，期待利用生物工程技术生产出有效的治疗药物。一些具有特异治疗作用的生物活性物质，如酶、激素、疫苗、干扰素、免疫球蛋白、白细胞介素、生长因子等，传统的生产工艺主要从动物的脏器、血液和尿液中提取。由于资源有限，含量极微，高纯度的分离工艺有一定难度，成本昂贵。用生物基因工程方法生产这些药物，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难题。

新崛起的基因工程技术在医药研制方面的应用已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并预示着医药工业体系的划时代变革已经到来。首先，基因工程技术，能明显提高生化药物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和改进医疗效果。如用450升含人体生长激素基因的微生物发酵液生产的激素产量，相当于从6万具尸体的脑垂体中所得的激素产量。其次，基因工程提供了大规模制取人体内活性物质的技术。人体内有许多生理活性极强、含量极微的活性物质，如各种细胞因子、激素、神经多肽等，对一些病症的治疗有重要价值。它们用传统技术难以制备，基因工程技术则可以在极其复杂的机体细胞内提取出所需基因，生产出比原来多数百倍、数千倍的此类物质。再次，基因工程药物对过去难以治疗的一些疾病有特殊效果。如人的促红细胞素生成素是治疗由肾功能衰竭引起的贫血的特效药。第四，基因工程药物大多来自人体内蛋白质、激素或活性多肽，一般毒副作用较小。而从猪或牛的胰腺中提取的胰岛素用于人体时，副作用发生率达5%～10%。最后，生产基因工程药物与生物化学合成药物不同，一般不需要庞大的厂房，污染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新药开发周期较短。主要难点是投资强度大，研究开发难度高，但如果开发成功，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由于基因工程技术在医药工业领域效果显著、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也由于医药产品加工的增值很高，产品投放市场后能较快地收回成本，因此正日益受到全球制药工业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各国对生物技术的风险投资猛增，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基因药物的开发也寄予厚望。据统计，国际上已经取得的生物技术研究成果有60%集中在医药工业。可见，在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传统的化学药物模式正在为生物药学模式逐步替代，医药工业体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伟大变革，将逐步从化学合成工业过渡到生物学工业。

（摘编自刘青林《生物技术革命》，有改动）

阅读下面的语段，完成小题。

贵族精神和审美定位

李劼

以往所谓红学研究之所以总是流于肤浅甚至庸俗，我以为一个根本原因在于：        作为阅读前提的        。在一部题为《豹》的意大利影片中，一位行将就木的公爵沉痛地感叹，豹子（贵族）消失以后的世界，将为走狗和绵羊所替代。这种感叹几可令人联想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对历史命运的领悟。在文化的鼎盛时期，人们感受到的是豹的强劲和豹的高贵；及至其衰落，则是一片狗的粗鄙和羊的平庸。如果可以把人类的基本处境划分出生存——创造——审美三个层面的话，那么与此相应，在其生存层面上呈现的是走狗和绵羊的世界，在其创造层面上体现的是进取性极强的豹的世界，而在其审美层面上展现的则是具有崇高意味的豹的精神的世界。如果说歌德的《浮士德》讲述的是一个创造的世界，或曰豹的世界，那么曹雪芹的《红楼梦》呈现的则是一个审美的世界，或曰贵族的精神世界；而《红楼梦》的阅读历史所隶属的恰好是很不幸的生存的世界，亦即走狗和绵羊的世界。或者是走狗的居心，或者是绵羊的道德，阅读前提决定了人们对《红楼梦》的先天性误读。也许这本身就是历史，这本身就意味着命运。但这样的命运一旦获得揭示，那么这种不幸的阅读历史就应该结束。作为《红楼梦》的阅读前提，人们要摒弃的不仅是走狗的动机和绵羊的道德判断，而且还包括豹子的进取。也即是说，只有当读者具备了对豹的精神的领略，或者说具备了贵族的审美的精神素质，才能真正进入《红楼梦》所展现的世界。

这样的阅读前提显然与历史截然相背，因为无论就《红楼梦》的问世还是其被阅读的背景而言，人们所看到的都是走狗和绵羊的历史。且不说豹的精神，即便是有关豹子本身的时代，也成了遥远的历史回忆。春秋战国几乎作为一场最后的创造性博弈，给整个文化留下了一个辉煌的高潮性的终结，周秦以降，历史与其说是创造性的，不如说是延续性的。汉不如周秦，唐不如汉魏，宋明又不如汉唐，如此等等；文化气脉一代比一代衰微，历史精神一朝比一朝灰暗。而所谓绵羊道德，不是旨在创造，而是张扬功名，表彰忠臣节妇。在此，道德楷模如同坟地里的墓碑一样，比比皆是。在这样的历史上，王权与宗教是同一的，暴力和道德是互补的，顺民和痞子是同构的。

在走狗和绵羊的历史结构中，社会形态是奴隶性的。奴役者和被奴役者构成其基本成份而奴役和顺从则是人际之间的关系原则。就奴役者而言，成功与失败乃是奴役技巧和运气好坏的问题：就被奴役者而言，顺民和痞子的区别则在于顺从不顺从，或者听话不听话。生存是这种社会所遵行的最高原则，而竞争则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没有竞争所必需具备的平等前提，就好比赛跑没有起跑线一样。本着这种生存原则，对奴役者而言是尽可能满足其物质欲望，对被奴役者而言则是只要活下去就行。对生命中的欲望成份和物质追求的满足，构成整个社会成员的基本信仰；如果说这种社会也有宗教意识的话，那么不过是生存愿望的凝聚和物质欲望的渴求，诸如金钱至上，恭禧发财，保佑得子等等。人们烧香磕头不是因为精神需要，而是出于物欲动机，与这种物的迷信相应的，则是绵羊的道德准则。听话和服从，是这种绵羊道德的核心。当年孔子定下的具有贵族气息的仁义礼智信，在这种道德社会中被全然曲解成驯顺和监视，驯顺是被奴役者对奴役者的道德准则，监视是被奴役者之间的督察规则。也即是说，一方面是听话，一方面是互相揭发，构成这种社会道德的明暗部分。公开宣扬和灌输的是听话，暗地里提倡和鼓励的是揭发。听话者将揭发看作理所当然的义务，揭发者促使听话者更听话。听话者所基于的是绵羊本性，揭发者则缘自狗的忠诚。这样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形态，人们可以在《红楼梦》中看到其生动的预告，我指的是袭人形象。

作为晴雯形象的反面，袭人形象的象征意味在于对以往历史的揭示和对未来世界的预告。她凝聚了一个生存社会的全部道德，概括了一部走狗和绵羊历史的全部黑暗。她对贾宝玉的规劝和对林黛玉的告发，与其说是出于一种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如说是源自绵羊之于贵族的恐惧和反感。作为一只典型的绵羊，袭人的所作所为是朴素的自然的合乎其心理逻辑的，因为这基于绵羊的本能。她本能地向王夫人告密，本能地向薛宝钗效忠，本能地向贾宝玉进言，本能地对林黛玉反感，如此等等。如果说，大观园的女儿世界是对昔日的贵族时代的追忆和对历史回光返照式的卷顾的话，那么大观园中这只唯一的绵羊所意味和暗示着的则正好是失落了贵族精神的历史和社会道德。在此值得指出的是，当这种绵羊道德变成一种生存的游戏规则时，这种道德的末日也就来临了。也即是说，听话和揭发在人们心目中不再作为朴素的本能和神圣的准则，而只不过是一种达到生存目的的有效手段和互相残杀的人际关系武器时，这种道德在袭人那里的坚定性也就被自然瓦解了。

（节选自《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