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村野的火星（节选）

王愿坚

彭绍明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多时了。他真想再睡一会儿，哪怕打一个盹儿也好。这像头发一样披散着的、长长的榕树根，把人严严地罩住，又挡风又保密；这厚厚的树叶子又软又暖和……可是不行，时间实在不早了。他伸手从脖子上摸下一只蚂蚁，没有捏死，却把它轻轻地一弹，弹出老远，想道：倒亏它咬了我这一口，要不，还不知要睡到什么时候哩。

他仰起头望望外面。林子里漆黑漆黑的，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有树梢头鸟巢里的鸟儿，大概为了挤紧些取暖，咕咕地叫两声，把几根枯枝抖落下来。风，轻轻地摇落败叶，晃着竹林，最后在林边上抓住了几片枯黄的草叶，像吹口哨似的，发出单调而又尖厉的响声。这声音使树林显得十分凄冷，使人更加心烦。

他吃力地坐起身，把盖在身上的枯草、落叶轻轻地拨了拨，把那件单军衣穿好。他顺手掏了掏口袋，从里面抓出了半截生红薯，啃了两口，又半躺在地上，习惯地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听了听，然后从怀里掏出驳壳枪，扳开机头，用拇指把枪栓一顶，“唰”地推上了一颗红子。他关上保险，一手持枪，一手扶地，悄悄地爬出了树林。

林子外面是一片空旷的田野。月亮，像被谁刮了一马勺，剩下个细细的牙儿贴在天上，沉静地盯着地面。他倚棵小树坐下，摸索着把伤口又扎了扎，把剩下的一点红薯塞进口里。他一面吃一而想：“要是和同志们在一起该多好！”可是队伍呢？他下意识地四下里望望，田野里是那么空旷、寂静，只有淡淡的月光把他干瘦的影子斜斜地投射在地面上。

彭绍明开始这夜游的生活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他是红三军团五师一个连队的通信员。长征的部队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以后，正兼程向湘水前进。他的连队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整个长征部队能安全渡过湘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敌人挡住。

战斗是异常激烈的，敌人排炮密集地轰击着这个小小的山头，整连整营的白军集团冲锋。战士们拼死地坚持着，熬过了艰苦的一天。傍晚，阵地终于被敌人突破了，连队接到了立即撤出战斗的命令。可就在小彭向各排传达完命令，向连长报告的时候，两颗炮弹在他的身边炸开来，一阵昏黑，他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他醒来了，朦胧中闻到一股刺异的血腥气味；睁眼一看，身旁是连的指导员，负了重伤，已是奄奄一息了。看见彭绍明醒过来，指导员强打起精神，把驳壳枪和两条子弹，以及一条满装银圆的米袋子递给了他。

“好，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他把彭绍明的共青团团证和自己的党证放在彭绍明手里，用力抓住他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小彭，你记住：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都是个少共团员，是革命的……”他又一连吐了两口血，话都含混不清了，“就……就是剩一滴血，也要为……人民……流！”说完，他手一松，闭上了眼睛。

彭绍明含着眼泪，掩埋了自己的首长以后，带上战友的遗物和要求，沿着山石和丛林坚持着向西走。他原希望能赶上自己的部队，但当他走到江边上时，只见江岸上一片火把通明，敌人已经修好了被红军炸毁的浮桥，大队的国民党军队正急急忙忙地拥过江去。要想赶过这密密层层的追兵，赶上自己的部队，已经不可能了。

他躲在一丛小树后面，望着那滔滔的江水和成群的敌兵，呆呆地坐着，思索着，直到天快亮了，他才拿定了主意：往回走，只要有一口气，也要回到苏区去！回到自己人中间，去进行斗争！

从此，他走上了回头路。

为了安全地通过这段白区，他不得不昼伏夜行：白天，他找个僻静的山坳、树丛躲藏起来，睡上一会儿；夜里，当路断人稀的时候他拄根大竹杖，一瘸一拐地赶路。渴了，到水塘里喝口生水，饿了，到收获过的红薯田里扒点剩下的红薯啃啃。就这么着，一天天，一步步地往东赶。

这些，对于一个负了伤的、十七岁的娃娃说来，是够困难的，但都还能够忍受。最使他难耐的，还是这可怕的孤独。他是在红色政权下面长大的。过去，在童子团里，小朋友成群结队地在一起念书、劳动。参加了红军，又是在一个和乐的大家庭里，学习和战斗。而现在，却是一个人，披星戴月，踟蹰在这荒凉的郊野里。只到这时，他才深深地感到，一个人离开了同志们，离开了集体，是多么痛苦。这种对孤独的恐惧，对回到集体的热望，也成了他激励自己的力量。

“走，快点走，多走一步就早一点赶到苏区，早一点见到自己的亲人！”

……

（1957年11月7日）

妈妈

王愿坚

我们司的冯司长是个女同志，五十一岁了。她一直体贴入微地关心着我们，好像我们是她亲生亲养的一群孩子。

但有时却让我们感到奇怪：每天上班时，秘书给她送来公函、文件，她总是照例翻检一遍，然后问一句：“没有？”秘书点点头，她就轻轻地叹口气，脸上蒙上一层失望的、凄然的神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闷在心里的疑团终于解开了。

那是1954年的一个下午，会客室来了一个戴皮帽子、穿灰呢大衣的青年，会客单上名字叫忆平。冯司长默念着名字，便急急赶来。但显然他们并不认识。司长眼睛直盯着那人的脸。随着司长的视线，我看见那人的额角上有一块小小的疤痕。

那青年嘴巴张了几张，却从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来。我一看，是一只孩子戴的红骨小手串。只见冯司长惊叫了一声：“平平！”张开两手扑上去；那人也叫了声“妈妈”，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了。

“冯司长的儿子来了”的消息飞快地传开来了。

晚上，我们几个年轻人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司长家里，央求她给我们讲讲她们母子的故事。

“这孩子和小黄一样大，”她指着我说，“今年是二十六岁。我俩分开的那年他还不足六岁。那是1933年。”冯司长便开始了缓慢的讲述：

当时，我和他爸爸都在汕头做地下工作，平平留在我的身边。我当时的公开职业是给一个挑花工厂的老板做佣人。利用早上买菜的时间，我可以开展活动。娘儿俩的生活很困难，每月刚够买米吃饭。平平还总受老板儿子的欺负。

一天清早，我接到指示，要我到上海去，把一批文件和材料转给中央，上级同志要我明天下午到他那儿去拿路费，买票上船。

当我领着平平去时，那个同志竟出事了。两个警察抬着一大包东西从门里走出来。一个三岁多的小女孩正在喊爹叫妈地哭。那正是这个同志的孩子。

我打发平平偷偷把那个小女孩领过来，抱到怀里哄着。我的心里像坠了一块铅：没有钱，怎么上得去船？任务可怎么完成啊！我躲在码头旁一户人家门前，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瞅到上船的机会。

天亮时门开了，一位围着围裙的大嫂挎个竹篮走出来，一眼就看得出是这家的佣人。她看见我们，就问：“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只得撒个谎：“母亲病重了，想去上海看看，没上去船。”话一出口，不由得心里一酸，流下泪来，这例也真像了。

说话间孩子醒了，又嚷着要吃。那大嫂叹口气，进去端出一大碗稀粥。她拿话安慰我，我从心里感激她，说：“大嫂，实不瞒你说，我缺盘缠呀！”

“这，这不好办。”她为难起来。但看来又不愿让我伤心。她看看我，又摸摸孩子，半天，忽然想起什么。“大妹你别见怪，我倒有个办法，你把一个孩子留给我东家做小的，你带上钱去上海。以后你多忙活点，有了钱，多花些钱还怕孩子赎不回来？”

你们知道，潮汕地区有一种风俗——兴买儿女。名义上是儿女，实际上是买劳动力。

这个提议太意外了，我脑子“嗡”的一声。那大嫂见我不吭声，叹口气：“唉，这倒成了拆散你们母子了……”说完，悄悄地提上篮子，走了。

我情不自禁地把两个孩子拉到怀里。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小女儿长得真俊秀，她大概已经见不到她的爹妈了。作为一个同志，我怎么也得想法把她带大。再看看平平，头上被东家孩子打的伤还没好，叫绷带衬着。我怎舍得把他扔到陌生的财主家里去受罪呢？

也许我去找个地方，做个十天半月的工，省吃俭用地积些钱？不行，时间不允许；也许我去沿门乞讨？也不行，身上的文件呢？……现在，就只有这条路能走了，可我下不定决心。

那大嫂回来了。她从篮子底下摸出两个炸糕递给孩子。我再也不能犹豫了，一把揪住她的衣襟：“大嫂，就，就照你说的办吧！”我的眼泪忽地涌了出来。

“当真？”

“当真！”

“那，是哪个呀？我领孩子进去看看。”

我紧咬着牙，抬手向平平一指。那手哇，足有千斤重。

约摸一个钟头以后，大嫂领着孩子出来了，手里拿着三块银圆，两张契纸。

我在契纸上按了手印，然后从三块钱里拿出一块，递给她：“这钱你存着，孩子要有个三灾八难的，费心给请个大夫治治。”说完，我再也抑制不住了，抱着孩子放声哭起来。

孩子叫着：“妈妈，买到票就回来呀！”

“回来。”回来的可能是极小的。我最后把孩子的手抓过来贴在脸上亲着，我的手触到了一件硬硬的东西，原来是那副红骨小手串，前天他被东家儿子打我买来哄他的。我脱下了一只，狠了狠心，抱起女儿就走了。

走出十多步，我扭回头。我看见了孩子的泪汪汪的大眼。

走出二十多步，我扭回头。我看见了孩子那高高的小鼻子，那扭歪了的小嘴巴。

我不敢再回头了。走，走，走出好远，我听见了孩子的叫声：“妈妈！”

就这样，我和我的儿子分别了！

她的话停住了。屋里静得很。一位女同志唏嘘地哭起来。

“这些年来，我想尽办法找他。胜利后我自己跑去找过，才知道那家是地主，土改时逃到香港去了。但我不死心，我还在找着，找着……

“忽然，你们看见，昨天他来了。孩子的经历是他刚才告诉我的。是党帮我找到了他。那时我正在狱中，孩子就托给一个女同志收养。后来，这个同志被派到苏联学习，把孩子带到了苏联。”

她情不自禁地拉住忆平的手，长长抽了口气：“整整二十年哪！谢谢党！我把他扔掉了，党把他找了回来。”

屋里慢慢活跃起来。忆平激动地又往母亲身边偎了偎，低低叫了声：“妈妈！”

1957年1月22日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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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

王愿坚

我们钻进兴凯湖^①边荒凉的原始森林，已经整整三天了。

1935年的晚秋，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茅草早已枯黄了，在积年的腐土上，又压上了厚厚的一层落叶。太阳已经落到西边山后去了，天渐渐昏暗起来，骚乱稍稍平息了些，森林慢慢安静了。只有那“哗——哗——”的松涛在晓风的激荡下，更起劲更单调地响着，间或有几只归林的飞鸟吱喳地叫两声，整个森林显得更加阴森更加寒冷了。

我望望他俩。老赵半睡半醒地躺在那里，一会儿睁开眼睛，呆滞地望望树林梢头那一小片蓝天。小孙^②耷拉着个脑袋，两手不停地抚摸着那支小马枪的枪托，半天，蹦出了一句话：“这……都怨我啊！要不是我……不小心，我们也不会暴露。”说着，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老赵长长地吐了口气，直盯盯地望着小孙的脸问道：“你今年十几了？”

“十七。”小孙慢慢地抬起头。

“你年轻，又没有受伤，你得活着，我们俩往东那么一打……”

他的话没说完，就被小孙气愤地打断了：“你……别说这个！咱死，死在一起，埋，埋在一堆……”

话一时顶住了，谁也不再说什么，林里更静了。一阵风过处，“吧嗒吧嗒”两颗松塔落在地上，骨碌骨碌滚到小孙的脚边，一只毛茸茸的小松鼠跟着蹿下来。它并不怎么怕人。它扒着树干，不停地摇着它那长长的尾巴，瞪着一对小眼好奇地瞧着我们。小孙捡起松塔，下意识地往里面瞅了瞅，随手丢给了松鼠，那家伙轻轻一纵，抓起松塔跑走了。

又是一阵沉默。

突然，老赵翻转身，挣扎着爬起来，吃力地把他那只受伤的胳膊哆哆嗦嗦地向我伸过来。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一切全明白了。我把他那只手紧紧握住。接着，又一只手很快地落到了我的手上。

三只手紧紧地扣在一起，一件决定我们命运的大事就这样在一瞬间无言地决定了。

老赵抽回手，从挎包里掏出了一颗手榴弹，放在嘴里猛一下咬开了盖子，像摆一只酒瓶子似的，矗直地放在我们中间，然后把弹弦轻轻地钩了出来。老赵向我们询问地看了一眼，说：“想想看，还有什么事该做？时间还来得及；天快黑上来了，敌人一时怕还不敢进来。”

“没有。”我摇了摇头。我只把驳壳枪往胸前放了放，从衣服里子里拿出那张一直没舍得毁掉的临时党证，叠了叠，压在枪的表尺底下——让它们和我的心脏一块儿炸掉吧！

对面，小孙也在窸窸窣窣地收拾什么，他把脑袋探向我这边，恳求似的低声说：“老董，咱俩换个地方坐吧！”他一面往我这边爬，一面解释说：“我爹临死的时候这么说过：‘就是牺牲了，也要脸朝东死去——我们的祖国在那边！’”

这话说得我心里一紧一紧的。我刚想安慰他几句，猛地，老赵把一只手重重地按到了我的肩膀上，使劲晃着：“听！快听！”

松涛在吼着。在这海潮似的涛声里，隐隐约约地有一种奇异的声音汇合着兴凯湖上的风吹送过来。这是一个人在唱歌。歌声，不怎么高亢，也并不悠扬，它低沉而又坚决地涌进森林，压过了松涛，冲进了我们的心。

歌子是用我很不熟悉的语言唱出来的。一时，我简直弄不清这是什么歌子，只觉得它是那么亲切，那么耳熟，但很快，歌声和我心里的一支歌曲共鸣了，是它，是它！就在一年以前，我刚走进党的队伍的时候，在鲜红的党旗下面，和同志们一道，我第一次唱起这一支歌。这以后，我们曾经唱着它欢庆过战斗的胜利，也曾经唱着它把战友的尸体葬进墓穴……

是多么震撼人心的歌声啊！和着这歌声，歌词从心底里流出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歌声和着松涛，合成了一个巨大的音响，摇撼着整个森林。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和着这歌声低唱起来。老赵揽着我的肩膀，紧贴着我的脸，嘴巴在哆嗦着，歌词从他那皴裂的嘴唇上吐出来：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做一次最后的斗争！……

小孙抱住了老赵，越唱声音越高。

我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唱啊，唱啊。唱了一遍又一遍。歌声和泪一道，从心里涌出来！

不知什么时候，老赵已经不唱了。他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地扶着树干站起身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呵斥似的说道：“不对！不对啊，老董！”他用力摇着手榴弹，“我们能活着出去，我们一定得活着出去！”

他说出了我心里的话。想起刚才我们那样软弱无力和那种绝望的打算，我感到脸上一阵发烧。“好！”我也霍地站起身说，“四班长，你下命令吧！”

“没有什么好说的。继续跟着那边唱，一个人也要把这个歌唱到底，这就是战斗命令！”他转身向着小孙，“把枪准备好，你走头里。突出包围圈就往林子里钻。”

事情像刚才那样突然地决定了。小孙紧握着小马枪走在前面，我把老赵背起来，我一手拄着木棍，一手提着驳壳枪；老赵手里握着手榴弹，我们轻步走下山包。

背后，歌声还在响着，歌声像只看不见的大手，推送着我们在这昏黑的森林里摸索前进。

……

黎明时分，在林中的一块空地上，一堆通红的篝火燃烧起来了。在篝火近旁，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嚼着新爆开的爆米花，我们放开嗓子纵情地歌唱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1957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