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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文学家认为，科学家或科技工作者在观测自然现象时不具有审美态度。例如，马克·吐温在描述密西西比河的美景时认为：人一旦学会了天气与河岸的语言，往往只关注航行安全、生活利益等问题，如“看到河上有某根漂浮的原木就知道河水正在上涨，看到河面上的标记就知道这里有垂直暗礁”之类；太阳和云层共同描绘的景观如“各样绚丽的画面”等则被忽视了。这种隔离气象审美与科技活动的说法是事实吗？很多哲学家、美学家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隔离气象审美与科技活动的观点存在偏见。日本的斋藤百合子认为，马克·吐温描述的某些特定情况不能推断出普适的美学理论。对普通游客来说，欣赏密西西比河的落日、云层之美的确是美学欣赏，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美学欣赏方式，即不能把在形式和感觉层面的美学欣赏当成美学全部。这种看法符合美学事实，因为美学是一门感性的学问，研究中产生的感性触动不仅包括美好积极的触动，也包括痛楚刺激等负面的触动。比如明代文学家杨慎被贬谪到云南、四川等地，他的诗文中不仅描述了恶劣的环境，还饱含艰难生存的体验。斋藤百合子也进一步认为，尽管一些人（尤其是拥有自然科学专业知识的人）确实会从实践和科学等方面考量自然之美，但是这并不会“消除、干扰或减损感觉层面的体验”。加拿大的自然美学家艾伦·卡尔松认为，科技知识与气象审美不矛盾。在他看来，学者带着科技知识去鉴赏自然可以获得普通人所达不到、无法知晓的自然真相，同时这种鉴赏也包含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和自然体验。由此看来，文学家、美学家的争议焦点在于科技知识对气象审美活动的意义和作用。

那么，科学家对审美与科技知识的关系又有何认识？ 经过调研，他们大多认为，科学家首先是普通人，对天气等自然现象有着同样的审美体验；不过与普通人相比，科学家有进一步解读自然奇观的冲动和求索科学答案的习惯。

当然，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科技与审美不相容。这种观念主要是基于科技主义的专业偏见。他们认为，没有审美科学照样发展，尤其是现代科技早已拥有一套成熟的方法、标准、规范和话语，就更不需要美学的支撑了。这个观念明显是科学至上主义的，既没有考虑自然科学观察到的感性事实，也没有正视气象科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更没有考虑普通大众对自然知识的感性需求。表面上看，科普工作只需要科学家将科学知识浅显化、通俗化，实质上，科普工作者要将科学知识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感性体验融会贯通，让科学更有温度和情怀。

既然科学与审美的关系如此密切，那么为什么有人认为科技与美学是隔离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专业偏见，这与近代以来形成的专业分工思维、行业视野、职业习惯等有密切关系。面对一些天气现象时，气象科学研究者尽管也会与普通人一样产生某些体验和感受，但是他们并不会往审美（尤其是文艺审美）这方面去“想”，最多只是自然和无意识地体验，因为气象现象背后的原因和规律才是科学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对现代美学家而言，他们关注的是光电、线条、力的各种形式，并且他们被这些形式和结构所给予的感觉、情绪、思想吸引，科学知识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他们当然也不会用科学话语来描述自然现象。而人文社会学界也有成见，或者说文学家美学家不希望科技等“功利性知识”触及美学的怡然自得领域。在他们看来，在开展自然审美活动时，如果“这是积雨云，那是雷暴云”的知识介入其中，“诗情”可能荡然无存。同样，科技工作者对文学家、美学家的超然移情也不屑一顾。总之，这种隔阂和偏见是客观存在的，并不那么容易解决。

那么，面对如此局面，该怎么办？我们知道，现代科学成熟以前，审美活动与生产活动、认知活动是融合在一起的；到了近代，美学和科技活动才有了分工，两者相对独立，有了巨大的发展。在当代，审美与科技又出现了融合趋势，例如气象审美就是审美与科技交叉跨界融合的领域同样，气象科普工作要求创作者不仅要具备气象学功底和气象专业素养，而且要具备文学、历史、艺术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科技活动及科普工作只有与生活体验、审美经验、文学书写结合在一起，才能有更大成效，不能为了普及而普及。

气象科学考察写作、描述气象物候等都是将气象审美与科技知识结合起来的活动。如气象学家王鹏飞时常自觉引用古人诗词文章作为科学论证的材料。其研究不仅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还具有一定的通俗性和审美性，事实上产生了一定的气象科普效果。

（摘编自王东、上官张帆《论气象审美与科技的关系》）

①冰雪灾害是短时间内的冰雪量大（要求温度低和空气含水量大），令人猝不及防才产生的。江南的中南部空气含水量大，但很少出现低温情况；②而江淮以北地区更容易满足这两个条件，经常“燕山雪花大如席”。因为人们有这方面的经验，会多加防备，所以很少造成巨大的灾害损失。③而 2008年冬，强冷空气越过江淮地区不断南下，与同样强劲的偏南暖湿气流持续交锋，形成了拉锯式的持久战，由此形成了江南地区反常的冰雪大灾。④这种情形江南地区以前没有出现，令人猝不及防，人们当然也就感到特别寒冷、难以接受了。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礼的内容在现代标准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恻隐之心并没有使孔子同意于取消相当残忍的行为。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了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______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如果我们在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字本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曾子易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的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无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有______的阐释：中国乡村秩序是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开始的。此后时空流转，纵使百转千回，讨生活也好、讨理想也罢，走出去的中国人，还是会被故土的浓烈情思所牵绊。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年回家，大概是三件事：一是省亲，______思念之苦；二是乡愁，归于故土之亲；三是仪式，______精神传承。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_______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在义利问题上，一般儒家都是强调重义轻利的。有的人说儒家这一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妨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认为儒学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科技的进步，违背社会的文明，中国的落后都是儒学造成的。我认为这是需要分析研究的问题，我在这里只讲一个问题，儒学是否妨碍了经济的发展。

这要从历史事实与理论研究两方面来分析。儒学创立两千多年了，在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出现过汉唐盛世，至宋元明清几朝，中国的经济也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清朝时，中国的产值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也超过当今美国的占比。儒学没有妨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是历史事实。从理论上说，孔子提倡富民。儒家在讲义利关系时，主张重义轻利。以为轻利就是不要利，这是许多人的普遍误解，或曲解。

《论语•雍也》载:“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原思就是孔子的学生愿宪。他很穷，当了孔子的管家，觉得“九百”薪水太多，不要。孔子批评他，认为不要是不对的；要了，自己用不了，可以救济乡里的穷困人家。朱熹的解释:“言常禄不当辞。”不接受正常的薪水，也是不义。并不是辞“钱财”就是对的。孔子的学生子贡很会预测市场，他从事商业活动赚了很多钱。鲁国规定，谁能花钱把在外国当奴婢的鲁国人赎回来，可以到政府那里领取一些钱，作为补偿金。子贡赎了一些人回来，因为他自己钱多，就不去政庭那里领取补偿金，受到孔子的批评。孔子说，不能因为你有钱就不去领取补偿金，你这么做，今后鲁国人在外国当奴隶，就再没有人去赎了。在这里，不拿钱是不义，拿钱才是义。王充认为子贡“让而止善”。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人的家长用一头牛来表示感谢，子路接受了。孔子说，鲁国人今后一定很热心于拯救落水的人了。当时一头牛是价值十分昂贵的酬谢品，王充说子路“受而观德”（《论衡•定贤》），即接受了谢礼，等于倡导了做好事。

由此可见，儒家重义轻利，并不是不要利。只是强调要拿合理的利，不合理的不应该拿，该取的不取也是不义的。当然讲义利之辨，儒家主要反对当权者贪污受贿，那是“不义之财”。简单地说，儒家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要财，不是儒家的主张。

义是合理分配，重义是强调合理分配。分配不合理，财富再多，都被少数人所垄断，多数人受穷，两极分化，社会就不安定。因此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董仲舒说，义、利都是人所需要的，“义以养心，利以养身”，心比身重要，所以要重义而轻利。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也都是认为仁义道德比身体生命都更重要。不要利，不是儒家的思想。

社会公平是义，发财致富是利。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注重社会公平是极端重要的。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贫富差别扩大，富者骄奢淫逸，贫者穷急愁苦，社会就不会安定。抑制垄断，倾斜弱势，缩小差别，维护公平，这是为政的大德。

（选自周桂钿《十五堂中国国学课》，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