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路遥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把目光投向变革中的现实生活，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情感与命运。他用生命所建构的文学世界，呈现了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也照亮了无数人前行的路。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主要反映1975年到1985年城乡广阔的社会生活。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这样说：“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的历史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人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事件的态度，看似是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

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方式，要求路遥一丝不苟、全方位地占有资料，熟悉所书写时代的特征与气质。路遥用6年左右的时间，潜心阅读了一百多部长篇小说，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农业、工业、科技、商业等方面的书籍，还翻阅过这十年间的各类报刊杂志，手指头翻烂了，就缠上胶布翻。他屡次重返陕北故乡，深入到工矿企业、学校、集镇等地，进行生活的“重新到位”，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应该说，路遥在动笔创作这部“宏大叙事”的作品前就做足了功课。但路遥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当时被文学评论界认为“过于陈旧”。

在新的文学潮流面前，路遥并没有选择迎合，而是坚定地固守传统。路遥所以执拗地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按他的说法：“生活和题材决定了我应采用的表现手法，文学的‘先进’不是因为描写了‘先进’的生活，而是对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活动作了准确而深刻的描绘。在中国这种一贯的文学环境中，独立的文学品格自然要经受重大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你之所以还能够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

就这样，路遥以极大的艺术自信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行，抱病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创作。1988年12月30日，路遥给时任《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蔡葵的信中，再次明确地宣誓了自己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

事实上，路遥用最在乎读者的创作方法为读者做出的“这盘菜”，果真赢得了大众的好评。《平凡的世界》于1991年3月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其时的路遥仍保持着高度清醒的头脑，他强调“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之中，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历史、伟大现实、伟大未来的劳动人民身上领悟人生大境界、艺术大境界，应该是我们毕生的追求”。

路遥是地道的陕北农民的儿子，陕北文化大气、包容、担当、进取、利他的特点给予其特殊的熏陶与滋养。他懂得自己的艺术创作在本质上与父亲的劳动并无二致，并由此生发出许多至理名言：如“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有耕种才有收获；即使没有收获，也不为此而终生遗憾”……这些具有农民哲思的人生箴言，是路遥这位有着深刻农民情结与土地情结的作家人生体悟的真实流露，这也是他长期思考人生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由此，他才有“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的响亮声音。

《平凡的世界》真实地记录了那个大转型时期，承担了“历史书记官”的功能；小说所传达出的精神价值，是对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传统的继承，提供了鼓舞读者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小说中的人物成为改革开放大潮下芸芸众生的缩影，人生充满挫折但自强不息，出身卑微但敢于追求爱情。《平凡的世界》重构了中国社会的精神食粮，温暖了无数人心。它尊重了大众并引导了大众、提升了大众，让无数读者在其间找到了精神寄寓。

（取材于梁向阳《路遥：“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

材料二

对文艺创作者来说，或早或晚，都会遭遇到这个问题——为谁创作，为谁立言？文艺创作这一根本性问题，直接决定创作者的出发点、格局和境界，也从根本上决定其将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开拓自己的艺术道路，甚而决定能走多远。

目前，文艺界普遍认识到，文艺创作者必然不能与时代隔绝。然而，在创作实践中，对许多作家、艺术家而言，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生活的现象和表象并不难，难就难在理解生活复杂的结构，理解隐藏在表象之下那些更深层的东西。那么，这“更深层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时代的根底，又是什么呢？

去过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一定会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印象深刻，许多人能背出上面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再次诵读碑文，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改天换地的宏伟现实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当之无愧的时代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认识到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感受到奔涌的时代浪潮下面深藏的不竭力量，才能看到历史发展的大势所在，也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一个时代，认识沸腾的现实。

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是为了从理性上和情感上把自己放到人民中间，是为了解决我是谁、我属于谁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认识生活、面对世界时，心中是不是有根，有没有可靠的、根基牢固的看待世界与生活的立场和路径。

创作者心中的这个“根”，必然涉及其身份和情感认同。以文学为例，新文化运动以来，无论是经历革命与战争考验的现代作家，还是上世纪80年代那批经历了知青岁月的当代作家，他们内心其实都有一方情感根据地。他们内心都和某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和某一个村庄、某一个人群，建立了非常深切的情感关系。在各自的生命中，这些作家是属于某个情感共同体的。这个共同体让他知道自己是谁，也时刻在提醒着他、告诉着他，他的生命和创作与这世界上更广大的人群休戚相关。英国作家拉尔夫·福克斯说：“只要作者和他的群众隔离，忽视群众，或者不了解他的群众，那么就很容易患贫血症，就很容易使得想象的化学中缺少某种重要的因素。这使得作者的思想变得贫乏，或者使他失去了力量。”创作者和人民的关系，绝不等同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或许并不是我们的读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广大人民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理解时代的依据。

新时代为艺术提供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我们要倾力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把人民生活和实践中最深刻、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理想和创造的部分提炼出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身为文艺工作者，我们有责任通过形象的塑造，凝聚精神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认同，是对我们当下时代的认同，是与时代同步伐、与新时代伟大历史进程同频共振，将广大人民从精神上团结起来。

那些让人一见难忘、甘愿反复阅读的作品，一定蕴含着充沛的善与美的力量，给人以希望，鼓舞人的精神。读这样的作品时，常会让人遥想作品背后站着的那个“人”。那个“人”一定有着崇高的理想、宽阔的心灵和对未来坚定的信念。他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儿子，热烈赞颂劳动和创造的人们，积极投身于人们争取美好未来的壮阔征程。当读者或观众在心底为这样的作家、艺术家画像时，他同时也在雕塑自己，让真、善、美成为自己人生的底色。

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说：“艺术具有影响人的智慧和心灵的强大力量。我想，那种把这一力量运用于创造人们灵魂中的美和造福于人类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艺术家。”只有这样的作家、艺术家才有能力创造出闪耀着明亮光芒的文学和艺术，才会像灯，照亮人心，照亮思想的表情，也照亮和雕刻一个民族的灵魂。

（取材于铁凝《照亮和雕刻民族的灵魂》）

文学批评面对的往往是具体的、还未有定论的作品和问题，这些是文学进程中的基本肌理，也是一切理论探讨的立足点。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如果不以文学批评为基础，多半会成为空论，而不是有血肉的学问。

然而，很多人做文学批评，缺少对作家整体性把握。仅评一部作品，或者只研究某一个阶段的作品，都不足以看出这个作家的整体面貌。很多人都做贾平凹小说评论，但如果不研究他的散文，对作家的理解就不完整了。如果不能整体性把握一个作家的作品，就不太容易把文学批评做好。

批评还应有文体意识，也就是说要认识到批评文章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批评文章所涉及的很多作品，你也许没有读过，但是他的批评文章也具有独立价值。甚至在上世纪80年代，你会发现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通信也可当作批评文字发表出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有用信息。

李健吾认为，批评本身“也是一种艺术”，而最好的批评是既不溢美，也不苛责，“不诽谤，不攻讦，不应征”，维护批评尊严，不以贬低写作者地位为代价，批评者和写作者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批评者更应是谦逊的，要有与写作者对话的态度。所以，李健吾的批评是艺术的，语言是真诚敦厚的，他要年轻人都记住考勒几的忠告：“就其缺点来评判任何事物都是不明智的，首先的努力应是去发现事物的优点。”——即为寻美的批评实践，显然更具建设性和创造性。李长之也认为，一个批评家要完成对一部作品的批评，首先要有理解力，其次要有褒贬，再次要提出正面主张。可是，现在批评界最活跃的精神，更多是一种“愤”，以否定为能事。由“愤”而流于尖酸刻薄、耍小聪明者，也不在少数。古人写文章，重典雅、讲体统，现在这些似乎都可以不要了。牟宗三说，“君子存心忠厚，讲是非不可不严，但不可尖酸刻薄。假使骂人弄久了，以为天下的正气都在我这里，那就是自己先已受病。”因此，写文学批评应心胸坦荡，存肯定之心，张扬一种生命理想，才能不伤文学，也不伤自己。

批评不仅要呈现一个有体温的价值世界，同时也要创造一种新的批评语言，那种“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的语言——所谓批评的文体意识，主要就体现在批评语言的优美、准确并充满生命感悟上，而不是那种新八股文，更不是貌似有学问、其实毫无文采的材料堆砌。批评是艺术，也有对精神性、想象力和文体意识的独立要求，它也是一种写作，一种精神共享的方式。

理想的文学批评，正是艺术感觉、宽阔视野、通达学识和优美表达的结合。

（2017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批评是有思想的艺术》）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温暖现实主义影视创作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而是基于现实题材影视创作多年来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弊端而做出的时代性回应。在现实题材影视创作中存在着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有意无意地回避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以概念化、口号化的表达状态，为观众描绘表面乃至浮浅的生活困景。这些抽取掉社会生活复杂而尖锐的矛盾问题，只留下表象真实的影视创作，可以称之为“悬空现实主义”。另一种倾向是虽然触碰到了社会现实中复杂尖锐的矛盾问题，也在某种程度上唤起了观众的某种共情，却沉迷于这些矛盾问题难以自拔，从而将人们的情感引入消极负面的状态，可以称之为“灰暗现实主义”。

温暖现实主义影视创作实践和理念的提出，恰恰是针对这两种“极端”倾向的反驳与回正。一方面，温暖现实主义影视创作浓郁的生活质感，有力地克服了“悬空现实主义”可能产生的“假大空”的弊端；另一方面，温暖现实主义所传达的积极向上的思想精神也有效克服了“灰暗现实主义”给人们带来的种种思想情感的负面影响，对营造新时代影视创作风清气正、健康向上的良好生态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温暖现实主义影视创作还可以以影视艺术的方式参与到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回应中。温暖现实主义影视创作能够紧扣时代脉搏，聚焦大时代不同群体的喜怒哀乐，真实呈现改革发展的生动图景，为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做出独特贡献。温暖现实主义影视创作还可以以影视艺术的方式，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讲述丰富而生动的中国故事，贡献鲜活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当然，要以温暖现实主义理念推出更多优秀影视作品，广大影视工作者需要以更加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投入艰苦工作当中方能实现。温暖现实主义创作需要用心、用情、用力，方能使作品获得应有的社会效应。所谓用心，即心怀天下、心怀国家、心怀人民。诗人艾青在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20世纪30年代写下“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诗句。所谓用情，意味着有深情、用真情。《守岛人》中王继才与父亲、妻子、女儿之间多次互动的场景，令观者无不为之动容泪目，这是主创者与拍摄对象之间产生强烈情感共鸣的真诚流露。所谓用力，指的是影视创作者要有艺术功力。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获取素材，进行独特的艺术再造，从而达到艺术化的境地。《没有过不去的年》主创者用戏内戏外相呼应的特殊方式在银幕上讲述了富于戏剧张力的故事，产生了较为强烈的视听新感受。

（摘编自胡智锋《新时代影视创作呼唤温暖现实主义》）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电影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紧跟时代潮流，反映人民关切，创作出一大批观照现实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的优秀作品。

“现实题材电影并不是让观众在两个小时内逃避现实，而是留下了这个时代的困顿、无奈，用温暖的方式来表述，给后世留下今天创作者的立场、态度和智慧。”著名导演尹力说，“现实主义创作应该具备共情的特点，同时有表达的锐度与锋芒。因此，‘温暖现实主义’的提出，为电影创作者打开了一扇窗，是当下现实主义创作的‘解决方案’。”

北京电影学院院长胡智锋认为，“当下的现实题材创作存在几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一种表达方式是顶着生活的外包装，打着基于现实、超越现实的名义，实则是悬浮于现实、遮蔽现实的伪现实。第二种表达方式是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名，以直面现实矛盾为由，过度地发掘社会的灰暗甚至黑暗面，让观众被扑面而来的负面信息、情绪、价值理念冲击得喘不过气来”。

他表示，“更多更主流的现实题材创作是第三种表达方式——在关注平民叙事、直面现实困境的同时，以温暖为主基调，表现人对真善美、光明和未来的追求，即温暖现实主义。在穿越、魔幻、宫斗题材逐渐隐退，一度呈现式微态势的现实题材创作逐渐走到影视舞台中央的当下，‘温暖现实主义’才是我们最需要的现实题材创作方法。”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表示，不论什么年代，现实题材电影都是反映生活、与社会共情的一种重要类型，现实主义一直存在于电影血脉里。“温暖现实主义”既关注现实、关注时代的需求，还要关注观众和市场的选择，这是现实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平衡点。

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王海洲表示，人们希望在作品中看到他们的困难，并且从中得到安慰与引导，并看到光明与希望。因此，如果作品不能呈现现实，戏者呈现现实后不能给予观众温暖，这类作品是不能让人满意的。“温暖现实主义”作品顺应了当下中国观众的审美需要。

（摘编自李霆钧《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代同步伐探寻温暖现实主义创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