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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变人形

王蒙

倪藻跟着姥姥去逛庙会。他喜欢看练把式的，可惜这些人说得多，练得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且说的那话使你觉得他马上就要练给你看，结果害得你一站一等就是老半天，他还在那儿说呢。

终于也练了几招，使倪藻大为兴奋。他回到家里，站到铺板上模仿着耍吧起来。没有几下，忽然头重脚轻，头朝下从铺上栽到了地下，把脸都摔破了。父亲感叹地说：“太缺乏营养！他的食品的热量不足！头部供血不足！站都站不稳！让儿童过这种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这是犯罪，这是犯罪呀！”

倪吾诚感慨激昂，倪藻却觉得反感乃至讨嫌。他是一个人，不是一只猫或者一只狗，不应该当着他的面评头论足，摔了就是摔了，用不着营养长营养短，上哪儿弄那么多营养去？摔破了脸你最好拿一瓶二百二十来，或者一块橡皮膏，如果没有药品和用品，你安慰两句，胡噜胡噜脑袋也行。妈妈就是这样的。“胡噜胡噜毛，吓不着，胡噜胡噜背儿，吓一阵儿。”这是家乡的童谣。所有这些都没有，却在那里夸张地喊什么“犯罪”，不全是废话吗？这种感叹除了败坏自己也败坏所有的听到他的感叹的人的情绪以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用处吗？

倪藻脸伤以后有两个晚上没有看课外书。他盯着爸爸喜爱的横幅，如读天书，一个字的意思也不懂。难得糊涂的难写作“”字，就更让倪藻糊涂。“”是什么呢？一定是“鷄”的另一种写法。鸡又有什么糊涂的呢？

“这是学问，”倪吾诚说，“就是说，一个人该聪明的地方就要聪明，该糊涂的时候就要糊涂。”倪吾诚给倪藻讲了一些儿子听不懂自己也没懂的话。

他搞不清父亲。

毕竟是一个平静的冬天，是倪藻的记忆中唯一一个平静和睦的冬天，是倪藻记事以来中唯一一段和父亲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冬天。父亲译书译文，成天不断地查字典。有时候父亲睡得很晚。倪藻睡了一觉了，醒来尿尿，看到父亲还在灯下查字典。阳历年以后，父亲又找到了新的事由，是在一个中学兼一些课。他按月把薪水交给母亲，这使全家洋溢着一种喜盈盈的气氛，虽然父亲和母亲每天都要吵几次，有许多争吵与他有关。

“吃饭的时候不要吧唧嘴。”当倪藻吃得正香的时候，父亲会发出这样的告诫。

“他爱吃。”母亲辩解说，而且示威般地边吃边把嘴弄得吧唧吧咿地响。

“这样的习惯不好！”父亲又说。

“你的习惯多好！”倪藻在心里说，父亲的干涉破坏了他的吃饭的兴致。何况本来就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这时倪吾诚咀嚼和吞咽的时候发出了一些声音，“您也在吧唧嘴！”倪藻兴奋地指着父亲。

“不要用手指别人！”又是新的训诫。

“你说话专门爱指着人！”母亲揭露说。

父亲显然要发作了，但是他看了一眼郑板桥的书法，便死皱着眉头忍了下来。

“天太冷了，把我的手冻坏了！”倪藻放学以后，伸出冻红的小手在火炉上烤，叫苦地说。

“不要烤手，”父亲又告诫了，然后发高论，“这算什么冷？在黑龙江，在西伯利亚，比北京冷得多。还有北极呢，北极圈里有住在冰房子里的爱斯基摩人。世界上的一些先进国家，每年都派人去北极探险……小娃娃不应该怕冷。”

全是废话！倪藻判断着。

母亲已经搭了茬儿：“你说这些个管吗用？你个当爸爸的不说是给孩子置一件新棉袄新毛衣，也不说是给孩子置一顶新航空帽新毛窝。他这一身，能上北极吗？你上过北极吗？为了省煤我少往炉火里添几块你就发脾气呢，倒让人家上北极！”

倪吾诚低声自言自语：“愚昧，彻头彻尾的愚昧，简直像白痴……”他的声音自己也听不见，更不敢让别人听见。

倪吾诚没事时还常常让两个孩子站给他看，走给他看。他要检查他们的脊椎骨是否挺直，两肩是否保持了水平，腿是不是罗圈，走路时脚是不是有内八字或外八字。

这使两个孩子讨厌得发狂。他们不能容忍这种侮辱性干涉性的所谓关心。倪藻甚至于开始怀疑父亲与母亲的和解究竟是否好事了。当父亲与母亲势不两立时，当父亲常常不回来或者虽然回来他们也奉母亲之命躲着父亲时，他们的生活不是自在得多吗？

还有整套的繁文缛节与理想主义的高论。见到哪个人该叫叔叔，见到哪一个人该叫伯伯了。什么时候该说谢谢，什么时候该说对不起，什么时候又该说再见了。哪一个词用词不当了。哪一条有趣的新闻并不可靠啦。冬天睡觉的时候也应该开窗户，天好的时候应该到户外做日光浴啦。一本书没看完，不能因此折一角做记号啦。甚至见到生人应该面带笑容，见到认识的人应该主动去问候。参加讲演比赛不能只讲做一个好学生而且应该讲做一个有作为的青年直到应该学唱更多的歌。应该至少学会一种乐器，应该学习绘画和雕塑。

应该学会自己动手制造文具和诸如——幻灯箱。更应该从小学会跳舞、骑自行车和开汽车……有一些无孔不入的“应该”像投向姐弟俩的一根又一根捆人的绳索，而另一些“应该”则犹如白昼说梦……接受父亲的“教育”是怎样的痛苦，怎样的一场灾难啊！

“你爸爸有神经病，”静宜的评论和对孩子的教育倒很干脆。“不用理他。”她补充说。倪萍和倪藻都乐于接受母亲的观点。

越在家里待的时间长倪吾诚就越喜欢自己的两个孩子。越喜欢就越关心。越关心就越发现了那从小就暴露出来的种种短处，令人痛心！倪吾诚早就与别人谈论过，教中国只能从救婴儿做起，七岁再教育或者六岁再教育甚至五岁再教育，晚了！越喜爱和关心自己的孩子便越要教育，越教育便越使倪萍和倪藻不喜欢自己的父亲。

（选自王蒙《活动变人形》，有改动。）

[注]活动变人形，西方当时流行的一本玩具书，它可以通过翻动书的头、身子和脚等部分，从而拼凑成不同的样子，寓意着人如果思想行为和所处身份不搭，会是一场丑陋矛盾的悲剧。

这边风景(节逸)

王蒙

“您是第一次到我们伊犁来吗？啊，太棒了！真是个美好的地方！我到过上海——了不起的高楼大厦，不过，人太多了。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大街、小巷，川流不息的人群使你头晕目眩。我到过广州。珠江边的阳光是多么灿烂!可在那儿，谁见过漫无边际的、耀眼的飞雪？分不清四季的一年，过起来有多么单调？哈哈……您笑了，您大概笑话我是坐井观天，也可能的。我想告诉您，我到过东北的三棵树，也到过海南的三亚，到过炼钢中心，也到过停泊船舶的码头……一句话，哪里也比不上我们小小的伊犁，如果说祖国的边疆是一个金子的指环，那么，我们的伊犁便是镶在指环上的一颗绿宝石！”

“我早就闻名了，伊犁是个好地方。”

这是一九六二年五月初，在一辆长途客运汽车上。汽车正沿着傍山依水的山间河谷公路盘旋而下。他的谈话对手和他并排坐在一起，是一个年龄稍大一点，带着一种谦逊的笑容的干部。那位黑胡须阿哥觉得自己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或许有些失礼，所以，他有时回转过身来，征求一下坐在他的后面的浓眉毛的一个维吾尔男子的意见。他说上一段，便回头问道:“是这样吧？”得到的总是肯定的回答。于是，他放心满意地继续叙述下去。

“为什么伊犁这么好呢？因为伊犁有丰富的水源。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您看看伊犁树木的叶子是多么黑绿黑绿的！真是个插上手杖也能够发芽长叶的地方!”

黑胡子阿哥说得得意起来，半闭上眼睛，哼哼起一支富有伊犁地方特色的，既开阔悠扬又萦回缠绕、难解难分的民歌。接着，未开口自己先笑起来：“我们单位有个汉族小伙儿，他刚到伊犁，要到西公园去逛逛，我先告给他路，他不好好听，出去转了半天没有找到公园。原来，照他的经验，他以为哪里树多哪里就是公园，他走啊，走啊，到处都有那么多的树。结果，他迷路了。哈哈……其实，整个伊宁市，就是一个大公园……看！我们到了什么地方了？您闻见了没有?”他叫了起来，用手指着车窗外的正在向后飞驰的一簇一簇的果树。

那个鬓角花白的干部用力吸了口气，赞叹地说:“真多啊!这都是……”

“这里就是著名的果子沟，汽车在野果林里要走一个多小时。您知道伊犁的夏柠檬苹果吗？个儿不大，绿中带着黄，柄下有一块深褐色的晕斑，它有多么香啊！有一次，我提着一兜苹果，在乡间的土路上行走，一下子招来了那么多蜜蜂围着我的网兜飞，吓得我狂奔起来……哈哈……是吧？兄弟。”黑胡子阿哥转身问道。

“呵，是的，当然。您把我们伊犁的好处说得很好听，很动人……”

“再说伊犁的蜂蜜……”黑胡子继续讲述。

“不，先不说蜂蜜吧。”坐在后面的浓眉毛的“老弟”扬了一下手，打断了他的话，“我是说，年年岁岁，我们讲伊犁的白杨、苹果、酥油、蜂蜜……是不是已经讲得够多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呢？”黑胡子贬一眨眼睛。

年长的干部注意地转过了头，打量了浓眉大眼的“老弟”一眼。

汽车里又有几个人被他们的谈话吸引了，把视线投了过来。

“没有什么。”“老弟”低了一下头。

“您是说，我们伊犁人爱吹嘘自己的家乡吗？哈哈，很可能的。”黑胡子笑了起来，“在谈论乡土的时候，我们伊犁人从来不懂得谦虚……”

“那是自然。自己的母亲最感样，自己的家乡最可心。拿我来说吧，我是阿图什人，到伊犁地区定居已经四十年了，然而我还是想念阿图什的无花果。如果有人给我一片阿图什的无花果干，我宁愿用一百只伊犁的苹果换它！”一个白须飘拂的老人说。

又一阵哄笑声。黑胡子不满地低头嘟囔说：“这么说，你为啥不回南疆去？”

大眼睛“老弟”嘴动了一下，本想再说点什么，又把话咽了回去。

春之声

王蒙

咣地一声，黑夜就到来了。一个昏黄的、方方的大月亮出现在对面墙上。岳之峰的心紧缩了一下，又舒张开了。车身在轻轻地颤抖。人们在轻轻地摇摆。多么甜蜜的童年的摇篮啊！夏天的时候，把衣服放在大柳树下，脱光了屁股的小伙伴们一跃跳进故乡的清凉的小河里。闭上眼睛，熟睡在闪耀着阳光和树影的涟漪之上，不也是这样轻轻地、轻轻地摇晃着的吗？

方方的月亮在移动，消失，又重新诞生。唯一的小方窗里透进了光束，是落日的余晖还是站台的灯？黑咕隆冬，好像紧接着下午便是深夜。门咣地一关，就和外界隔开了。那愈来愈响的声音是下起了冰雹吗？是铁锤砸在铁砧上？在黄土高原的乡下，到处还靠人打铁，我们祖国的胳膊有多么发达的肌肉！呵，当然，那只是车轮撞击铁轨的噪音，来自这一节铁轨与那一节铁轨之间的缝隙。下一站，或者下一站的下一站，你所寻找的生活就在那里，母亲或者孩子，友人或者妻子，温热的澡盆或者丰盛的饮食正在那里等待着你。都是回家过年的。

还真有趣。在出国考察三个月回来之后，在北京的高级宾馆里住了一阵——总结啦，汇报啦，接见啦，报告啦……之后，岳之峰接到了八十多岁的刚刚摘掉地主帽子的父亲的信。他决定回一趟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他怎么也没想到要坐两个小时零四十七分钟的闷罐子车呀。他有点垂头丧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之时，正在梦寐以求地渴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们，却还要坐瓦特和史蒂文森时代的闷罐子车！事实如此。事实就象宇宙，就象地球，华山和黄河，水和土，氢和氧，钛和铀。既不象想象那样温柔，也不象想象那么冷酷。

车身又摇晃了，对面车壁上的方形的光斑又在迅速移动了。自由市场。百货公司。香港电子石英表。豫剧片《卷席筒》。羊肉泡馍。三接头皮鞋。包产到组。中医治癌。差额选举。结婚筵席……在这些温暖的闲言碎语之中，岳之峰的心平静下来了。是的，这里曾经没有铁路，没有公路，连自行车走的路也没有。阔人骑毛驴，穷人靠两只脚。历史，历史；现实，现实；理想，理想；哞——哞——咣气咣气……喀郎喀郎……沿着莱茵河的高速公路。山坡上的葡萄。暗绿色的河流。飞速旋转。

这不就是法兰克福的孩子们吗？男孩子和女孩子，黄眼睛和蓝眼睛，追逐着的，跳跃着的。不。那不是法兰克福。那是西北高原的故乡。一株巨大的白丁香把花开在了屋顶的灰色的瓦瓴上。如雪，如玉，如飞溅的浪花。不，那不是西北高原。那是解放了的，飘扬着五星红旗的首都。那是他青年时代的初恋，是第一次吹动他心扉的和煦的风。二月的风就带来了和暖的希望，带来了早春的消息。还是冬天吗？当然，还是冬天。然而是已经联结着春天的冬天，是冬与春的桥。

那，那……那究竟是什么呢？是山泉，榆钱，返了青的麦苗和成双的燕子吗？他定了定神。那是春天，是生命。他定了定神，揉了揉眼睛。分明是法兰克福的儿童在歌唱，当然，是德语。在欢快的童声合唱旁边，有一个顽强的、低哑的女声伴随着。

他再定了定神，再揉了揉眼睛，分明是在从X城到N地的闷罐子车上。在昏暗和喧嚣当中，他听到了德语的童声合唱，和低哑的，不熟练的，相当吃力的女声伴唱。

什么？一台录音机。在这个地方听起了录音。一支歌以后又是一支歌，然后是一个成人的歌。三支歌放完了。是叭啦叭啦的揿动键钮的声音，然后三支歌重新开始。顽强的，低哑的，不熟练的女声也重新开始。这声音盖过了一切喧嚣。

火车悠长的鸣笛。对面车壁上的移动着的方形光斑减慢了速度，加大了亮度。岳之峰看清楚了，录音机就放在那个抱小孩的妇女的膝头。录音机接受了女主人的指令，“叭”地一声，不唱了。

“这是……什么牌子的？”岳之峰问。

“三洋牌。这里人们开玩笑地叫它作‘小山羊’”。妇女抬起头来，大大方方地回答。

“从北京买的么？”岳之峰又问，不知为什么这么有兴趣。本来，他并不是一个饶舌的人。

“不，就从这里。”

这里？不知是指X城还是火车正在驶向的某一个更小的县镇。他盯着“三洋”商标。

“你在学外国歌吗？”岳之峰又问。

妇女不好意思地笑了，“不，我在学外国语。”她的笑容既谦逊，又高贵。

“德语吗？”

“噢，是的。我还没学好。”

“这都是些什么歌儿呀？”一个坐在岳之峰脚下的青年问。岳之峰的连续提问吸引了更多的人。

“它们是……《小鸟，你回来了》，《五月的轮转舞》和《第一株烟草花》，”女同志念着：“欣梅尔——天空，福格尔——鸟儿，布鲁米——花朵……”

“听音乐吧。”她说。好像是在对他说。是的，三支歌曲以后，她没有揿键钮。在《第一株烟草花》后面，是约翰·斯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闷罐子车正随着这春天的旋律而轻轻地摇摆着，熏熏地陶醉着，袅袅地前行着。

车到了岳之峰的家乡。他有点依依不舍。他看到闷罐子车的破烂寒伧的外表：有的地方已经掉了漆，灯光下显得白一块、花一块的。但是，下车以后他才注意到，火车头是蛮好的，火车头是崭新的、清洁的、轻便的内燃机车。内燃机车绿而显蓝，瓦特时代毕竟没有内燃机车。内燃机车拖着一长列闷罐子车向前奔驶。天上升起了月亮。车站四周是薄薄的一层白雪。天与雪都泛着连成一片的青光。他走在了坑坑洼洼的故乡土地上。他转过头，想再多看一眼那一节装有小鸟、五月、烟草花和约翰·斯特劳斯的神妙的春之声的临时代用的闷罐子车。他好像从来还没有听过这么动人的歌。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码，这是非常珍贵的。

（选自《人民文学》1980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