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各题。

材料一：

《红楼梦》全书，共有诗词歌赋180余首，属于曹雪芹创作的有140余首（《红楼梦》前80回）。这些诗词决非可有可无，而是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如果从《红楼梦》中抽掉这些诗歌词赋，作品还能产生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

文备众体，引诗词歌赋等各种艺术形式入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形式上的一大特点。从唐传奇开始，经宋元话本，明清的长篇、短篇小说，最后到晚清的才子佳人小说等等，可以说这种形式一直在沿用。但这种形式与作品的主题、情节、人物等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作品中起多大作用？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唐传奇中的《游仙窟》，人物对话全是诗句，失去了生活的真实性。《长恨歌传》把白居易的《长恨歌》全诗抄录，又有什么必要呢？至于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中的文前诗、文后诗、有诗为证、有诗叹曰之类，很多是可有可无的赘笔。

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就不同了。他一方面吸收了这些艺术形式，另一方面又对它们进行了改造、丰富和发展，使之能够为作品的内容、情节和人物服务，为作者总体的艺术构思服务。

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境”，是《红楼梦》中出现诗词最多的一回，这些诗词绝对不是什么“赘赋闲文”。《红楼梦》前五回是整个故事的开端，尤其在前四回中，通过“接外孙贾母惜孤女”和“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将林黛玉和薛宝钗两位女主人公一前一后送入贾府。伴随着黛玉、宝钗的登场，宝玉、凤姐、贾母等重要人物也一一亮相。那么十二钗中还有其他人物怎么办？是否也需要像钗黛那样逐一介绍呢？如果这样，那才真正成了赘笔闲文，使人读来毫无情趣。所以，当介绍了宝黛钗等人后，作者就在第五回通过宝玉梦境，利用诗词歌赋的形式，对十二钗及其他重要人物进行了一一介绍，而且草蛇灰线、若隐若显，让人产生一种玩味无穷的艺术感受。可见，这些诗词歌赋，不仅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构想。

第二十二回中编了许多灯谜诗。如果把这些诗谜仅仅当作一种猜谜游戏看待，岂不辜负了作者的一番苦心？元春的“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谜底：爆竹），黛玉的“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谜底：更香）等，清晰地表明了这些灯谜暗含的丰富寓意，它们与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有着紧密的联系。

由此可见，诗词在全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抽掉《红楼梦》的诗词，那么作品的艺术价值将受到极大的限制。包括像林黛玉这样的人物，去掉她的诗词，她给读者的印象也仅仅就是一个爱哭鼻子的娇小姐而已，这绝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林黛玉。

（摘编自刘保忠《论诗词在<红楼梦>中的作用》）

材料二：

《红楼梦》中的诗词所表现出的中华文化内涵是博大精深的。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说，它吸纳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想精华；从横向的文学空间维度来说，它借鉴了古典诗词曲赋的表现技巧，具有广博的文化张力。

汉乐府民歌中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性格的手法，在《红楼梦》诗词中运用得也相当精彩。薛宝钗、林黛玉、贾宝玉等同咏白海棠诗，却可以从中看出不同的性格：从薛诗中着出了封建淑女端庄的姿态；从林诗中看出了黛玉出淤泥而不染的纯洁品格；从宝玉诗中看出了他喜花怜女、不与臭男人为伍的情怀。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的味，在《红楼梦》诗词中亦可体现。如诗词的词藻华丽，讲究对偶，声的和谐等。谢灵运以肆意游邀、寄情山水闻名后世，《红楼梦》诗词以吟花弄月、陶醉于大观园令世人赞叹不已。

《红楼梦》诗词富有唐诗宋词的文化底蕴，如意境的隽永，诗味的绵长，词采的华丽，诗句的精炼等。李商隐诗的“红楼隔雨相望冷”，李清照词的“凄凄惨惨戚戚”，在《红楼梦》诗词中都能找到文化的对应点。单就林黛玉的诗而言，就有王维诗的自然、李白诗的飘逸和杜甫诗的沉郁。

元代文学艺术的文化精华，《红楼梦》诗词也进行了恰切的借鉴吸纳。如《西厢记》中的曲词《正宫·端正好》与林黛玉的《唐多令·柳絮》，在情调、用词、风格上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元杂剧中通过言行塑造典型人物的文化底蕴，在《红楼梦》诗词中亦有表现。元散曲在表现手法上的自由洒脱，风格上或朴白或典雅的品味，意境上的别有洞天，在《红楼梦》诗词中都可以找到神似之处。

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其唱词和创作方法对《红楼梦》诗词影响很大。林黛玉听了《牡丹亭》的唱词后，心下思量：“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看戏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林黛玉所说的“趣味”是什么呢？我想就是中国优秀文化中歌咏自然、追求美好、表现内心情感的意趣和味道。从《红楼梦》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与中国历史诗词戏曲有着不可分割的文化渊源。

《红楼梦》诗词从清初诗文中，亦吸收了些许精华。顾炎武诗的忧国情怀，王士祯诗的流连风景、咏怀古迹，在《红楼梦》的咏物诗和怀古诗中可以找到踪影。

《红楼梦》诗词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纳创新，增加了自身的文化厚度和审美蕴涵，展现了更为宏阔的文化视野，对当今诗词创作和未来诗歌发展有一定的启迪借鉴作用。

（摘编自姜志军《论〈红楼梦〉诗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纳》）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关于大自然的乐音，古人说过“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此处的虫声指蟋蟀的鸣声。蟋蟀又称作蛐蛐、促织、秋虫，古书中也称“蛩”，在秋日里最为常见。甲骨文“秋”字上面的字形就是一只蟋蟀，是用候虫表达物候变化，反映时序更易。老杜诗《促织》写道：“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蟋蟀的鸣唱似乎总是与秋风萧瑟联系在一起，又如贾岛诗《夜坐》写道：“蟋蟀渐多秋不浅，蟾蜍已没夜应深。三更两鬓几枝雪，一念双峰四祖心。”古诗词中，以蟋蟀作为寄托秋思的对象，就如梅兰竹菊的题材，已是一种近乎程式化的修辞。

在人类前现代时期漫长、清寂的夜中，蟋蟀悦耳怡人的声响，穿透了暗哑的暮色，为忙碌或闲适的日子点缀了许多逸趣。对于蟋蟀歌声的欣赏，中西之间是相通的。蟋蟀是人类居所里常见的伴侣物种，秋天，蟋蟀由野外迁至室内，《诗经》中写道“蟋蟀在堂，岁聿其莫”（《唐风·蟋蟀》），以及“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豳风·七月》），可见这种小虫不惧登堂入室，成为人们家里的常客。对此，西方诗人有同样的认知，英国诗人济慈的诗歌《蝈蝈和蟋蟀》将蝈蝈与蟋蟀的叫声并举，盛赞了两种鸣虫的歌声。前者的声音发生在炎炎夏日，在草丛中阵阵传来，称颂了“夏日盛宴的喜悦”，后者的声音则发生在寒日的炉火旁，与家中的温暖联系在一起：

大地之诗不曾间断，

孤寂的冬夜，寒霜冻结，

四周静无声息，炉边响起了

蟋蟀的歌声，室中的温暖

让人醺醺欲睡……

蝈蝈与蟋蟀标识了自然的节奏，将一年四季的轮回付诸一声声婉转悦耳的吟唱。为此，诗人将它们的歌唱誉为“大地之诗”，寓意了自然的生生不息。而在中国文化里，蟋蟀丰富的意旨也表达了古人对于自然造物以及天人关系的思考，充满了人情与趣味。王世襄先生写道：“好蛐蛐一盆一盆地品题、欣赏，观察其动作，体会其秉性，大可怡情，堪称雅事。”这样的乐趣微妙又难以捉摸，非得浸淫在这一文化中良久，耳濡目染才能略知一二，无异于不为外人道的秘密。

相对于中国诗歌中的秋思，蟋蟀的叫声在西方更多地与欢快的情绪联系在一起。法布尔对蟋蟀的歌声情有独钟，在他看来，鸣虫之中，蝉声太过嘈杂，蝈蝈之声太过轻小，唯有蟋蟀之声嘹亮而不喧闹，还有起伏变化，悠扬婉转，惹人喜爱。这也符合西方民众对于蟋蟀的判断——这是一种让人快乐的虫子。实际上，“快乐如蟋蟀”成了英语中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习语，大概是因为蟋蟀的歌声清脆悦耳，并且蟋蟀喜欢呼朋引伴，在草丛中一唱一和，让人心情大好。所谓声无哀乐，蟋蟀的叫声只是客观存在的声音，原本并无悲伤或欢喜之说，是人为它赋予了主观的想象。王世襄先生在《蟋蟀谱集成》中称雄蟋蟀的叫声为“低唱求爱之曲，‘唧唧……油，唧唧……油’，其声悠婉而弥长，真好像在吟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不仅‘油’、‘洲’相叶，音节也颇相似。”不过，这种拟声赋意的方式恐怕是西方人无法领会的了。

蟋蟀是一种和人的世界密不可分的小虫，它们似乎不甘寂寞，一心要分享人类邻居的悲欢。18世纪的英国诗人威廉·柯珀（1731—1800）在《咏蟋蟀》一诗中写道：

住在我室中的小友，你怀着满心的欢喜，

在厨房的壁炉上鸣声唧唧，

无论身处何处，

你都是好事将临的预兆，

用你轻柔甜蜜的歌声，

回报我为你提供的温暖的巢……

诗中的厨房、壁炉和巢都是鲜明的家的意象。在英语中，“壁炉”一词所表征的炉火和温暖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蟋蟀由此代表了宁静、安逸的家园，表达了家庭作为恒定不变的港湾的信念。在狄更斯的小说《炉边蟋蟀》中，蟋蟀的叫声指向的是“家的圣坛”，家、炉火、水壶和蟋蟀这些看似卑微的意象串联成了关于家的想象，在变动不居的世界稳固如磐石一般。故事中的人物说：“这里是我的幸福的家，约翰；为此，我爱那只蟋蟀！”即便是卑微、狭小的家，也是一座圣坛。

不过，在狄更斯的时代，家与蟋蟀的联系已经不再牢固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割裂了居住环境与土地的关联，乡野也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对于身处现代都市的人而言，蟋蟀的吟唱具有了怀旧的色彩，这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怀念。人们与田园式的生活日渐疏离，来自自然的精神慰藉也逐渐离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派诗歌代表作《荒原》中，诗人艾略特将蟋蟀的叫声作为一种源自过去生活的安抚的乐音：“枯死的树没有遮荫，蟋蟀的声音也不使人放心，礁石间没有流水的声音。”精神的荒原里，草木凋零，蟋蟀之声也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蟋蟀来自一个生意盎然的世界，所代表的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代表了一种饱满、自足的精神状态，艾略特由此表达了现代生活的异化。在人们关于家乡的梦里，常有蟋蟀歌声的旋律，就像魂牵梦萦的乡音，表征了难以割舍的羁绊。

蟋蟀被载入中西的诗文之中，但同时又是一种容易被忽略的伴侣物种，它的身影总易被遮蔽在诸多大型生物之下，对于它的考察恰可以从一个小小的角度拓宽我们对于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当代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创造了“恋生性”一词来描述人与自然生物之间天然的亲近感。或许对于蟋蟀的热爱，对于花鸟市场售卖的各种鸣虫的兴趣，正体现了我们潜意识深处“恋生性”的一面。再者，它的唧唧之声，看似微弱却总能击中我们心中某个柔软的地方，可以超越时空的区隔，沟通古今中外共有的情感或精神体验。

（摘编自《光明日报》秋意与故园：中西文化中的蟋蟀）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建筑的“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文字上有一面横额，一副对子，纯粹做点缀装饰用的。建筑也有类似的东西，如在路的尽头的一座影壁，或横跨街中心的几座牌楼等等。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特性和特色，就是因为它们都是用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运用这“文法”的规则，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用被不相同的“词汇”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创造极不相同的类型。

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们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们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而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由这“文法”和“词汇”组织而成的这种建筑形式，既经广大人民所接受，为他们所承认、所喜爱，虽然原先是从木材结构产生的，但它们很快地就越过材料的限制，同样运用到砖石建筑上去，以表现那些建筑物的性质，表达所要表达的情感。这说明为什么在中国无数的建筑上都常常应用原来用在木材结构上的“词汇”和“文法”。这条发展的途径，中国建筑和欧洲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体系，乃至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建筑体系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者，是那些体系很早就舍弃了木材而完全以砖石为主要材料。在中国，则因很早就创造了先进的科学的梁架结构法，把它发展到高度的艺术和技术水平，所以虽然也发展了砖石建筑，但木框架同时也被采用为主要结构方法。这样的框架实在为我们的新建筑的发展创造了无比有利的条件。

在这里，我打算提出一个各民族的建筑之间的“可译性”的问题。

如同语言和文学一样，为了同样的需要，为了解决同样的问题乃至为了表达同样的情感，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是可以各自用自己的“词汇”和“文法”来处理它们的。简单的如台基、栏杆、台阶等等，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但许多民族创造了许多形式不同的台基、栏杆和台阶。例如热河普陀拉的一个窗子，就与无数文艺复兴时代的窗子“内容”完全相同，但是各用不同的“词汇”和“文法”，用自己的形式把这样一句“话”说出来了。又如天坛皇穹宇与罗马的布拉曼提所设计的圆亭子，虽然大小不同，基本上是同一体裁的“文章”。又如罗马的凯旋门与北京的琉璃牌楼，罗马的一些纪念柱与我们的华表，都是同一性质、同样处理的市容点缀。这许多例子说明各民族各有自己不同的建筑手法，建造出来各种各类的建筑物，就如同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文字所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和通俗文章一样。

我们若想用我们自己建筑上的优良传统来建造适合于今天我们新中国的建筑，我们就必须首先熟悉自己建筑上的“文法”和“词汇”，否则我们是不可能写出一篇中国“文章”的。

（节选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

材料二：

我国古代建筑的类型丰富多彩。举凡宫殿坛庙、陵墓寺观、祠堂会馆、民居宅地、城市村镇、桥梁堤坝以及亭台楼阁、斋堂轩榭等，莫不各具特色……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经济第一的观念逐渐在人们的头脑中蔓延，大的文化背景成了影响建筑发展的主要因素，世界各地出现了“国际式”文化取代地域性文化的现象，地域性的传统文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中国的建筑文化也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正在受着猛烈的冲击。传统而精美的木工手艺渐渐消失，钟灵毓秀的庭院式住宅被清一色的钢筋混凝土堆叠的建筑所代替，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真的落后到这种地步，这种完全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地步了呜？我们应该明白不论历史文化还是建筑文化，它们的久远都是衡量历史珍贵性的重要标志。

尤其是这些生长于本土的建筑文化，它们之所以能长存这么久，就是因为它们在适应当地的气候、维护自然生态环境平衡、运用当地技术以及体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均有自身的优点，它是与当地环境和谐相处中形成的，我们应该改良、应该吸纳未来文化的影响，但这不是我们抛弃祖先留给我们遗产的理由。

（选自吴曾丽《构建21世纪的建筑与文化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