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公元前100年，古罗马人在浴室、厕所等公共场所的地面下方和墙体内部建造出为室内加热的设施。这种设施以烧火产生的热烟和热气为热源，热烟和热气经过浴室地面下方、墙体内部和拱顶内部的一排排瓦管，从地面徐徐上升，通过流动散发热量，逐步加热地面与墙体，产生热循环。这种设计被视为中央供热的雏形。

在我国北方，类似的取暖技术被称为“火墙”和“火地”，最早可以追溯到秦代。秦兴乐宫遗址中就发现了火墙的做法，即用两块瓦相扣，做成管道包在墙的内侧，与灶相连通。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了河北观鸡寺大殿内火地的铺设情况：大堂的房基是石头做的，房基内部连通，从屋外房基侧面点火，热气往石头房基里流，大堂里就暖和了。

采用火墙和火地相结合的形式供热，最典型的就是紫禁城。

紫禁城内的很多建筑有火墙，就是将宫殿中的墙壁建造成空心的夹墙，墙下挖有火道，殿外的房基里设有添火炭的炭口。一到冬天，专职的司炉太监就会将烧好的炭倒进炭口，温暖的热烟就会顺着夹墙火道加热整个房间。

故宫内的火地结构主要由工作坑、炉膛、主烟道、支烟道、排烟道等几部分组成。工作坑的位置一般在建筑前檐外的阶条石内，也有在走廊内或山墙处的。工作坑通常是方形的，深约1米，平时用木板盖上，用时掀开木板，人可下到工作坑里烧炭。工作坑与炉膛相连，一般靠近床炕，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取暖效果。炉膛的形状有长方形的，也有椭圆形的，一般用生铸铁制成。炉膛上方是经受最高温的地方，所以会安放一块特制的铸铁方砖，以增加抗热强度，防止因局部过热而烧塌地面，引起火灾。炉膛后部是一条斜坡状的主烟道，利于热烟迅速通过。主烟道两侧分出若干条支烟道，左右对称，使热烟流动到各处，最后从排烟口排出。

火地施工难度系数大，需要打通宫殿地下部分，施工不便极易引起建筑下陷，所以只有少数帝后起居的宫殿内建有火地。乾隆皇帝最爱待的养心殿三希堂就设有火地。

（选自张品秋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19世纪早期的欧洲出现了以锅炉为热源、以蒸汽或热水为热媒的集中供暖。发明蒸汽机的瓦特把一条输送高压蒸汽的管道铺设到了自己家里，并用焊接钢板制成了散热器。试验成功后，瓦特又扩大规模，将其安装在了一家纺织工厂里。这样，瓦特就成为暖气的先驱者之一。后来，法国出现了最早的热水供暖系统。从那以后，蒸汽供暖和热水供暖成为集中供热最主要的两种形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19世纪中叶，铸铁散热器即最早的暖气片被俄国人发明出来。随后，暖气片的材料也从铁质发展到钢质、铜质、铝质等不同类型。暖气片的制作成本逐渐降低，实用功能强，成为普通百姓也能享受到的冬日福利。在19世纪末，这股暖气风潮被引入了近代中国，北京东交民巷的一些外国公使和外国企业开始在其驻地建筑中安装暖气设备。到了1910年前后，北京和上海的一些新建筑也纷纷安装了暖气设备取暖。

暖气刚刚来到中国时，被称为热水汀。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自产煤的数量上升，大城市的煤源逐渐充足，从而解决了采暖所需的燃料问题，为暖气的推广提供了能源保障。暖气采暖干净、均匀、持续，与传统的烧火取暖相比，优势不言而喻。于是，热水汀在北京和上海的政要公馆、知名企业、豪华酒店、高档公寓等西式建筑中流行起来。上海的礼查饭店、汇丰银行、电报大楼，北京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地方，均安装了蒸汽采暖设备。

在当时，上海是全国暖气事业最发达的地区。有文献记载，当时上海几乎所有的设备安装企业都从事暖气安装业务，暖气工程技术也非常先进。

不过，暖气的普及只是在西式建筑中，对于那时的普通大众来讲，暖气还是时髦和奢侈的象征。1932年冬末春初之际，鲁迅住在上海，其子周海婴起了疹子，鲁迅专门找了一家有蒸汽采暖的旅馆，不料这家旅馆虽然有采暖设备但是当时并没有蒸汽供应，住店费用却比一段旅馆要贵，鲁迅因此在给友人的信中抱怨说，这钱算是白花了。

（改自张品秋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城镇供热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热电联产。苏联建成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供热系统，英、美、法等国家多采用区域锅炉房作为供热系统，热媒不是热水而是蒸汽。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供热系统的设计、施工、运行管理主要是学习苏联的供热技术。1952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全国设立了第一个暖气通风工程专业。很快，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8所院校也创设了暖通工程专业。我国暖通工程行业终于有了自己的人才队伍。1956年5月1日，建工部建筑科学技术研究所内成立了采暖通风研究室，标志着我国暖通行业人才队伍初步建成，为进一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暖通事业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集中供热事业最早从北京起步。1957年，北京市第一热电厂作为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开始建设。1958年4月，全国集中供热的第一条管道“光华线”在京破土动工，开启了我国城镇集中供热的历程。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虽然建成了多座热电厂，但是投产后供热能力很低，导致我国城镇集中供热事业的起步较缓慢。直到1968年，沈阳才成为全国第二座建成集中供热系统的城市。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暖气事业迎来大发展。1983年年底，全国有17座城市建立了集中供热设施，共铺设供热管道600余公里，市政供热面积3000万平方米。北京也陆续建成了第二热电厂、左家庄供热厂、方庄供热厂等热电厂。80年代后期，我国集中供热逐渐从大型城市向二、三线城市普及。这一时期是我国集中供热高速发展的时期。1989年，“三北”地区十三个省市的供热面积达到18900万平方米，集中供热普及率达到12.1%。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在继续发展集中供热的同时，也开始发展分户供暖，以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为热源的供暖方式不断涌现。目前，我国北方城镇主要采用集中供热，北方农村和南方广大地区则以分户供暖为主。

（选自《北京日报》相关文章）

材料一　

文科包括了人文与社会科学，我国通常概之为哲学社会科学。新文科建设，关键在于这个“新”是指什么？只有明确了这个，才谈得上如何建设。

一个最熟悉的提法就是，新文科要努力进行学科交叉，在学科边界上形成与拓展新的知识领域，尤其是要与科技相结合，实现文理交叉，对文科来说，就是提升文科的科学性，从而推进新文科的建设。毫无疑问，这当然是对的。但如果以此来理解新文科，似乎又只是老话新说，因为强调文科的科学化几乎是现代中国学术自始即高悬的目标与前进的方向。如果说具体一点，上世纪80年代非常流行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在文科中的运用，就是刚过去了的潮流。文理科交叉是如此，跨学科交叉也是如此。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跨学科交叉、文理科交叉是新文科的建设内容，这样的交叉当然是推进包括文科在内的学科建设的重要途径。问题是跨学科交叉或文理科交叉，一直以来是强调的，这里只有做得到不到位的问题，而不是有与无的问题，因此很难以此来理解新文科的“新”。甚至可以说，如果将新文科的建设聚焦在跨学科、文理科交叉上，实乃了无新意。

也许有人持论，当代的科技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有些发展已经深刻地改变着人的生活，因此，今天强调文理科交叉具有与以往不同的深度与广度。这当然也是对的，而且深度与广度的推进，也会带来性质的改变。只是，这样的推进足以表证文理科交叉研究的必要性，而不足以彰显新文科的“新”，因为这些仍然是以往倡导的延续。

真正厘清新文科的建设理念，不是仅仅重提学科交叉这样的旧话，而应该放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内在要求来进行理解。高等教育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尤其是随着20世纪中叶以后知识经济的到来，高等教育的根本目标已越来越清楚，那就是扩大知识生产与培养人，在这个过程中，同步实现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可以说，知识生产与培养人既是高校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内容，又是推进与提升高校发展的真正动力。与此相应，包括文科在内的所有学科则是知识生产与培养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知识分类形态。这种知识的分类形态，即学科，一经形成，便毫无疑义地影响甚至左右着知识的生产与人的培养。只是，这种影响甚至左右原本是正常的，而且也并不可怕，因为知识生产与人的培养的内在要求会以问题为导向，不断突破既有的学科边界，并迫使学科作出相应的调整，跨学科交叉与文理交叉就是这种调整的具体实现。换言之，学科交叉是知识生产与培养人的结果，虽然一旦型塑成新的跨学科，新的学科会强有力地影响后续的知识生产与人的培养，但知识生产与培养人是根本的内在动力。

由此出发，新文科的建设首先应该直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知识生产上寻求知识的增量建设，而不是知识的存量重组，其次，应该重新思考与探索人的培养。

（摘编自陈凡、何俊《新文科：本质、内涵和建设思路》）

材料二　

新文科建设是学科定位、专业布局、评价体系的全面创新。全面创新当然是一个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首先需要一个突破点。这样一个突破点，要能够从根本上创新人文社科的学科特征，还要能够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笔者认为，这个创新点就是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我们知道，学科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知识分化的结果。学科的形成既与知识的分类密切相关，也与知识生产的高度专业化密切相关。学科构成了知识生产的结构，规定着学术生产的理念、方法、目标和流程。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它既是理解和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也在有意无意之间重新分割了这个世界，重新构成了这个世界。甚至可以说，世界因学科而断裂。

比如，我们常说文史哲不分家。意思是说，文史哲这三个学科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不分家”的意思不仅是“不要分家”，而且是“不能分家”。但现实的情况是，无论是从人才培养，还是从科学研究来看，文史哲不仅分了家，而且隔膜越来越明显。又比如，我们经常讲，诗乐舞在起源上三位一体，不可分割，但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在现代学科体系中，诗乐舞相互之间的壁垒越来越严重。这当然不是要否认学科分化的意义。事实上，没有学科分化，就没有现代科学，没有现代科学就没有现代文明，没有现代文明，我们也就不可能在这里坐而论道，探讨学科交叉融合的意义。

笔者所要强调的只不过是，学科分化让我们掌握了更清晰地看待这个世界的种种显微镜，让我们拥有了更轻松地看到远方世界的种种望远镜，但是，这些显微镜或者望远镜很可能是有色眼镜，它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也同时向我们遮蔽了这个世界。就这个意义而言，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实际上就是要突破学科分化的这个有色眼镜，尽可能地面对世界本身，面对事物本身，回到问题本身。

新文科建设，是人文和科技的融合问题。今天，人文与科技之间，仍旧是壁垒森严。我们各行各业都有很多专家，其中有些专家被老百姓戏称为“砖家”。为什么会这样？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很复杂。但是有一点，我认为也和现代社会的学科分化有关系，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脱节有关系，体现在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些专家缺乏人文关怀和价值判断，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专家缺乏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脱离社会现实，视野、格局和方法上都严重受制于所在学科的规定性，受制于这种规定性带来的种种局限性。因此，自然科学研究如果不融合一些人文精神，或者不在人文精神之光的照耀下发展，它的意义和方向就可能出问题；同样，人文科学研究如果缺乏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如果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它的结论和价值也必然缺乏坚实的根基。从新文科建设来说，人文科学应吸取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实现交叉融合，这既是发展趋势、创新路径，也是无法绕开的现实需要。

（摘编自张江《用科学精神引领新文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