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严肃这个观念在我们现代文学开始发展时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当时与新文学的创造方面对抗的是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小说。他们的态度，不论对文学还是对人生，都是消遣的。新文学是严肃的。在严肃与消遣的对立中，新文学运动开始了，尤其是新文学的创作方面。

本来在传统的文学里，“文”的地位不是很高的。文章，小道也。在宋朝还有人说作文害道。作文对道学有害，这是一种极端的看法，文章至少是小道。文章里面的小说，更是小而又小了，在新文学运动开始时，对人生先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对文学，也有一个新的文学观念，这观念包括文学不是专门只为消遣，茶余酒后的消遣；他们认为文学有重大的使命和意义，这是一层。再者，文学并非小道，有其独立的地位。从前是不承认的，就是诗与文在文学中的地位很高，但比起道来，仍然很低。五四运动开始时，反对文以载道。文以载道使文成为一种无足轻重的东西，道占据主要地位。道把文压下来，所以要反对。但当时新文学运动如何表现这两个观念呢?这还得和鸳鸯蝴蝶派对比着来看。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写的多是恋爱故事，但不是当作一件严肃的事情，总带点把恋爱当游戏的态度。看小说的，也是茶余酒后，躺在床上看看。看到悲哀的时候，虽然也流几滴眼泪，但总不认真似的。他们的文学大部分是文言，就是用白话，也是从旧小说里抄来的，不免油腔滑调。新文学在文字方面的态度很认真，教你不能不认真地看。有的人看惯了旧的，看新的作品觉得太正经，不习惯。在内容方面，新文学注重攻击礼教，讽刺社会，挖掘中国社会的劣根性并表现出来，这些方面看出其认真的态度。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倒合乎中国小说的传统，中国小说本来是注重“奇”的。如唐朝的“传奇”，明朝的短篇集“拍案惊奇”。“奇”就是不正经，小说就要“奇”。我们幼时，看小说还叫“看闲书”。小说自身就以不正经自居。明朝虽有《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名称上似乎注重社会的作用。但这三种书被选出编成《今古奇观》，足见仍然也是以“奇”为主。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就在于满足好奇的趣味，所以能收获许多读者。新文学却不要“奇”。“奇”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不大。新文学要正，要正视生活。反礼教，反封建，挖掘社会病根，正视社会国家人生，他们在写作上是写实的，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里面虽然运用了象征意义，但用了写实笔法来写，这种严肃的态度持续不断。直到后来，社会比较安定些，知识阶级的生活也安定下来，于是严肃的态度改变了，产生了言志载道的问题。

新文学初期反对载道，这时候便有人提倡言志。所谓言志，其实是玩世不恭，追求趣味。趣味只是个人的好恶，这也是环境的反映，当时政治上还混乱，这种态度是躲避。他们喝酒，喝茶，谈窄而又窄的身边琐事。当时许多人如此，连我也在内，但这种情形存在的时间很短，从言志转到了幽默。为幽默而幽默，一面要说话，一面却要没有意义，这也是一种极端。生活的道路，越走越窄，一切都没有意义，变成耍贫嘴，说俏皮话，这明明白白回到了消遣。

民国十四年（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反封建、反帝更是迫切。于是文学运动又回到严肃。现在更是严肃的时期。新文学开始时反对文以载道，但反对的是载封建的道。到现在快三十年了，看看大部分作品其实还是在载道，只是载的是新的道罢了。新文学运动三十年间虽有许多变迁，但文学大部分时间是工具，努力达成它的使命和责任，与社会的别的方面是联系着的。

一九四七年五月五日

(摘编自朱自清《文学的严肃性》）

材料二：

文学的严肃性，首先在于文学的真诚性。一位创作者在创作之初可能不会对严肃与不严肃做太多的考虑，或者根本就不必去考虑，但他对自己创作所持的态度真诚与否是清清楚楚的。同样，真正有鉴赏力的读者也能够体会和感觉到这一点。艺术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特定时代下的人的生存状态、情感世界……是否具有自身内在的艺术生命力，这是作为人学的文学基本生命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民歌俚曲未必不严肃，奉命之作甚至圣人或官人所言未必真严肃。《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之所以“是千古不朽高耸于世界文学巅峰”的文学名著，不是因为它们是那个时代“俗得不能再俗的文学样式”，而是它们以真正的文学艺术的形式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风貌，体现出对那个时代的人的命运的关注和作家本人伟大的人文主义情怀。无论是国风、唐诗、宋词、元曲，还是四大古典小说，它们之所以是优秀的艺术作品，不是官方册封，也不是圣人训定，更不是因通俗而流行的，为当时民众一时所喜好，而是因为它们深蕴着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正是这些使它们真正成为文学史上的座座丰碑。

文学的严肃性，还在于其艺术的严肃性。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它是有艺术自身内在的规定性和规范性的。真正的艺术创作者必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审美活动，不存在完全的个人创作，创作者必须对艺术负责、对社会负责，但仅这些还远远不够。艺术创作必须遵循艺术自身的规律，绝不是粗制滥造的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忸怩作态，更不是在商业利润驱动下的粗陋不堪的生物自然主义的描写。

(摘编自宁秀丽、赵庆国《我们需要严肃的文学》）

【材料一】

清代戏剧家李渔说自己写作剧本时“手则执笔，口则登场”，意思和老舍说的“出着声儿写的”是一样的。

这个“出着声儿写的”，可以说是剧本语言区别于其他文学作品语言的最根本的特点。剧本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当然和小说、诗歌的语言有很多相通之处；但剧本同时又是舞台演出的脚本，是导演、演员进行二度创作的依据，因此又有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的特点。因此，剧本的语言之美，不只表现为和其他文学语言相一致的地方，如形象、生动、准确、凝练之类，更有它独特的美。由于剧本中作家的语言，即舞台提示、动作说明一类并不直接和观众见面，观众直接欣赏到的只是人物的台词，所以严格意义上的戏剧语言应该是剧中人物的语言，相应的，戏剧语言之美也通过人物的语言表现出来。

老舍所说的“出着声儿写的”，就是要求剧本的语言适合舞台演出的需要，具备戏剧性。具体些说，即要求剧本语言具备动作化、个性化、口语化的特征。

剧本语言首先应该是动作化的。这就是说，语言应该成为人物外部动作的组成部分，它必须和人物的外部动作结合起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从而推动剧情的发展。

剧本语言还应该是个性化的。剧本不同于小说，由于剧作者不能直接出面介绍，所以人物的性格特征只能由人物自己的台词来表现，因此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就特别重要。所谓个性化，是指人物说的话完全符合其性格、身份、经历等一切主观因素。好的剧本语言往往能使听众闻其声而知其人，从说话的方式、内容就能知道说话者的性格特征。

口语化也是剧本语言必备的特征。戏剧诉之于观众的听觉，而观众未必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如果有一两句台词听不懂，就会影响对剧情的了解。另一方面，演员是说台词，而不是念台词、朗诵台词，过于书面化的语言不利于听众听懂，演员说起来也别扭。因此，剧作家都很注重台词的口语化、浅显化。

除这三条外，戏剧语言还有一些别的讲究，如应该富有潜台词，即对话要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这也是戏剧语言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一般说来，富有潜台词的语言，往往是动作性很强的语言，能够很好地表现人物内心的冲突，所以很受剧作家的重视。

——摘编自邹红《如何欣赏戏剧之美》（《语文建设》2016年第10期）

【材料二】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于潜台词是这样说的：“什么是潜台词，就是角色的并不明显的、但内心感受得到的人的精神活动。”它在台词背后不断地流动着，随时都在给予台词以依据，赋予台词以生命。对于演员来说，掌握了潜台词的意义，就等于掌握了人物形象塑造的“命脉”。潜台词是人物在舞台行动中内心情感的真实表露，是演员进行人物塑造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提升并掌握台词能力的重要途径。不同人有着不同性格，有着其独特的说话方式，这些归纳细化在人物塑造上就是不同音色、不同语气、不同语调、不同习惯。所以，演员的台词表达需要“性格化”创作，给声音“化妆”，挖掘角色身上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说话方式进行表达，掌握人物性格的语气、语调、说话习惯等。这就需要通过细致的生活观察，深入人物内心，理解人物性格特征来完成。在此过程中，抓住潜台词，就有了一切行动的依据。

潜台词的挖掘是人物塑造是否成功的关键，也是角色心象与内心视像的支撑。成功地挖掘角色内心潜台词，能够最大限度上带动演员表演时的情绪、状态、肢体动作。演员只有通过自己深入挖掘角色内心的潜台词，才能塑造好角色。

在舞台艺术中，语言既是创作的结束，也是创作的开始。演员二度创作的基础和依据就是剧作家的台词（包括提示）。然而，演员之所以需要作者的语言，并不是为了要背熟它，做机械的舌尖运动，而是把它当作推动演员想象的主要材料，是为了了解作者台词中所包含的丰富思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还说明了演员准确把握潜台词的方法：“演出任何一场戏，你们应当首先再创造每句台词之前存在的全部思想。虽然不一定要把这些思想全部说出来，但是它应当存在。为了更好地掌握自己的以及对手的没有说出声的台词，甚至不妨试试：把所有一切都说出来，这样排练一段时间。因为没有说出来的思想，同样也是和对手相呼应的。”

在舞台表演中，演员之间的对手戏，往往会出现对话与对话之间的空白期，这个时候演员必须要进入角色的情绪中，因为演员的情绪带动着观众的情绪，而支撑演员空白期内心情感的便是潜台词，同时潜台词也建立了演员双方更加紧密的交流，当其中一方给出刺激，另一方才能够准确地做出相应反应。潜台词对于人物塑造的支撑有巨大的帮助，这也是演员贴合原著的重要一点。

——摘编自何海航《台词语言背后的价值——潜台词》（《戏剧之家》2020年第32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中国—中亚峰会于5月18日在西安开幕，恰逢国际博物馆日。作为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人类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场所，博物馆集中了过往人类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无论是精妙传神的书法绘画、流光溢彩的瓷器玉器、还是巧夺天工的织绣、惟妙惟肖的雕塑和造像都反映了不同时代人类思想和工艺的最高水准，值得反复玩味。

作为丝绸之路上最负盛名的商品之一，瓷器最早产自中国，但元明高品质青花瓷所用青料苏麻离青却系西亚进口。当时发达的丝路商贸将众多精美元青花瓷器运往海外，土耳其和伊朗博物馆元青花馆藏数量甚至超过中国本土博物馆。中国瓷器文化影响了世界，意大利学者佛朗切斯科·莫瑞纳著书提到中国瓷器“使欧洲人倾心不已，激发了他们在16世纪大量仿制中国瓷器的热情”。

今天，在欧洲各国博物馆都可以看到数百年前欧洲制作的器型、纹样与中国瓷器如出一辙的器具。同时，中国艺术发展也受到外来影响，元明众多瓷器纹样都有阿拉伯国家特征，清代雕刻的西番莲纹以及日常器具繁复的装饰手法都有明显的“欧风”……

在尊重、发掘和保护自身文化遗产的同时，越来越多有识之士也看到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对提升本国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意义。

中国近年着力加强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积极推动文化遗产领域国际合作、在古代文明研究、联合考古、古迹修复、博物馆交流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合作修复希瓦古城，中国“文物医生”帮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修复，中国援助尼泊尔完成神庙建筑群文物本体维修……同时，2019年意大利返还数百件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在海内外引发了强烈反响、反映出对历史和文明的尊重日益成为各国共识。

伦敦金斯福德学校校长琼·戴岚说：“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认识和颂扬不同的文化非常有益，而这不应该仅仅作为学校教学的内容，更应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如今参观博物馆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对国民素质教育发展意义重大。

（摘自《在博物馆：汲取向史而新的力量》，有删改）

材料二：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进入Web3.0时代，“元宇宙”概念引发无限畅想，文博行业迎来信息化时代重大机遇。高精度三维数字建模、虚拟修复广泛应用于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使珍贵文物得到有效保存，破损文物得到精准修复。文化遗产大数据概念深入人心，更加注重基础数据的采集、标注、关联，各类“数字人文”专题知识库建设初见成效，可视化展示直观生动。高清大屏、AR增强现实、裸眼3D等沉浸式展示手段广泛应用于陈列展览，精彩纷呈。借助融媒体平台开展云展览、云直播、云教育，创新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构建起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全媒体矩阵传播体系。数据融合、可视化呈现等形成博物馆“智慧大脑”，实现博物馆运营智能精细化管控等。

文物活化利用的深层内涵是指“强化对文物资源价值内涵的挖掘阐释，创新传播平台和传播方式，让文物蕴涵的多重价值活起来”。按照“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利用新技术、新方法通过不同渠道让文物活起来成为博物馆的职责和使命。

文物价值内涵丰富、数字技术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价值挖掘、利用开辟了新的路径。数字化实现文物本体向可计算的数字实体映射，数据化实现可理解的文物资源知识组织，智慧化构建可展示、可感知、可交流的文物价值体验场景。通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图像识别等信息技术与数字人文的融合发展、博物馆可以将海量、多源、异构的文化遗产数据。涉及文本、图像、音视频、二维影像和三维模型等数据类型整合、通过细粒度的数据采集、标注、数据关联，以及跨模态精准映射、全面立体挖掘文物价值、如上海博物馆可视化项目“宋徽宗和他的时代”，通过数据采集、标引、关联等、采用可视化的方式从安全、环境、经济、文化等多维度解读时代背景，通过人物关系、事件、作品等剖析宋徽宗的多面人生、将历史信息和地理信息紧密结合，趋势分析和主题发现展示一体化、使孤立的文物真正活了起来。

数字技术同以丰富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使静止的文物动起来、活起来，从而使观众获得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如2021年、“纹”以载道——腾讯故宫沉浸式数字体验展在深圳开幕，展览以纹样作为主线、通过裸眼3D装置、环幕、AR漫游等技术手段，虚拟倦勤斋等现实场景，打造全感沉浸式互动新体验、使观众深刻感受到华美精巧的中华纹样之美。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首个虚拟数智人“艾雯雯”、开启“上云用数赋智”、引领智慧博物馆建设进入新的阶段，一经推出就吸引广泛关注、未来将在文物知识图谱、智能问答等多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保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是文博工作者的时代使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文博工作者要始终牢记、文化遗产是民族之根、是时代之魂，数字技术是方式方法，是手段工具，新技术的应用要以提升业务水平为前提，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博物馆不是新技术的实验场、而是文化和科技完美融合的体验场，只有深刻认识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博物馆业务发展，才能更好地保护中华优秀文化基因，盘活文化遗产数据资源，做出有知识、有内涵、有温度、有审美的数字文化产品，实现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

（摘自马玉静《数字信息技术释放博物馆的力量》，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