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选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着眼于世界平衡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局而提出的全球治理、国际交往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延续。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之道”的当代表达，中华优秀文化提倡“以他平他谓之和”，进而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求同存异”“和谐共生”的最佳状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根据不同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提出了“自然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三个概念，认为只有“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为它超越了资本逻辑，不会以某种特殊利益为导向，而是一个包含共同利益追求，使个体自由利益与群体利益能达到和谐状态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也是对人类思想史中其他“共同体”概念的继承与批判。在众多共同体概念中，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和英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共同体概念影响较大。滕尼斯从历史的维度审视了现代都市生活与乡村民俗生活的差异，认为前者是社会，是“一种人工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而后者是共同体，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过著名且影响深远的论点：民族不是许多客观事实的总和，而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共同体，是一种被想象的创造物。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这些共同体概念的批判体现在它超越了血缘、地缘和民族的边界，力图带领全人类进入遵循人本逻辑的有机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是什么？概括来讲就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形成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共建开放包容、和平美好的世界，促进人类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现为以下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理念。是占据人类真理和道义制高点的理念。其中和平的理念、发展的理念、公平的理念、正义的理念、开放的理念、民主的理念、自由的理念等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行动。具体而言，是人类正在推进和探索的，有时是极为艰难的现实行动。这方面，我国起到了排头兵作用。比如，“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加快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胸怀。是一种“授人玫瑰，手有余香”“君子成人之美”的博大胸怀。从“本国优先”的角度看，世界是狭小拥挤的，时时都是“激烈竞争”。从命运与共的角度看，世界是宽广博大的，处处都有合作机遇。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趋势。是赞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和人们会越来越多，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和人们越来越少的趋势。一言以蔽之，赞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容改变的历史大趋势。我们应该顺应历史大势，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搏弈，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摘编自许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基本内涵与呈现形式》）

材料二：

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复兴的中国为全球化、全球治理提出的代表性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也是天下大同、丝路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告别普世价值的迷思，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化、全球治理铸魂。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应如何更好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挑战、共创美好未来？从时间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开启文明“各美其美”的前景。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内敛、并联、和平方式实现，推动文明的共同复兴，开创文明新秩序：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进步超越文明优越。从现实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美人之美”，打造均衡全球化版图。中国式现代化则是结合自己的国情，有序地建立经济特区、开发区、经济园区等，自信自觉地探索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从自身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立己达人，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打造命运与共伙伴网络。五千年连续不断的中华文明实现伟大复兴，是人类现代化更具包容性的叙事，开创了现代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中国式路径。未来，中国更应该通过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实现命运自主，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进人类共同现代化，构建命运与共、互联互通的全球伙伴网络，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王义桅《回应“世纪期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贡献》）

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

对您的问题回答如下：

（1）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在经济关系中还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包括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如果像您所说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则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在技术上的实用价值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东西。可惜在德国，人们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

（a）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的那种从1648—1830年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中产生的致命的疲惫和软弱（最初表现为虔诚主义，而后表现为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曾是重新振兴的最大障碍之一，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把慢性的穷困变成了急性的穷困才动摇了。所以，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

（b）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

在德国，达到正确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著作界对于经济史的不负责任的忽视。不仅很难抛掉学校里濯输的那些历史观，而且更难搜集为此所必需的材料。例如，老古·冯·居利希在自己的枯燥的材料汇集中的确收集了能够说明无数政治事实的大量材料，可是他的著作又有谁读过呢！

此外，我认为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作出的光辉范例，能对您的问题给予颇为圆满的回答，正是因为那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我还认为，大多数问题都已经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九至十一章、第二编第二至四章和第三编第一章或导言里，后来又在《费尔巴哈》最后一章里谈到了。

请您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句话，而要把握总的联系；

可惜我没有时间能像给报刊写文章那样字斟句酌地向您阐述这一切。

请代我……先生问好并代我感谢送来……，它使我十分高兴。

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的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