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性与网络社区融入

①近十年来，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主流的人际交往平台，人们的交流从面对面的现实世界延伸至非面对面的网络社区，在一个“人人皆有麦克风”的意见市场，用户可以根据自身喜好、需求选择接受的内容，通过关注、点赞、评论、转发等方式参与到社交媒体活动中，那么，用户又是如何融入到网络社区的呢？

②社会学中的相似性效应理论及相关论述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思考这个问题。

③根据相似性效应理论，人们更偏爱与自己特征相似的人。相似性效应之所以产生，与人的社会性分不开，因为相似性让人与人交流更顺畅，理解更容易，预测对方的反应也更准确。相似性增加，人们互相之间的吸引力也随之增强。

④但是，在有些社会学家看来，某些情境下，相似性并不一定产生吸引，甚至会抑制吸引。根据社会学中的自我扩展模型，人们有将新内容（如观点、资源）纳入自我的需求，以获得自我成长和自我提升。基于这一模型，差异较大的个体能提供更多更新的信息资源，更具吸引力，相似反而具有排斥作用。

⑤用户融入网络社区的情形，可以印证社会学家提出的这些看法。

⑥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户通过与相似用户的互动获得并增加认同感。社交媒体平台上具有相似性的用户聚集在社区标签下形成虚拟社区。虚拟社区的价值理念、共同目标等要素吸引用户，并促进社会认同的形成。用户对所在社区的认同程度影响他的行为。比如，对社区高度认同的用户更愿意与社区内其他成员进行紧密合作。一旦用户的价值观念与社区的一致，他们就会关注集体的利益和目标，并将用户个人的贡献与社区价值联系起来。社会认同对贡献量的影响，可以通过用户对社区的认知和情感认同来解释。以上说明，用户之间的相似性是他们融入网络社区的动因。

⑦然而，用户之间的相似性也会限制用户的自我扩展。如社会学家所说，人有自我扩展的需要。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户从其他成员的想法中获取信息资源，并将其视为自我价值的一部分，结果感受到社交媒体教会了自己很多新东西，带给自己很多新体验，从而满足自我扩展的需求。但是，相似性较多的用户熟悉彼此的认知边界，能为对方提供的新的信息资源较少。这样，自我扩展倾向突出的用户的需求就难以得到满足，他们出就难以融入网络社区。

⑧那又如何使这部分用户融入网络社区呢？我们可以依据用户认知需求加以调节，以满足他们的自我扩展。事实上，这部分用户的认知需求是有差别的。高认知需求的用户倾向于收集新信息、处理复杂信息。因此，针对这样的用户，社交媒体可以减少用户间相似性的提示或呈现，帮助其通过自我扩展获得成长。低认知需求的用户喜欢明示性信息，倾向于浅层信息加工，社交媒体也可以采取相应的策略给予满足。通过这些调节，自我扩展倾向突出的用户也能融入到网络社区中。

材料一：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

（摘自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材料二：

不少评论家、诗人和诗歌读者都感觉到当代新诗创作与理论进入了一种停滞不前、缺乏生命力的状态。由于古老的东方文化传统与汉语都不可能向西方文化和语言转化，而西方诗歌文化与语言又不可能被缺乏本民族传统意识的诗歌作者与理论家自然吸收，食洋不化的积食病就明显地出现在诗歌创作和理论中。

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他文化”吸收力的强弱与自己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强弱成正比，唐代之所以能广泛吸取西域民族、北方民族及佛教的文化，正因为它拥有一个秦汉以来建立的强大的中华文化传统，这传统如一个消化力极强的胃，吸收了四方异域的文化，借以繁荣本民族文化。当代新诗不但丢失了本民族的诗歌传统，而且也失去了对那个传统的记忆和感情，而中华文化又不同于其他以拉丁语为先祖的各种西方文化，可以自然地相互吸收，所以必然会发生这种食洋不化的病症，这病症是当代诗歌失去读者的重要原因。当代诗歌由于时代内容的发展，已无法退回到新诗运动初期的状态。当代社会让世界村的居民们多少都进入了一个更复杂的感性与知性世界，中国诗歌也相应地在寻找与之相当的艺术形式，主要是诗歌语言、内在结构、外在形态。这些必须是有本民族实质性的和具有现代性的，单靠移植西方是绝对不行的。

我们认为，21世纪中国新诗能否存活，就看我们能否意识到自身传统的复活并进入现代，同吸收外来因素之间的主次关系。没有传统何谈创新?没有传统作为立身之地，创新很可能变为全盘西化。所以，中国当代新诗一个首要的、关系到自身存亡的任务就是重新寻找自己的诗歌传统，激活它的心跳，挖掘出它久被尘封的泉眼。读古典文史哲及诗词、诗论，想现代问题，使一息尚存的古典诗论进入当代的空间，贡献出它的智慧，协同解决新诗面对的问题。据我的学习经验，历代中国文论中存在着大量对我们今日所思考的诗歌理论仍有意义的撰述，而我们却只习惯于引用西方理论，无暇回顾一下自身传统中这些理论，师洋师古应当成为回顾与前瞻的两扇窗户，同时拉开窗帏，扩大视野，恢复自己传统的活力才能吸收外来的营养。

中国古典诗论在研究方法上与西方文论也有很大不同。西方文论强调逻辑剖析，优点是落在文本实处和清晰的抽象概括，但其弊病是容易刻板、枯燥、概念化，解剖刀往往伤及神经，概念也有失去生命的变幻色彩的毛病。而中国古典诗论体系虽不十分清晰，却能以富有内涵和想象力的诗样的语言传递给读者审美的智慧和哲理，不至于有水涸石露的窘境，而其中人文的情致、暖意、活力，丝毫没有实验室处理后的褪色失鲜之感。读古典诗论后可以意识到西方的科学分析、逻辑推理、抽象名词杜撰等虽不失为一家之法，却并非唯一的方法。而中国古典诗论的风格与中国古典哲学的灵活、深邃、玄远相匹配。对于诗歌这样内涵深、变幻多的文学品种，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有其突出的优点。

（摘编自郑敏《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地质学清楚地揭示，各个大陆过去都曾经历过巨大的环境条件变迁，所以我们可望在自然条件下看到生物的变异，如同它们在驯养情况下所发生的那样。只要在自然状况下有变异发生，那么认为自然选择不曾发挥作用就很难解释了。常常有人主张，在自然条件下，变异量仅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但这是无法证实的。虽然只是作用于外部性状，并且其结果很难确定，但人们却可以将驯养生物个体的微小差异逐渐积累起来，并在一段不长的时期内产生巨大的效果。物种中存在着个体差异，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但是除了这些个体差异外，所有的博物学家还承认有自然变种的存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别十分明显，值得在分类学著作中记上一笔。没有人能明确区分开个体差异和微小变异，也难以区分特征明显的变种和亚种，以及亚种和物种。在分离的大陆上，或在同一大陆被某种障碍所隔离的不同区域内，以及孤立的岛屿上，存在着如此多样的生物类型，它们被一些有经验的博物学家归为变种，或被另一些博物学家列为地理种或亚种，而另一些却将其列为亲缘很近、特征明显的物种。

如果动植物确有变异，不管这一变异是多么微小和缓慢，只要其变异或个体差异在某一方面有益于自身发展，它们为什么不会通过自然选择将其保存和积聚起来，即所谓最适者生存呢？如果人们能够耐心地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变异，那么在复杂而多变的生活条件下，那些有利于自然界生物的变异为什么不会经常产生，并得到保存或选择呢？那些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起作用的，并严格审视每一个生物的全部体制、构造和生活习性的选择力量——即择优弃劣的力量，会受到什么限制吗？据我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这种缓慢的，并巧妙地使每一种生物类型都能适应最为错综复杂的生活条件的力量。

（摘编自《自然选择的证明》）

材料二

1859年11月，达尔文出版了旷世之作《物种起源》。与达尔文同时发表相似观点的华菜士把这个理论称为“达尔文主义”。当时生物学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今天我们熟知的遗传规律以及基因等概念当时都没有出现，因此达尔文进化论在解释诸多具体细节时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错误。在后人的持续研究中，进化论被不断修正和完善着，但总体而言，达尔文进化论并没有被根本性动摇。

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在1885年提出了“种质连续学说”，否定了达尔文学说中关于遗传规律的一些非正确观点。但对于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方面，魏斯曼完全接受并继承了，认为除了自然选择外，进化不再需要其他机制。这种基于种质连续理论的进化学说被称为“新达尔文主义”。

站在今天的视角，“种质连续学说”还不是真正的遗传规律。奥地利的孟德尔在1866年发现了真正的遗传规律，即经典遗传学上的两个重要定律——遗传因子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1900年，孟德尔的工作及其遗传学说被三位植物学家各自通过研究植物杂交而“重新发现”，遗传学从此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

遗传学蓬勃发展的最初阶段，由不连续突变引起进化的突变论思想占了上风，对达尔文的渐变论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挑战。但随后不久，一系列新的遗传学发现，尤其是群体遗传学的创立和发展，为达尔文“连续变异性状”的遗传机制找到了解决方案。当然，也对达尔文原来的一些观点进行了修正。例如提出了“适应度”的概念取代传统的“最适者生存”的说法。到了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基于渐进化、自然选择和种群思想，同时又符合已知的遗传学机制，此外还考虑到环境因素影响的综合进化理论形成，标志着现代达尔文主义的产生。

现代达尔文主义把进化的思想扩展到生物学的所有分支，以消除进化生物学与生物学其他领域之间的隔阈，也把现代生物学中各个领域的进展尽量融入其理论框架之中。

如今，在这个分子生物学时代，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生命密码的破解，进化论仍在不断地发展，“基因选择学说”“社会生物学”“间断平衡”“中性理论”“进化发育生物学”等理论或学科的发展，都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推进着进化论。

（摘编自《进化论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