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费先生^【注】的学术自觉归根到底是对自己人生历程的梳理和总结，是其生命自觉的表达，也是他近年来倡导的“文化自觉”的亲身尝试。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尺度，一种参照，一种风范，激发我们去进行自我审视，调整心态，增强和提高学术使命感、责任感，自觉抵制和克服种种不良作法和风气。

对于一位献身学术事业的人而言，学术就是人生，学术自觉的首要目的是对人生责任的意识和承担。费先生就是这样，他的学术自觉的落脚点是对自己“人生天平”的考虑：“从‘实’当中求到了‘知’之后，应当再回到人民当中去。从哪里得到的营养，应当让营养再回去发挥作用。中国人讲‘知恩图报’，我图的‘报’就是志在富民。我写过一篇文章，讲‘人生的天平’，我们从社会所得到的投入，和我们为社会所做的事情，是天平的两端。拿我来说，从小受到比较好的教育，并不容易。我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务人员，全家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生活。我的母亲很节俭，目的就是要让孩子都受到好教育。母亲去世后，姐姐供养我念书。清华毕业后，出国留学用的是庚子赔款，是人民的血汗。这些都是社会花在我身上的投资。社会对我有这么多的投入，我自己产出多少，这个问题不能不想。我觉得自己的产出远远不够，这不是虚话，是实情。”费先生只争朝夕，老而弥坚，辛勤耕耘，心系国脉，“力求此生能对得住祖祖辈辈的培育和期待。”

人生的终极关怀，人生意义的最后依托，人生境界的开显，使得费先生的学术自觉辽阔而厚重，洋溢着一种超越生死的不朽追求和神圣感。他将个人的生命与整个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人类文化的未来视为自己立心立命的精神殿堂。他曾这样倾吐自己的肺腑之言，令人感慨万千，回味无穷：在人生最后阶段，一个人“会想一个问题，即个体受到生物体的限制，不能再活下去了。这是上帝决定的。中国人叫‘命’。天命如此。到这个时候，人会感觉到，有个东西在自己死后还会继续延长下去，这就是人文世界。想到这一点，会产生一种感觉，想再做点事情，留点影响给身后的世界”。对后代的责任，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憧憬，对人类冲突的忧虑等就是费先生所谓的“身后之事”，由此显现了其博大而崇高的生命境界：“我还在想身后之事。不能说我快死了，看不到那一天了，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中国人不这么想问题的，我虽然快死了，文化还存在，人类还存在，地球上的人还得活下去。活下去就会碰到这个问题，就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责任为后来的人们想想问题，做点准备。”在费先生看来，学术自觉就是通过反思和对话实现自我理解、自我批判，从而认清自己思想的本来面目，把握自己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运行逻辑，突出自己的文化使命，并且他将反思和对话视为推进其学术生命的动力和法宝。费先生认为，要认识社会，认识文化，首先要实现自我认识，他的学术反思和学术自觉实际上正是他个人的“文化自觉”。“学术反思是对个人而说的，文化自觉是学术反思的扩大和发展。从个人扩大到自己所属的文化，从个人的学术发展扩大到一门学科的演变。学术反思是个人要求了解自己的思想，文化自觉是要了解孕育自己思想的文化。因为要取得文化自觉到进行文化对话，以达到文化交流，大概不得不从学者本人的学术反思开始。学术反思到文化自觉，我认为是一脉相通的。”在费先生那里，文化自觉包含有三个层次：个人的文化自觉、群体（特别是民族）的文化自觉和人类的文化自觉。学者个人的文化自觉主要是学术自觉，学者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他们的学术自觉对于实现民族的文化自觉乃至人类的文化自觉具有不可替代的先锋作用和集成价值。一代有一代的学术，在这个斗智的世界上，学术自觉不仅事关学术竞赛和文化建设的竞赛，而且关系到民族和人类存亡的生死较量。

费先生从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出发分析了学术工作的性质及其所体现的人生价值取向：“学术工作也是个人的社会行为，既不能摆脱社会所容许的条件，也还要适应社会演进的规律，这样才能决定自己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应当怎样进行自己的学术工作。这种自觉可说是一方面既承认个人跳不出社会的掌握，而同时社会的演进也依靠着社会中个人所发生的能动性和主观作用。”当代一些学者更多地是把学术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而缺乏更高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造成这种情况，固然由于学术的外部环境，但他们的内在志向与意义追求的缺乏与低廉不能不说是更深层的精神心理原因。种种学术腐败说到底就是因为缺乏崇高的学术使命、严谨的科学方法和健全的治学品质，实质上体现了人生观的偏颇肤浅和急功好利。

费先生的学术自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我反思的尺度和范例，他倡导和呼唤着一种学术新风气：“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就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和一群人来发扬一种新风气。我想当前的新风气就是文化自觉，各民族开始要求自己认识自己的文化，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怎样发展下去？人文科学负有答复这一系列问题的重大责任。”

（选自王文兵《费先生的学术自觉》）

材料二

7年前在我80岁生日那天在东京和老朋友欢叙会上，曾瞻望人类学的前途，说了下面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我想也就是今天我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这是处于分散、孤立状态中的人群所必然具有的心理状态。“美人之美”就是要求我们了解别人文化的优势和美感。这是不同人群接触中要求合作共存时必须具备的对不同文化的相互态度。“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总而言之这一文化价值的动态观念就是力图创造出一个跨越文化界限的“席明纳”（注：音译词，指学者之间的对话），让不同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取长补短。

（选自费孝通《人文价值再思考》）

材料一：

①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而在我们中国“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叔伯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

②这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不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愈推愈薄，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③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④在乡土社会里，地缘关系也是如此。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这和我们的亲属圈子是一样的。像贾家在鼎盛时期，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就更多了，什么宝琴、岫云，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团。到极端时，可以像苏秦潦倒归来，“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

③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有删改）

材料二：

①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②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祠堂祭祀有多种，有季祭、节祭等。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行为，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戒不良行为。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种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就受孝悌之礼等熏陶。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

③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暗示或渗透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又或是牌楼照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龙蛇龟田”象征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才能福临；各种各样的墀头“耕读”字样引导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④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虚构，而是从对亲生父母之爱与敬延伸到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真实无妄的伦常尊亲的追溯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祭拜，关系着对人伦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理解。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材料三：

①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电脑、网络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时代的变迁使得差序格局在现代社会呈现出新的特点。

②网络的发展使得 face to face 的人际交往模式中增加了 cmc 的交往模式（基于计算机为媒介的人际交往）。在 cmc 交往模式中，人们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地位进行无所顾忌的交流，真正做到畅所欲言。这种开放的交流方式正不断地淡化着传统差序格局中的等级意识。

③网络社会的虚拟性使得人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宣泄自己的情绪、表达对上级的不满、批判政策的不公。于是，网络的舆论压力使得政府不得不考虑民众的意见反馈，从而制定出民主科学的决策制度。网络成为了人们宣泄的一种渠道，也提升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批判意识，从而使法制观念得到强化。

④网络社会下的具有超时空特点的人际关系扩大了人们的交际范围，使得“弱关系”得到发展。虽然差序格局具有扩张性的特点即差序圈层的向外扩散，但人们的交往范围始终不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且交往的对象往往与自己有血缘或地缘的关系。血缘、地缘这些先赋性的关系称为“强关系”。与此相对的是“弱关系”，即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交往的对象来自各行各业。与差序格局中的“强关系”不一样，网上交到的朋友一般都是“泛泛之交”。

⑤当水波纹荡及现代社会，传统的差序格局日益演化为一种“新差序格局”。我们要正确认识差序格局，逐渐淡化传统差序格局对人们的负面影响，以促使其朝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唯有如此，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

（摘编自黄凯妮《现代社会下差序格局的变化》）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作者的学养与编辑的修为

韩东育

①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语言系统发生了中西杂糅的现象。中式的文言和欧美的西文经混交后形成了第三种表达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的话语结构总体上已西式化，而文言只能以成语等形式穿插其中时，主、谓、宾、定、状、补成分的不全甚至丢失，便成为论著写作过程中的习见现象。这应该是任一期刊或出版社的编辑在处理来稿时最为头痛的问题：文稿上大片大片的标红，往往意味着改写甚至重写。我自己就曾被老师们和编辑们教育说：“你为什么不好好说话”。

②理论生硬、概念不清和表述含混，也容易导致洋洋万言不知所云的尴尬。近现代中国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装置，几乎都是外来的，由于它们总能以正确和时尚的面貌出现，便自然有人甘做隔空对接的理论倒也乐此不疲。他们弄了一大堆连其本人都未必弄懂的欧美框架，写文章时也总是设置出无数道概念隔离墙，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表现作者的“体大思精”。

③由此我想起了一个或许与此无关的小困惑，即关于何谓“历史”的问题。所谓“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进程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这几乎是用概念来解释概念的“概念”。我注意到一个小孩问“什么是历史”时，他父亲回答：“历史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前人类社会发生过的能够规定和影响你当下生活和未来走向的往事。”它或许不够周延，但我至少听懂了。年轻时写论文，我喜欢拿代表“权威”的西方理论和学者语录作为某个中国史研究问题的前提或结论，结果，历史本身的前提和结论反而被我蛮横地取消了。直到读了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时，才明白就在我夙夜标榜自己是经典作家的信仰者时，其实并没有读懂他们的原著，也不想了解他们的语境。由此而养成的一味执念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舶来权威而放弃自主思考的思维堕性，其实还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学术犯罪，因为“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

④历史学者应该以怎样的知识结构来面对受众，显然又是一个问题。苏联碎片化的学科分类对中国学界的影响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一体化格局已被乱刀寸断，轻则一分为三，重则一分为N。我的一个学生跟我念了几年书后，只听到一场哲学家的讲演，就告诉我说他想改学哲学了，似乎哲学可以不需烦琐考证而直奔结论。“老北大”和“民国范”之所以不必忌言，是因为他们在接受欧风美雨洗礼前；早已拥有文史哲齐备的综合知识结构和连类格义的问题解释能力。这是否意味着新生代的史学工作者需要在基础知识上做出适度的复归呢？马克思所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说法，或许在说历史学者应该是过往知识和历史智慧的综合掌握者和传承者，而不是单一工种的工匠。孔子是史学家、文学家、伦理学家，还是武家、数学家、教育家抑或社会学家呢？从他曾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的教授者看，孔子应该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教师。即便退一步，允许我们把知识的范围进一步收窄，至少也应该具备刘知几所要求的“史家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而“才学识”又何尝不是今天所说的“文史哲”呢？可是，有许多学术论文常常给大家带来的烦恼是，编辑和读者在拜读那些动辄万言的大作时，不消两三行就昏昏欲睡，不忍卒读了。这除了表明我们自己文笔不够典雅、材料不够结实和结论无所见识外，好像并不能证明历史学本身出了什么问题。

⑤一篇有参考价值的文章，还应该内藏有该问题本身的微学术史。可编辑在审稿时却每每发现，许多稿件不是把先行成果说得一无是处，借以凸显自己的“创新”能力，就是把学术史回顾与文章展开内容处理成全无关联的两张皮。一个好的学术史梳理，应该是在充分吸纳和尊重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再提出自己更深入的思考而不是相反。而行文结构上的环环相扣和逻辑递进，也就自然展开于前期研究之“必要条件”和自我新论之“充分条件”之间了。

⑥在了解了编辑立场的同时，也需要体察作者对编辑工作所寄予的厚望。多年来，编辑队伍已整体学者化，这是事实，毋庸讳言。但是，曾几何时，个别编辑的自律和自省，似乎也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首先，“不懂的就是错误的”，容易堕为成见式进退稿件的潜规则。学界最喜爱的，应该是“读尽天下好文章”的编辑不拘一格的目力和魄力，以及敢于超越自我眼界的站位和勇气。否则，当有些稿件因为编辑人员的逼仄视野和主观好恶或黄钟毁弃或瓦釜雷鸣时，使不但有损于编辑本人的名声，久而久之还会毁掉一个好的杂志社或出版社。其次，编辑的学养、识辨能力和职业道德，有时比刊物的所谓级别更加重要。同时，外审制度必须要坚持，但是，外审意见不等于就是决定性意见，因为外审人员中，同气相求者有之，同类相斥者有之，应付了事者有之，不读稿件者亦有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编辑本人的判断不能介入，其对学术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⑦学术乃天下公器，中国史学的繁荣发展，需要编辑和学人相携而行，愿我们一起努力，共同推动。

（本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