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不住的手

赵树理

白云岗公社大磨岭大队有个教练组，是高级社时期成立的，任务是教初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学技术，两个做活质量最高的老农民当教师，陈秉正兼任组长，王新春兼任副组长。

组长陈秉正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了，按一般惯例，这样大岁数的人本来早就该不参加主要劳动，大队成立敬老院，经过评议，请陈秉正老人退休入院。这老人只进去了三天，就觉着只做那些揭麻皮、拣棉花之类的轻微劳动，有气力没处使，自动要求出院，依旧当他的教练组长。

他教人做活，不但要求规格，而且要教架势，他先做榜样，让徒弟们在一边跟着看。他一边做一边讲，往往要重复讲十几遍，然后才让大家动手他跟着看。因为格律太多，徒弟们记着这样忘了那样，有时候腰太亘了，有时候步子乱了，有时候下锄没有计划 ……陈秉正不住口地提醒着这一个，招呼着那一个，也常常随时打断他们的工作重新示范。

徒弟们练架势练得累了，陈秉正便和他们休息一阵子，也招呼相隔八九段梯田下边的沟岸上的副组长王新春。陈秉正一见王新春过来，就伸出手来和他握手，王新春却常是缩回手去躲开。王新春比陈秉正小十来岁，和陈秉正很友好，就是怕和他握手，因为被他握住像被钳子夹住那样疼。

陈秉正的手确实和一般人不同：手掌好像四方的，指头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圆的指头肚儿都像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整个看来真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

王新春对周围的青年人说：“没有那两只手，咱们现在种的这教练场恐怕还是荒坡哩！这些地都是他老哥和咱们现在的大队长父子俩一攫头一攫头剜开、一条堰一条堰垒起来的。”

陈秉正一本正经地说：“是叫你们学成我这手，不是叫你们长成我这手！不是开山，我这手也长不成这样；不过上辈人把山都开了，以后又要机械化了，你们的手用不着再长成这样了！”

一九五九年冬天，儿孙们为了保护老人那双劳苦功高的手，给他买了一双毛线手套，老人带好了握了握、伸了伸说：“还好！”说罢，卸下来交给满红媳妇说：“暂且给我放过去吧！” 满红媳妇说： “爹！你就带上走吧！到地里手不冷？ ”老人说：“在沟里闸谷坊，戴上它搬石头不利落！”说着就放下走了。以后谷坊闸完了，别的活儿又陆续接上来——铡干草、出羊圈、窖萝卜、捶玉米 ……哪一种活儿也不好戴着手套做，老人也就忘了自己还有一双手套。

一天，陈秉正被评选为本年的劳动模范，要到县里去出席劳模大会。他除了换上新棉袄和新腰带外，又把他的手套带上。

他住在招待所，当天吃过午饭，人们差不多都想上街逛逛，老人束上腰带，戴上手套，便走出房间。因为院里两截剩余木料碍着路，他总觉着不太顺当。其中一截木料是截去两头、留下中间的一段盘节，又粗又短又弯又扁，很不好转动。老人很费了点气力才掀起来，转了一个过就又跌死了。老人邀四个青年一同去转动木料，且趁空子解了腰带脱下他的新棉袄来放在床上，就跟着走出去了。短短一截木头，四个人就护满了，老人插不上手，只好让他们转，而自己去搬动另一截。接着弯下腰用两手托住，两腿摆成骑马架势，两肩一耸，利利落落扛起来。

紧接着，大家用铁锨拢着院里的残砖、破瓦等类的零乱东西，老人跟在后边扫地。不过个把钟头就把六个院子都清理完了，垃圾都堆在大甬道的两旁，成材的东西都抬到存剩余材料的后门外，只等夜间有卡车来装载。老人对这成绩欣赏了一阵，觉着这样一清理，走起路来也痛快得多。

老人重新穿起新棉袄。束住了腰，伸手去戴手套，才发现把手套丢了。老人跑到雨道旁边的垃圾堆里找，可几十筐垃圾，怎么会找到呢？

……

老人的手套洗得干干净净的，搭在靠近火炉的一个椅背上，都快烘干了。

第二天他回到家，换过衣服之后便把手套还给儿媳妇说：“这副手套还给你们吧！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

（摘选自《人民文学》1960 年，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小经理

赵树理

小经理叫三喜，是村里合作社的经理。说他“小”，是年纪小，才二十三岁。这三喜从小就是个伶俐孩子，因为家穷，从小没有念过书，不识字，长大了不甘心，逢人便好问个字，也认了好多。不过字太多了，学起来跟学别的不一样，他东问西问，数起数来也认了好几百，可是一翻开书，自己认得的那些字都不集中，一张上碰不到几个；这是他最不满意的一件事。

三喜入共产党，只比他当经理早三天。八月间村里开斗争会，斗争合作社的旧经理张太。

原来这张太是个放高利贷起家的，抗战以前在村里开了个小杂货铺。张太根本不凭卖货赚钱，就凭的是放债。一九四二年实行减租减息，张太就只剩了一些收不起来的账尾巴，送了个空头人情，说“本利全让”，有些人还以为人家很开明，叫人家当本村合作社经理。人家当了经理以后，光人家一家的股本比一村人的股还多，生意好像又成了人家的，人家拣赚钱的买卖干，村里人仍是要啥没啥，村里人对这事不满意了好几年，直到去年八月才又翻起来。翻起这事来以后，三喜连觉也睡不着，又是找干部，又是找群众，发动东家，发动西家。赶斗倒了张太，共产党的小组长把三喜的积极活动情形报告了支部，支部就派这小组长去和他谈入党的话，问他入不入，他说：“入入入，斗争了这么一回，连个共产党员也不算还行吗？”

“众人是圣人”。三喜自参加了这次斗争，共产党看起他来了，群众也看起他来了。张太一倒，合作社就得补选经理。头一天晚上提起选经理这事，每个人差不多都想到三喜身上，三喜一看这风色，一颗头好像涨有柳斗大，摆着两只手说：“不行。”可是也抵抗不住大家的“拥护”。他说：“我不识字。”大家说：“都不识字。”他说：“我两口人过个日子，实在没工夫。”大家说：“大家帮你生产。”他再没有说的。

说“不识字”，说“没工夫”，都只是表面上一个说法，实际上是他怕使用不了王忠这个掌柜。王忠这个人跟张太是一伙，伺候了张太半辈子。这次斗张太，也捎带了王忠一下，不过他只是穿黑衣保黑主，因此大家只叫他反省了一下，没有动他的产业，还叫他当合作社掌柜。大家虽是这样决定了，三喜的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总不想跟王忠共事。再者三喜自己也不懂生意，又要向王忠领教，又怕受王忠的捉弄，因此不敢领这个盘。

大家选起他来以后，他去向支部提出困难，支部说：“群众既要你当，你就该克服困难，起模范作用。”说了半天，还得自己跟王忠干。

三喜一上了任，王忠果然跟他捣蛋，王忠在思想上也转不过弯来，觉着他自己要比三喜强一万倍，如今叫三喜当经理他当掌柜，实在有点不服劲，总想看三喜的笑话。三喜觉着王忠这人果然不好对付，跟支部说了几回，支部叫他慢慢说服教育。他为这个着实发了几天愁，后来想着只有把合作社这一套弄熟了，才能叫王忠老实一点，从此便事事留心，只可惜自己识字太少，账本上还得完全靠王忠。

要学账，就得跟王忠学，他想要跟王忠说这话，王忠越发要拿一拿架子；因此他决定不在王忠面前丢这人，等王忠不在的时候，自己翻开账本偷偷地学。比方白天入了一百二十五斤盐，晚上找着了一百二十五斤这个码，就能慢慢找出哪一个是“盐”字来。起先只是认字和了解账理，后来又慢慢学着写——把账本上的字写到水牌上，写满了就擦，擦了又写，常是半夜半夜不睡觉。

半年工夫，账本上用的那几个字他学了个差不多。心里有了底，说话就硬一点，对王忠迁就得就少一点。王忠有点不高兴，就装起病来，一连三天没到合作社。到了第四天，他去看王忠，明知道病是装的，却也安慰了一番，说：“你慢慢养着吧，不要着急，合作社的事情我暂且招呼几天！”王忠见他不发急，也莫名其妙，心想：“我且装上半个月，看你怎么办？”可是真正装了半月，也不见三喜发急，自己反而沉不住气，摇摇摆摆到合作社去看。

王忠一进合作社，三喜装得很正经地说：“好些了吗？这几天忙得也没顾上去看你！”他也客气了几句就坐下了。他一坐下就想看看三喜这半月来在账上闹了些什么笑话，顺手翻开了流水账，三喜还说：“你歇歇吧，不要着急！才好了些，防备劳着了！”王忠一看这本账先吃了一惊。他看见这账上不止没有多少错字，连那些粮食换货物，现钱和赊欠……一切很复杂的账理，一项也没有弄错，又翻了翻另外几本，也都一样，要说跟自己有差别的话，只是字写得没有功夫些。这一下他觉着以后再不敢讲价钱了，再要捣蛋就得滚蛋，滚出去便再没有个干的了（这合作社的经理是义务职，掌柜却是薪水制）。他踌躇了半天，才搭讪着说：“我这一病就累你半月，我明天搬来吧！”三喜仍然很正经地跟他说：“你看吧！不敢勉强，身体要紧！”

自此以后，王忠果然老实了：三喜吩咐他干啥，他跟从前张太吩咐下来一样，没有什么价钱可讲，每到一个月头上，不等三喜说话就先把应结算的算出来……三喜见他转变了，对他反而又客气好多，他也觉着比在张太手下还痛快。

三喜把改造王忠这事报告支部，恰是支部搞立功运动的时候，就给他记了一大功。

（节选自沈阳东北新华书店1948年8月初版小说集《小经理》）

套不住的手

赵树理

白云岗公社大磨岭大队有个教练组，是高级社时期就成立了的，任务是教初参加农业生产的人们学技术。两个做活质量最高的老农民当教师，又选了两个教师——陈秉正和王新春，陈秉正兼任组长，王新春兼任副组长。

组长陈秉正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了，但闲不住。他在教练组里教人做活，不但要求规格，而且首先要教架式。他先做榜样，让徒弟们在一边跟着看。他一边做一边讲，往往要重复讲十几遍，然后才让大家动手他跟着看。因为规律太多，徒弟们记着这样忘了那样，有时腰太直了，有时候步子乱了，有时候下锄没有计划……陈秉正老人不住口地提醒着这一个，招呼着那一个，也往往随时打断他们的工作重新示范。

徒弟们练架式练得累了，老组长陈秉正便和他们休息一阵子，也招呼相隔八九段梯田下边的沟岸上的副组长王新春。陈秉正一见王新春就伸出手来和他握手，王新春却常是缩回手去躲开。王新春比陈秉正小十来岁，和陈很友好，就是怕和他握手，因为一被他握住像被钳子夹住那样疼。

有一次休息时候，陈秉正叫王新春上去吸烟。陈秉正是用火镰子打火的，王新春说：“烧一堆柴火吸着多痛快！”陈秉正老人说了个“有柴”，不慌不忙放下火镰子，连看也不看，用两只手在身边左右的土里抓了一阵，不知道是些什么树皮皮、禾根根抓了两大把；王新春老人擦着洋火点着，陈老人就又抓了两把盖在上面。一个新参加学习的中学生看了说：“这个办法倒不错！”说着自己就也去抓。陈老人说：“慢慢慢！你可不要抓！”可是这一拦拦得慢了点，那个学生的中指已经被什么东西刺破了，马上缩回手去。王新春说：“你这孩子！你是什么手，他是什么手？他的手跟铁耙一样，什么棘针蒺藜都刺不破它！”那个学生，一边揉着自己的中指，一边看着陈老人的手，只见那两只手确实和一般人的手不同：手掌好像四方的，指头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圆的指头肚儿都像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整个看来真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不过他对这一双手，并不是欣赏而是有点鄙视，好像说“那怎么能算‘手’哩”。

学生的神情，两个老人都看出来了。陈秉正老人没有理他，只是自豪地笑了一下就拿起自己的旱烟袋来去吸烟，王新春老人点着烟之后却教训起这个青年人来。他说：“小伙子！你不要看不起那两只手！没有那两只手，咱们现在种的这教练场恐怕还是荒坡哩！这山是地主王子裕的，山顶上这十几段地，听老人们说从光绪三年就荒了，一直荒到宣统三年。当年间我们两家都没有寸垄田地，他给王子裕家当长工，我给王子裕家放牛。后来他来这里开荒，我长大了从放牛孩子升成长工，跟着老领工在大河滩学着种园地。这些地都是他老哥和咱们现在的大队长他们父子俩一镢头一镢头剜开，一条堰一条堰垒起来的。没有那两只手，这里还不是一片荒坡吗？”

那个学生虽然对他自己那种鄙视的表示有点后悔，可是他除了不愿当面认错，反而还自我解嘲地说：“怨不得我们学习得慢，原来就没有那样的手！”陈秉正老人一本正经地教训他说：“是叫你们学成我这手，不是叫你们长成我这手！不是开山，我这手也长不成这样；不过上辈人把山都开了，以后又要机械化了，你们的手用不着再长成这样了！”

陈老人虽然不希望别人的手长成那样，可是他对他自己已经长成那样的一双手，仍然觉着是足以自豪的。土改以后，陈秉正老汉家里的收入也丰裕起来了。儿孙们为了保护老人那双劳苦功高的手，给他买了一双毛线手套，他接过来一看说：“这双手可还没有享过这个福！”向手上试着套了一套，巴掌不够宽，指头也太细、太长，勉强套上去，把巴掌那一部分撑成方的了，指头的部分下半截都撑粗了一点，上半截却都还有个空尖儿。儿子陈满红说：“慢慢用着就合适了！”老人戴好了握了握、伸了伸说：“还好！”说罢，脱下来交给满红媳妇说：“暂且给我放过去吧！”儿媳妇也说：“爹！你就带上走吧！到地里手不冷？”老人说：“戴上它搬石头不利落！”说着就放下走了。

以后别的活儿又陆续接上来－铡干草、出羊圈、窖萝卜、捶玉米……哪一种活儿也不好戴着手套做，老人也就忘了自己还有一双手套。

一天，白云岗有个物资交流会。满红媳妇劝老人说：“现在这些杂活计又不用您教多少技术，您还是休息一天去逛逛吧！”老人答应了。老人换了一件新棉袄，用新腰带束住腰。满红媳妇说：“这回可带上您的手套吧！”说着把手套给他拿出来，他带上走了。

他走到白云岗，逛了半条街，刚走过公社门口，看见山货部新运来一车桑杈，售货员忙着正往车下搬。这东西在这地方已经二年不见了，不论哪个队原有的都不够用。他以为机会不可错过。转眼工夫，就来了十来个人，每人拿着一柄看；见买杈的越来越多，他把手套卸下来往怀里一装，胡乱抢到手五柄，其余的就叫别人拿完了。他付了钱，把杈捆起来扛上，就返回原路走出白云岗村。一出了村，他觉人也不挤了、路也宽敞了，这才伸手到怀里摸他的手套。他摸了半天只有一只；放下篮子和桑杈，解开腰带抖搜了一下，也仍然不见那一只。他知道一定是丢在山货部里了。他想：“丢就丢了吧！拿上它也没有多少戴它的时候！”可是走了不几步，就又想到“孩子们好心好意给买上了，丢了连找也不找一趟，未免对不起他们”，这才又扭回头来重新返回白云岗物资交流大会上的山货部来。幸而售货员早已给他拾起来放在账桌上，见他来找就还了他。

隔了好久，陈秉正老人又被评选为本年的劳动模范，要到县里去出席劳模大会。他除换上新棉袄和新腰带外，又把他的手套带上。

会议一共开三天半，老人又是听报告、又是准备发言，和大家一样忙个不了，直到第四天上午听罢了县委的总结报告，才算了结了一宗事。下午吃过午饭，人们差不多都想上街逛逛，老人束上腰带，戴上手套，也走出了房间。他住的招待所因为刚刚装修完，院子还来不及清理。院里有两截剩余木料碍着路，他总觉着不太顺当。他想：“把它转过一边不就好走了吗？”他把手套卸下来放在阶台上，就来动手转木料。等到把院子都清理完了，才发现手套又丢了。“算了，不找它了！这手套对我也没多大用处！”老人干脆放弃了。后来还是招待所的员工帮他找到，洗干净还给了他。

第二天他回到家，换过衣服之后便把手套还给儿媳妇说：“这副手套还给你们吧！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