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鲤鱼是我国常见的一种淡水鱼，体态肥美，品种紫多，分布广泛，而且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养殖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殷商时代，人们就已经有意识地在池塘里养殖鲤鱼，以供食用。

鲤鱼深受劳动大众的喜爱，这与它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一方面，鲤鱼肉质鲜类，是餐桌上常见的一道佳肴，王维的《洛阳女儿行》就有“侍女金盘脍鲤鱼”的诗句；另一方面，在我国的水产养殖业中，鲤鱼具有产量高、成活率高的特点，能为养殖人员创造极为可观的产业价值。著名教育家夏丐尊认为：“中国民族的重实利由来已久，一切学问、宗教、思想、艺术等等，都以实用实利为根据。”所以，在生活中用途广泛、价值较高的鲤鱼就脱颖而出，不仅成功吸引了劳动者的视线，还与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不谋而合，与民间智慧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人们在养鲤食鲤的生产生活中，逐渐产生了对鲤鱼的多样情感，有了精神层面的追求。鲤鱼成为劳动大众赋予艺术想象的对象，开始具备象征意义。

在民间，鲤鱼是吉祥富足的象征，人们常赠鲤以示尊敬和祝贺。明清以后，运用物象谐音组成吉语，给事物以象征意义，更多地是表达对农事、物产、年运丰足的祈祝，最终让它演化成迎祥纳福的吉祥形象。“鱼”与“余”同音，“有鱼”与“有余”同音，鲤鱼有了富足有余的寓意，“年年有余”“吉庆有余”等题材在民间绘画、剪纸、刺绣、印染、陶瓷中被大量使用，表达了对农作物丰收的期望，继而延伸为对命运、财富、机遇的吉祥祝愿。

鲤鱼，还被视为爱情的信使，寄托了人们最美好的情感。淡水鱼中的鲤鱼与人类最为亲近，又具有繁殖能力强、体态优美、色泽艳丽等特点，人们便将其与男女之爱联系到一起，情人之间传递书信也常常被称作“鱼传尺素”“鱼雁传书”。鲤鱼就这样成了爱情使者，闪烁着浪漫主义光芒。

在鲤鱼的美好寓意中，勇气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鲤鱼跳龙门”是民间的经典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勇敢坚毅的鲤鱼形象成为人们喜爱和追求的对象。传说黄河鲤鱼跳过龙门，就会演化为龙。这样的故事在不同地区也存在着大体相似的版本，它们有共同的母题和想要传递的精神：逆流而上，勇敢进取。后人也以“鲤鱼跃龙门”比喻中举、升官等飞黄腾达的意外之喜，鼓励寒门学子刻苦读书，积极入仕。现如今，被社会广泛重视的各种升学考试和职位面试就是当代的“龙门”，人们想通过“大红鲤鱼”寄托自己的美好愿望，从而实现精神慰藉，这正是相同社会心态的继承和延续，体现出民间文化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鲤鱼通过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想象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每一个象征意义的背后都蕴藏着一种文化心理，对这些象征意义的研究，正是对其创造者——劳动大众的心理需求与精神文化的探索，进而解释生活中各类相关现象的成因。

（取材于周启慧《鲤鱼的民间象征意义》）

材料二

近来，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等网络社交媒体上兴起了“转发锦鲤”的热潮。表述形式简单通用：一张锦鲤的图片，并附上文字“转发此锦鲤就会有好事发生”。如此简单的表述却能吸引大批人的点赞转发，尤其是在各类考试前夕，形态各异的锦鲤就会活跃在不同的分享页面上。

希望通过“转发锦鲤”给自己带来好运气，保佑自己顺利渡过眼前的难关。这似乎是文明的“倒退”——迷信，但有趣的是，转发锦鲤的人里面十之八九都是不相信借此可以转运的科学论者，事有不顺的转发者里面又大部分都清楚不顺利的事情另有因由，这样看似矛盾的现象却在我们身边普遍存在着。

自古以来，迷信似乎一直深植于我们的血脉之中。在科技极度落后的时代，我们因为知识有限，不得不将一切未知的答案推之于鬼神的力量，又因为生活艰辛却人微力薄、难以排解，便将信仰寄托于鬼神，以期获得心理安慰。这是不难理解的。然而现代人的“迷信”又从何而来呢？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生活节奏的加快，市场竞争的加剧，让我们在疲于奔命的同时，也被周围环境中无数不稳定的可变因素干扰着，我们越来越不确定我们是否能真正做好一件事，是否可以处理好任何突发状况。正是这种潜在的心理上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使得大多数人纵使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同时也做好了充足准备，却也难免会有转发锦鲤只求心安的一时迷信。

但是，如果只是寻求心理安慰，那么可供选择的途径比比皆是，比如听音乐放松、再次检查一遍准备事项是否充分，为什么还是不断地有人转锦鲤呢？

这一方面在于人们心理上对于正能量事物的无限渴求：无论用来加强信心的方法有多少种，都不妨再试一遍。另一方面在于转锦鲤这一事情的“神奇性”：微博上、空间里到处都有人表示自己一转锦鲤好运就来了，这种渲染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这种途径的信赖程度。人从根本上具有强化因果关系的心理倾向，在一件事情发生后我们会下意识去寻求其原因，而把碰巧发生的事情归之于因果使然，但这两种事物实际上不过是“伪相关”。而看到这些消息的人，又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伪相关。因此，我们对于无法解释的事情的不可知性进一步转嫁到了迷信身上，这点和古代的民众如出一辙。

现代人转锦鲤纵然是迷信的一种表现，但我们的迷信仍然富有“科学”色彩。不难发现，我们迷信的对象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因为锦鲤自古便有着“鲤跃龙门”等好运象征，所以我们认为转发它能得好运是有道理的。并且我们迷信的手段也是具有科学性的，理智仍占据着我们大脑的主导地位。我们当然不会相信那些诸如打人、放火便能转嫁厄运的言论；即使是转发锦鲤这种小事，我们也会懂得适可而止，不会转发几百上千次。这便是我们的所谓“科学”迷信。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当今，“迷信”一词并不再具有绝对的贬义。我们转锦鲤是因为我们有目前正迫切追求的事情，而它能给予我们更多的自信、乐观和希望。这是可以正面引导我们努力生活的积极的心理暗示，因此不失为一种可以排遣我们压力的良性手段。但是，这绝不能成为懒惰的人拖延事情、试图不劳而获的借口，这种渴望小概率事件大概率发生的心理显然是对科学迷信的一种扭曲，丧失了客观理性的思考，对我们百害而无一利。转锦鲤是可以有的，但是努力才是必不可少的成功秘笈，这才是现代“科学”迷信的真谛。

（取材于李琳《从转锦鲤看现代人的“科学”迷信》）

作为明清时期著名的儒商，徽商不仅在经营过程中，大都能按“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的道德规范来行事，而且在社会遭到重大灾难时，也能做到乐善好施、赈灾济困、扶危救难。他们设立善堂、善局等组织，捐资捐物，延医送药，成为明清时期地方救灾、疫情防控的一支重要力量。徽商积极参与地方救灾、防治疠疫的事例比比皆是，遗存的文献文书资料也较为丰富。其中，《新安屯溪公济局征信录》即是记载徽商在疠疫面前，主动作为，防治疠疫的珍贵资料。

屯溪是明清时期徽州重要水陆码头和商业集散之地。有“茶务都会”之誉，然而，茶季恰值春夏之交，正是“时疫偏多”时节。“数万”制茶工人都是“远近来就食者”“多属佣作贫民”，他们的大量涌入，不仅使屯溪的人口骤增，也增加了感染流行性传染病的风险。“一遇疠疫流行”，患者“疾苦则须臾难忍，一朝去世，尸骸则暴露堪悲”“病无以医药、殁无以棺殓者所在多有”。急性传染病的发生与传播，往往导致民生苦难，甚至社会危机。

因此，为了防控疠疫，治疗患疠人员，徽商主动应对，积极采取措施。仅就《新安屯溪公济局征信录》所见，徽商防疫治病的做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倡议创办公济局，作为实施医疗救助、防治疠疫的常设机构。屯溪公济局的主要工作是：“按年五月起至八月止，延请内外专科，送诊送药，棺则大小悉备，随时给送。”救助对象主要是在屯溪佣工的“四方贫民”，他们一旦患有疾疫，由公济局聘请的内外科医生“送诊送药”，进行医疗救助；一旦因病去世，则由公济局司事人员送去棺木，掩埋安葬，以免“尸骸暴露”。

光绪十八年，徽商又响应上谕，适应民需，在公济局附设育婴堂、养疴所，并为百姓施种牛痘等。施种牛痘，是为了预防天花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所谓“育婴”“保婴”，即是对外来佣工家庭遗弃女婴的救助。养疴所的兴办，是因为在屯溪佣工的“客民居多无家，一经疾病颠连，不无可悯，又设养疴所，便其就近调医”。可见，养疴所的作用是收治身患疾病又无安身之处的“客民”，也属于医疗救助。

由上可知，虽然屯溪公济局的救助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但无论是“送诊送药”、掩埋安葬尸骸，还是育婴、种牛痘，始终都以防控流行性传染病为中心，反映了徽商对疠疫防治与民众救济的重视与努力。

身体力行，多方筹措经费。屯溪公济局采取多渠道的方式筹措经费。在公济局成立初期，其经费来源主要为常捐与劝捐两种。所谓常捐，是指对屯溪茶商，以及在屯溪中转的婺源县茶商收取的茶箱捐，按照每箱茶叶捐钱六文的标准，每年大概可收取六百千文，占可资岁用之半，由茶厘总局统一汇收，永为定例。而劝捐则是由屯溪公济局董事利用其社会影响力，劝说、劝导社会各界人士奉献爱心，随缘乐助，共襄善举。总体而言，以常捐为主，劝捐为辅。

（摘编自李琳琦《徽商与清末屯溪地区的疠疫防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星期二的傍晚，我正准备收拾东西回家，妻子打来电话，要我在路上买一加仑牛奶。“没问题。”我在走进电梯时提醒自己。到了停车场，坐进车里，我又提醒了自己一次。我开车回家，走的也是平时的路线。直到开到家里，我才忽然意识到忘记买牛奶了，又忘了。但我并不在意，因为我妻子通情达理，而且我掌握了坚实的神经生物学证据，可以为自己的健忘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

为了描述我们在脑中储存和提取信息的方式，研究者提出了好几对概念。其中一对是程序性记忆（procedural memory）和情节记忆（episodic memory）。程序性记忆是如何做某事的记忆。比如，怎么骑车、怎么在键盘上打字，或者怎么驾驶汽车。我们对某个程序练习得越久，这种记忆就越牢固。情节记忆是关于个人情况的记忆。比如，过去的经历和感受、想过的念头——包括在下班路上去买牛奶的念头。我们能够记住生活中发生过的事件，靠的就是这种记忆。

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记忆不仅储存着不同的信息，而且还发源于脑中的不同区域。情节记忆储存在海马。它往往在非习惯行为中激活，在习惯行为中沉默。程序性记忆则源于外侧纹状体，它正是产生习惯的那个区域，这一点绝不是偶然。向一只没有受过训练的小鼠的海马发放电流，使它暂时关闭，这只小鼠就会在迷宫中完全迷失。它会不记得自己身在何处，要去哪里，只能在迷宫里漫无目的地乱跑。然而，如果在小鼠训练成功之后再关闭它的海马，它就会像以前那样先直行再左转，因为这时是外侧纹状体在支配它的习惯。海马并不参与习惯行为，即使关闭也不会影响小鼠自动找到目标。

如果我们生活中的某个片段没有得到情节记忆的记录，我们就无法回忆起和它有关的图像、声音和感受。它只会默默地强化某个程序性习惯，除此不留下任何痕迹。习惯不仅无法记录信息、将其转化为情节记忆，也无法从情节记忆中提取信息。因为它根本接触不到情节记忆。这就是我在脑海深处装着妻子的吩咐开车回家时所遇到的麻烦。当时，我正在放空，和情节记忆中断了联系，因而提取不出需要记得的重要事项。这样看来，我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因为回想起来，当时我多半还是可以努力摆脱习惯操纵的。

被习惯系统支配之后，我们从情节记忆中提取信息的能力就会遭到破坏。情节记忆中储存的都是背景知识，供我们在决策时参考。比如，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必须去办一件事的念头，这都是其中的一部分。这类知识还包括了我们在不觉得饥饿的时候停止进食的理由。比如，担心长胖、担心危害健康。然而，我们又常常会在不饿的时候吃东西。大多数人都同意这是一个“坏习惯”，但是在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并不真的或有科学依据地认为这是一个“习惯”。不过有科学研究显示，在不饿的时候进食，也许真的是受习惯系统控制的行为。

你不妨这样想：引导我们行为的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程序性的习惯系统，另一个是思考性的有意识系统。这两个系统可以单独行动，也可以同时运作，但它们都无法一次做两件事。有意识系统能够开车，也能思索日常事务，但是它不能同时做到这两样。一旦有意识系统忙着思考，习惯系统就会接过驾驶的任务。如果消极地任由各种想法在我们心中泛滥，有意识系统便会从我们手头的活动中抽离，我们会无法提取情节记忆，也无法思考比较急迫的任务。习惯系统就会接管我们正在从事的无论什么刻板活动。

这种现象常会在我们被某件事情分心的时候发生，如看电视。医生建议我们不要在电视机前吃饭，因为这会造成过度进食。当我们消极地观看电视，我们就是在任由电视节目独占我们的有意识系统。如果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从事某项刻板活动，如吃薯片，我们的习惯系统就会接管这项活动。就像心不在焉的司机会不假思索地驾驶汽车一样，心不在焉的进食者也会一边观看《宋飞正传》重播，一边不知不觉地吃掉五袋薯片。不幸的是，因为无法提取情节记忆，习惯系统对于胃痛、长胖、心脏病，甚至最简单的节制观念，统统一无所知。

当我们的头脑被别的念头占据，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就暂时失去了有意识的控制，这时我们的行为就会遵照某个预先设定的程序自动进行。那么，如果我们永久失去了这个自我控制的能力呢？在有些病例中，病人的前额叶发生了损坏，这些病人就会永久丧失自我监控的能力。而当人脑无法监控我们的举止，我们也就无法深思热虑地做决策。我们的大脑会进入习惯模式，我们的行为也会进入自动挡。

（摘编自埃利泽·斯滕伯格《神经的逻辑》，高天羽译）

刘老师是五笔输入法的高手，打字很快，小李就向刘老师请教。但刘老师向小李介绍五笔输入法时，竟然有好多字想了半天也说不出按哪些键才能打出来。于是不好意思地说：“我当初背得滚瓜烂熟，现在都忘了。”可是，当他不再讲解，而是自己要往电脑上输入这些字时，却随手就打了出来，根本不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