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制造业大而不强，产品档次不够高，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需要一大批具有工匠精神的劳动者挥洒汗水、奉献智慧。

工匠精神是一种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工匠精神，大至“格物致知”的理念，小如“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艺在身”的意识，都与工匠精神有着密切联系。回顾历史，从古代的鲁班、庖丁，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八级工，我国一直不缺乏对工匠精神的推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传的一句歇后语“八级工拜师——精益求精”，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对工匠精神的崇尚。但近些年来，“速度为王”成为一些地方和企业的时髦用语，工匠精神逐渐被忽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特型升级的关键期，如果说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升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是制进业转型升级的“硬件”，那么，工匠精神则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必不可少的“软件”。缺少“软件”支撑的“硬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建设制造强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益求精、注重细节的工匠精神。把品质从99%提高到99.99%，将产品的每个细节尽可能做到极致，是工匠精神的精髓。在建设强国的进程中，现代产业工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具有工匠精神的产业工人不仅是现代化大生产中的“螺丝钉”，更是具有“匠心”的工业艺术品大师，是现代制造业的栋梁。

当今世界，凡拥有发达制造业的国家，无不重视工匠精神的培育。德国人素以严谨的工作态度著称，德国的现代化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条技术兴国、制造强国的道路。从内涵看，支撑这条通路的则是工匠精神。当欧盟其他国家经济处于衰退中时，德国经济却能一枝独秀，表现抢眼，这与德国人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密不可分。在日本，制造者认为制作出一件优良的产品是自己的荣耀；如果由于自身疏漏而导致产品缺陷，即是耻辱。这种“荣誉法则”推动很多日本企业数十年如一日专攻一种产品、一门技艺，使其工业制造能力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培育工匠精神，需要改善社会文化环境、完善激励制度。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应具备“四个崇尚”，即崇尚劳动，尊重生产一线劳动者的劳动；崇尚技能，让技能型人才有地位，有较高收入，有发展前途；崇尚创造，真正的工匠应富有强烈的创新和创造精神；崇尚“十年磨一剑”的理念，摒弃急功近利的思想。同时，合理的激励制度能够促使产业工人养成精益求精的习惯，最终形成体现工匠精神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为此，应围绕产业工人的培训、奖励、社会保障等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转变“重装备、轻技工，重学历、轻能力，重理论、轻操作”的观念，逐渐形成培育工匠精神的良好土壤。

（摘编自李洋泉《在全社会培育弘扬工匠精神》）

材料二：

湖北省文联主席熊召政说，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同样适用于文化领域。这句话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环视文化市场，一方面，百花齐放，佳作迭出；另一方面，虽然每年都有海量文学作品出版，上万集电视剧播出，数百部电影上映，但仍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的现象。浮躁之气，“将就”之风，不仅对文化产品造成了浪费和伤害，更是对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要解决这些问题，文艺工作者必须从“心”做起，坚守艺术理想，弘扬“工匠精神”，笃定恒心，才能创作出更多叫好又叫座的文艺作品。

“工匠精神”，其核心在于“精益求精”，对文艺工作者来说。“工匠精神”就是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不懈追求。柳青在皇甫村蹲点14年，深入了解农民生活，才创作出鸿篇巨制《创业史》；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先后修改200多次。古往今来，文艺精品无不是厚积薄发、千锤百炼的结晶。

而今，时代呼唤重拾“工匠精神”，文艺工作者责任重大，责无旁贷。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领风气之先，塑“工匠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好中国精神，凝聚起中国力量，创作出更多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

（摘编自刘泉《文艺也应弘扬“工匠精神”》）

材料一：

互联网时代，“媒介素养”已不仅仅是对媒体人的一种素养要求，更是网民在互联网世界的必备能力之一。“媒介素养”是指大众能解读媒体、思辨媒体、欣赏媒体，进而利用媒体来发声，重新建立社区的媒体文化品位，并了解公民的传播权利和责任。有学者也曾指出，它更像是一个囊括人们综合能力的“大帐篷”，更强调人们在接受信息时的信息检索、识别、组织以及利用能力。

媒介素养不高的网民，往往被“刻板印象”和“标签符号”主导思维，影响他们对事实判断的不是信息本身，而是思维定势和头脑中的偏见。只要接受到的信息符合他们的情绪需要，他们便很容易选择“相信”，并且进一步制造“舆论”，推动“事实”的发酵。比如国内舆论习惯热议“老人碰瓷”，老人在很多网民心中就有了“坏人”的“刻板印象”。至于信息源是否权威，或者事实是否完整，这些要素统统被忽略。

事实和真相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非“因我们需要”的存在。从主观认知上来讲，我们要勇于接受与自己已有认知不匹配的事实，事实就是客观证据，而非与自身道德价值观相吻合的论据。从技术层面来讲，不妨以美国新闻工作者所著的《真相》一书中的“六问”为判断标准： 1.我碰到的是什么新闻内容？2.我得到的信息是完整的吗？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么？3.信息源是谁/什么？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4.提供了什么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5.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6.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

稍微夸张地说，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崛起的时代是新闻最多的时代，也是新闻最差的时代。每个网民都是信息的发布者与接收者，我们比以往更容易获取信息，却未必容易看见真相。如果没有一定的媒介素养，哪怕我们24小时在线，也未必能看出信息“漏洞”。尽可能提高自身媒介素养，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做一个专业的信息捕捉者，才不会被舆论绑架，也避免自己在情绪“过山车”上颠簸。

（取材于陈方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2016年，“后真相”一词因入选《牛津词典》年度英文词汇而备受关注。所谓“后真相”，是指在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与客观事实相比，个人的情感和信念更能影响舆论的走向。当今时代，新媒体技术使信息传播日益直观化、去中心化，受众面对海量信息时往往不明真相甚至不问是非，这为网络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温床。

古语云：“谣言止于智者。”然而，在互联网时代要做“智者”，显然较为困难。互联网时代信息的爆发式增长和无限传播，使受众的认知能力局限和知识盲点暴露无遗。同时，群体心理学和从众行为研究表明，群体中大多数成员的行为、观点往往会对个体成员施加压力，从而强化其从众行为。受网络压力的影响，网民往往没有能力也不愿详尽调查某一热点事件背后的真相，而是习惯于遵从群体的感性判断，宣泄对热点事件的情绪。这也使网络谣言的传播有机可乘。

解决网络谣言问题，一种思路是从技术层面入手。网络技术虽然助长了谣言传播，但也为核实信息、阻断谣言传播提供了手段。例如，对于虚假新闻这种典型的网络谣言表现形式，脸谱公司表示，将在德国推广虚假新闻过滤工具。这样，网络用户就能向相关机构举报可疑新闻，一经核实确认，疑似虚假新闻就会被标注为“有争议”新闻。这将使虚假新闻出现的频率大幅降低，网络用户在试图分享该类新闻时也会收到警示。由于这类技术对于过滤虚假新闻、阻断网络谣言传播具有积极作用，将来可能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技术过滤有助于在较短时间内减缓网络谣言的蔓延，但我们还需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些人不再对事实感兴趣，而只愿追随个人感受？其实，一些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是因为它们在某些方面迎合了部分网民的心理。换言之，虽然网络谣言的内容是虚假的，但它的传播反映了部分网民的心理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心理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谣言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在多元价值、多元利益、多元诉求相互碰撞的今天，我们既要靠技术解决网络谣言传播问题，又要着力解决各种社会现实问题，铲除网络谣言传播的社会土壤。

（取材于解冰的相关文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网络新词的流行反映出21世纪我国青年新的文化诉求和个性化特征，折射出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对文化发展的创造性价值。但同时，一些网络新词表现出粗粝、冗杂和任性的一面，对社会文明和主流文化的冲击时有显露。

网络新词对传统语言形式展开的挑战，看上去大胆、浮夸，但究其本质，并不是对传统的颠覆和抛弃。网络新词的使用，对传统词语词句的仿拟、挪用也很常见，如借用东北方言“赶脚”表达感觉的意思，“马甲”源于主流媒体春晚小品。传统文化委婉含蓄的表意方法也被加以利用，如不直接表态，而通过表情符号会意。网络新词还大量创意运用比喻、象征、顶真、互文、双关等修辞手法建构意义，如“鸟在笼中，恨关羽不能张飞”等。名称符号被网民信手拈来赋予新意，双关语让人称绝，投射出传统文化的清晰印记，产生了意在言外的表达效果。

书籍、报刊等大众传媒采用网络新词已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一些具有特色、经典的网络新词频繁见诸新闻媒体，丰富了报刊、广播电视语言，如“给力”“YYDS”等网络热词曾被《人民日报》采用，增添了报道的时代感和贴近性。

海量信息传输和移动阅读方式，培养了文化大众新的阅读习惯，使阅读发生了快阅读、浅阅读的转向。突出简词短语、图像和符号化文本的网络新词是这一阅读潮流的结果，也对其具有能动作用。网络新词更偏重简单、节奏感和一语中的，更擅长于流动的描摹、情感色彩的表现以及新奇元素的组合。注重时尚、观感、娱乐性与速度的网络新词给人的印象更加鲜明、更有活力，为传统文化、主流文化注入了“鲜活血液”，丰富了文化与知识传播的新生态。但正如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指出的，伟大作品只适应于慢节奏阅读。比照深度阅读而言，浅阅读依然是一种快餐、速食文化方式，其将信息与知识的接纳、理解与遗忘建立在“速度为王”的基础之上，会使知识的更新和文化的进步满足于浅尝辄止，进而影响思维方式，使以书面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避让于以形象化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当速率消耗专注，阅读替代反省，极简磨平深度，文化主体的创造力也必然受到压抑，文化主体难免会产生“到处是信息，唯独没有思考的头脑”“越上网越无知”的文化焦虑。

同时，一些网络新词的构成、表达过于随意，不符合基本语法和用词的规范性，对不同群体或圈层之间展开交流设置了障碍或增加了解码难度。如挪用英语现在进行时态在汉语词汇后面加ing，意指正在进行的动作或行为，使不了解这一时态的人难免莫名其妙。一些随心所欲的词语混用、滥用，在满足猎奇、狂欢心态的同时，生成了大量的错词、语病，以至成为流行性不良语用范例。如将“我”字平添个草字头，没有任何渊源、规则或学理色彩，只是一种标新立异的文字游戏。还有一些语言符号专用来传达厌世、悲观、颓废的消极情绪，不利于青少年身心成长。更有甚者，生造出用于发泄不满、无极限媚俗，或用于漫骂的脏话、暴力化文字，冲击语言文明，污浊网络环境。

（摘编自孟威《网络新词与社会文明的互动相生》）

材料二：

网络流行语具有独特的语言属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朗朗上口、字数少、易读易理解、使用群体广泛。二是快节奏时代使用的便利性。把“永远的神”说成“YYDS”，拼音缩写表达便捷，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沟通效率。三是多义性的创造性空间，网络流行语能表达丰富的含义。“绝绝子”有太绝了和差极了两个相反的意思，“打call”可以在比赛、工作、学习等场景中使用。四是娱乐性。大多数流行语像猜灯谜一样，最开始看到谜面（流行语）时并不会明白意思，而后通过揣摩产生“豁然开朗”的效果。五是现实的共鸣性。网络流行语只有反映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内容，才能真正流行开来。

一种语言的采用与使用者的主观动机和目的密切相关。第一，网络流行语满足了人们表达个性、标新立异、展示自我的心理需求。个性化的用词可以建构与众不同的个人形象，表现紧跟热，点、接纳新事物的心理，满足自尊心的同时也能营造轻松有趣的社交生活氛围。第二，网络流行语是高效能的社交货币。通过使用网络流行语，沟通双方可以更好地开启话题，实现言语交际的“破冰”。许多人学习和使用过流行语的原因是“不能OUT”。第三，使用网络流行语是建构社会认同的手段。语言学家莱考夫认为“言为身份”，言语是使用者社会地位、教育背景、职业等社会属性的体现，也是其进入社群并获得群体认同的手段。第四，从众心理与同辈效应。从众心理是指人们模仿周围人的态度、行为和思想而不考虑自己的个人观，点或信仰。当大家都在说流行语时，如果有人不懂，就很难与大家继续沟通。第五，网络流行语具有可玩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游戏是生活实践中的一种普遍行为，文化史学家赫伊津哈认为游戏是文化发展的原动力。使用流行语可以给人新的体验和感受，这也是很多人频繁使用流行语的原因之一。

互联网、各种社交应用提供了网络流行语传播的数字环境，产自用户的文字、视频、音频等信息形成流行趋势。网络互动远超传统人际互动的频率，新语言容易在短时间内广泛传播。热议的话语被用户二次创作凝练成流行语扩散、接受和传播。互联网的特性更适合传播短小精悍的信息，网络语言因为简单明了且具有“网感”，能够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社交媒体的技术特性和关系架构支持流行语的产生、传播、二次创作和再传播。

（摘编自刘蒙之《网络流行语的演化迭代、言语实践与价值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