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境界”这一核心理论。后来又提出了一组相对立的概念：“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居多，然非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有我之境”中，物更多地不是单纯的表现物之存在，而是用来传达人的情感、感受，是人的内在情感的表象化。如其所举两例中，可明显看出“物皆著我之色彩”，即带着浓厚的主观情感。“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中，将花生命化，“问花”、“飞过”等词的运用描写出了独立黄昏、惜春伤逝的“我”，面对着雨横风狂、落花飘零的“外物”而产生的一种无可奈何的伤感。而秦观的《踏莎行》“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是写春寒袭人、杜鹃啼血、夕阳西下，“外物”从触觉、听觉、视觉几方面给漂泊蓬转的“我”以刺激，创造出一种孤独、寂寞、无限凄婉之境。而“我”将这种种感受投注到“外物”中，并将之真切生动的描写出来，使读者也能“感同身受”。朱光潜先生认为“有我之境”可以用立普斯的“移情”来解释。他将这种“移情”解释成“死物的生命化”或是“无情事物的有情化”。

在“无我之境”中，“我”依然存在，但物以物之存在的形式呈现，即物作为存在者，达到一种无情感遮蔽的澄明状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乌悠悠下”，作者并未表现自己的情感，“菊”“南山”“寒波”“白鸟”作为被描写之物，只是单纯的作为被描写对象而存在，即“外物”之存在。也就是说，在“无我之境”中，物即以物之存在性存在，“我”与“外物”各得其所，互不干扰。“我”所看到的物即是物之本来形式。所谓“以物观物”，并不是否定观者的存在，我将其理解为按物之存在来认识物，亦即尽力恢复客体存在的真实性，而在这种客体存在中淡化了主体存在。叔本华认为：“好像仅仅只有对象的存在而没有觉知这对象的人了，所以人们不能再把直观者（其人）和直观（本身）分开来了，而是两者已经合一了，这同时即是整个意识完全为一个单一的直觉景象所充满、所占据”。王国维于其《孔子之美育主义》中，曾论述过他所理解的叔本华的“纯粹无欲之我”：“……无欲故无空乏，无希望，无恐怖，其视外物也，不以为与我有利害之关系，而但视为纯粹之外物，此境界唯观美时有之。”

“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美学理论影响很大，争议也颇多。王国维提出这一理论是受到了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但并非完全照搬，而是有所发挥。今人也不应一味批判，而应对王氏之理论做出传承和完善。

（摘编自崔玉炜《浅议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之别》）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所谓“出场定型”，意为人物一出场，作者即总体概括其思想性格，描绘其肖像特征，以使读者对此人物形象有一个整体的印象。贾宝玉和林黛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对他们的出场，作者就采用了“出场定型”的聚焦式方法，以给读者一个总体的深刻印象。二人正式出场是在第三回，作者以内视点的方法集中笔墨次第写来，先在林黛玉眼中贾宝玉，再于贾宝玉眼中写林黛玉。作者着意在对方眼中写出，可谓别出心裁，颇有深意。

黛玉见宝玉是先视形，再由形窥神，由神知人。形包括服饰与容貌等方面，服饰描写一再强调，冠、褂、袄、裤、靴、玉齐全，纯用工笔，显出贵族公子的气派；容貌描写双重用墨，面、色、鬓、眉、目、态具在，昭示其美男子的神韵。“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重在写其内心之情，强调他是古今少有的多情种。两首《西江月》，意在揭示其与传统评价标准相违背的带有叛逆色彩的独特思想性格。似贬实褒、明贬暗褒、寓褒于贬，全面地概括了贾宝玉的不合时宜特征，为统领贾宝玉形象的总纲。

宝玉见黛玉是先总写，再细描；先观貌，次看神，后写心。总写只用八个字：“细看形容，与众各别。”这是形神兼备的包括气质、风度在内的出类拔萃的整体感觉。细描重在借形传神，以“眉目”传情达意。“眉”以“似蹙非蹙”状之，现出其多愁善感；“目”以“似喜非喜”状之，写出她敏感多疑。而“态”、“娇”、“闲静”、“弱”、“病”等词语意在突出她的气质的独特性。“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强调其聪明颖悟及病态之美。宝玉眼中的这段描写又与前面众人眼中的黛玉形象——“举止言谈不俗”，“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相互映衬，相互印证。

凡此可见，“出场定型”的写人方法是颇为允当的，它可以在人物亮相的瞬间一下子使其形象鲜明起来，给读者一个明确深刻的总体印象，使读者容易把握。同时，也为人物思想性格的丰富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节选自关四平、陈默《谈<红楼梦>的人物出场艺术》，有删改）

材料二：

作者对人物的独特性格反复皴染，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贾宝玉的“爱博而心劳”的性格特征，是通过他那特别敏锐和细腻的思维和感情，通过他那乖张可笑的言语和行为，反复加以渲染。这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惟妙惟肖地写出他对黛玉、宝钗、晴雯、袭人、平儿、香菱等各种不同类型女性所持有的不同感情和态度，使其丰富多彩的各个层面立体地不可分割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成为独特的人物，极其鲜明又朦胧模糊，让人叹为观止。

作者对主要人物性格的反复皴染，不是通过惊险的故事情节，作粗线条的勾勒，而是通过日常的生活细节精雕细凿地刻画人物。如通过周瑞家的送宫花、雪雁送手炉等生活细节把林黛玉的敏感、尖酸的“小性儿”表现得淋漓尽致。

对主要人物的性格是反复刻画、渲染、衬托，而对一些次要甚至是无关紧要的人物，能通过几笔的速写，勾勒出人物鲜明的轮廓。如贾琏与鲍二家的私通，让两个小丫头放风，凤姐、平儿回来，两个小丫头，一个吓得“回身就跑”，一个见躲不过，“越性跑出来，笑道：‘我正要告诉奶奶去呢，可巧奶奶来了。’”只这个简单的细节，就把两个性格不同的丫头勾画出来了。

（节选自《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第四卷，《<红楼梦>的人物塑造》，有删改）

材料三：

不同人物之间性格的对照可以使彼此之间的性格“区别得更加鲜明”，相互起衬托作用，而带有较高审美意义的人物性格的外部对照，应当是《红楼梦》式的对照，对照的双方都应当具备丰富的性格内涵，只有这种对照才是高级的对照方式。

那么这种高级的性格外部对照方式怎样才能实现呢？这里的关键是必须从外转入内，即依赖性格内部的美丑对照和美丑的二重组合，并且，典型性格内部的对照，很少只是单纯的一组对照关系，它往往形成多组对照关系，并形成性格内部的对照系统。在这个对照系统中，“杂多”的性格元素，通过一定的中介，分别形成一组一组的对立统一联系，这就是性格整体中的二重组合单元，这些二重组合单元，在性格内部积极运动，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形成丰富复杂的性格。以项羽为例，他的性格就是一个复杂的对照系统。钱锺书先生汇集《史记》中其他人物对项羽的评价，找出项羽多种性格元素的两极对照，他说：“‘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猾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项羽丰富复杂性格系统包括善与恶、残暴与仁爱等多种性格的二重组合单元，而由于两极对照中又有心理中介与感情中介的联系，因而形成犁然有当的性格运动。

在成功的文学作品中，不仅主要人物可以形成自己的性格对照系统，次要人物也可以形成自己的性格对照系统，例如《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贾宝玉具有自己复杂的性格对照系统，而次要人物睛雯、袭人等，也都有自己的性格对照系统。以袭人为例，她既恪守奴才的本分，全心全意地尽奴仆之职，但也流露出对自己“奴才命”的不满。她对主子极其温顺，似有逄迎之嫌，但她又同情刘姥姥，惜老爱贫，似无势利之心。她对宝玉既有“从”也有“爱”，既有奴仆对主子卑微的恭顺，也有青春少女对恋人真实的痴情。袭人性格内里包含着美丑、善恶的对照，这种对照是由很多二重组合单元互相交叉构成的，因此，袭人的性格也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袭人的性格塑造与晴雯的性格塑造，都是非常成功的。她们两人形成一种性格对照，让人感到她们的性格虽然清晰，但又不是一览无余，没有人为的对照痕迹。这就因为她们自身的性格是丰富的，其内部也有对照，也有联结，也有统一，深层结构中蕴涵着许多一家独有的内容。这些内容既确定又不确定，既复杂又深邃。这样，她们的性格外部对照，由于自身性格内涵的丰富，而获得较高的审美价值。因此，一部作品的形象体系，尽管作家可采取多种对照手段，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人物性格内部的对照和组合。

（节选自刘再复《红楼梦悟》，有删改）

任何文化都以时空认知为起点。根据宇宙大爆炸学说，宇宙因爆炸而生成，时间得以同时生成。这个时间，是自然时间。人类在自然时间范围内，为了标记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给自己拟订一种“纪序”参照系，这就是定义时间。今天人们所“感知”的日期，就是一种全球约定的定义时间。定义时间在自然时间面前只是一个微量，但它已作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人类生活，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甲子，是世界时间文化中的一种独特定义。从1911年发现的六十甲子表甲骨来看，甲子作为一个确定的记述系统用于定义华夏时间，至迟在殷商时期已然完备。天干源于纪日，地支源于一年12个月。用日、月与地球的视运行关系来记述人类活动时间，就是甲子时间纪序的本质。甲子纪序，是先民对自然时间关系的一种客观摹写，体现了一种朴素的自然取时思想。

关于时间的本质，柏拉图认为时间是理念永恒性的摹本。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既不是运动，又不能脱离运动，是运动的数。伽利略指出，时间具有各向同性、均匀性和无限性。后来，爱因斯坦提出时空不是互相独立而是一个整体的四维时空连续区。至此，时间在其永恒与无限的直观视界中，与运动、空间的同一性本质得到了最权威的认定。而研究者发现，甲子既定义了时间与运动的同一性，也定义了时间的永恒性和无限性，同时又定义了时空一体性。细究甲子的定义内涵，其所体现出来的时间观念与现代科学对时间本质的描述非常一致。

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生存环境而形成不同的生存模式，从而也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式及价值选择。时间文化的形成，同样受到了不同的价值选择路径的影响；这种不同的时间文化又会“反哺”于社会生活，形成不同的文化效应。在西方，时间作为本体论问题成为思想与探究的主要对象。这种对“时间是什么”的连续追问与解答，直接导致了以哥白尼革命为标志的近代科学的诞生，并为牛顿经典力学时空观的建立提供了条件。也正是由此，时空与运动才成为当代科学最为关注的前沿问题，并引发了新一轮宇宙时空探索的科学时尚。可以说，当今科学主宰世界的文化潮流，其起点就是“时间”问题的解决。在中国，“天人合一”观念把人“放大”到与天地齐一，天地的存在与人事的价值目标相互统一。这种与西方迥异的思维方式，正源于古代中国长期持续存在的宗法血缘共同体的历史实践。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天由最初的外在实体逐渐转向与人相互共生的关系性存在，这培育和预设了中国人特有的时间观念。

(摘编自肖世洪《甲子对时间本质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