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不是现实，它是完美的道德观念，也是利他主义精神；它是很难实现的观念，经常是穷尽个人一生的努力也无法实现的观念。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都是在为他人做自己生命之内无法完成的事。他们被后人传颂千年，因为他们展示了追求理想的生命，展示了生命的完美。

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对孔子而言，天下归大众公有乃是“大道”。大道之下的社会，选择德高能干的人来领导，讲求人与人之间的信用与社会和睦。在天下无私财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不以血亲关系为意。因此，老者能颐养天年，壮者能人尽其才，幼者能学有所长，残疾者能生活无忧。人们开发自然资源，不是为聚敛私财，为的是物尽其用。人们努力工作，不是为了自家，而是出自道德。孔子的这种理想是完美的，所以是永恒的。这理想到了马克思的时代，成就了一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运动死了，但那伟大的理想不会死，因为那理想是善良完美的理想是道德的、完美无私的，与今日所说的“真善美”相类。

理想是难以实现的，对于个体而言，生命不过百年，生命内的物质享受就是一切，因而个人的物质得失最重要，理想有无也就不重要。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谈论理想，倡导每个人树立并坚持远大理想呢？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有理想的青年，决定祖国理想的未来。我们要鼓励青年有理想，因为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有理想的青年，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精荚和英雄，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社会进步，没有我国理想的未来。青年人除了学习实用的科学知识外，还要为服务于社会做准备，要有服务于公共生活的精神，成为社会中积极健康的力量。

多数人在年轻时曾有远大理想，但在成家、工作或者遭受挫折之后就成为现实主义者，甚至变成庸庸碌碌、争权夺利的“小人”。毕竟，理想不是现实，它只是观念，现实会蹉跎理想，摧毁理想。能够坚持理想的成年人是极少数，理想使他们坚强弘毅，百折不挠，成为英雄。培育先进稻种的袁隆平，最初没有科学院研究员的地位，没有研究资金，无怨无悔默默耕耘了数十年，终于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事业，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我国农学家的楷模，袁隆平的成功，当然是理想主义在起作用，理想主义使他成为百折不挠的英雄。

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祖国的发展，我们需要在青年时代树立远大理想，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把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相结合，并且在成家、工作后能一直坚持理想。

（摘编自潘维《理想主义与现实》）

社会表情是一个社会群体甚至整个社会的集体情绪的外显形式，是在进行充分的社会认知和作出集体价值判断后所形成的情感表达，因此与变动不居的个体情绪及集体突发性的情绪宣泄不同，社会表情一旦形成就会相对稳定，形成一种社会群体甚至整个社会共同的情感氛围。按社会合作程度由高到低的标准进行划分，可以对社会表情进行简要概括。

最为典型的合作型社会表情是社会幸福，即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社会主要群体甚至整个社会都洋溢着“幸福”的意识。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数年间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婴儿潮”和1950年以后新中国出现的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就是社会幸福的一个重要表征。但要科学地判断一个社会及主要社会群体是否幸福需要综合分析。不丹在1972年首次提出并践行“国民幸福总值”这一发展理念，时至今日，无论是人均GDP、受教育程度还是军事实力，不丹在国际上都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但国民主观的幸福感却一直居高不下。1973年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欧美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国民的主观幸福感却在不断下降。可见，衡量社会群体的幸福程度，既要关注客观指标，更要关注主观认同。

社会幸福这一表情延续一段时期后，可能演化为新的社会表情——社会安逸，即社会主要群体甚至整个社会的表情是舒适安闲的。在社会安逸状态之下，社会主要群体的获得感和安全感较强，社会抗争较少，社会整体上处于恬静状态。农耕时代的小农生活总体上就处于一种低水平循环下的社会安逸状态。20世纪50年代，西欧国家构建高福利体系后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一段时期内国民的社会安逸表情就较为明显，但这是一种现代社会中处于较高水平的社会安逸状态。社会安逸感有利于社会合作的形成和延续，但如果不适时进行再动员和再调适，就会衍生出绝对稳定感，进而侵蚀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动力。

与社会安逸相对立的社会表情是社会焦虑，即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社会主要群体甚至整个社会的表情是焦躁不安的。一个急剧变迁的现代社会中，轻度社会焦虑的长期存在将发挥催人奋进、激发社会创新的功能，有利于形成社会合作的氛围。而重度社会焦虑则可能引发其他负向的社会反应，如失去安全感、由剥夺感和压迫感所引发的社会性怨恨等，严重的社会焦虑明显不利于社会合作局面的形成和维持。

最为典型的不合作型社会表情是社会愤怒，即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主要社会群体甚至整个社会的表情是异常愤怒的。有些社会愤怒是以各种“社会不合作”行动表达的，但更多的社会愤怒是以暴烈的行动表达出来的。2008年以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欧美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滞缓，仅2011年一年就出现了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希腊债务危机大骚乱、英国伦敦大骚乱等社会冲突事件，2018年法国巴黎出现了持续长达半年之久的“黄马甲”运动。这些都表明在这些时期西方国家的社会主要群体的社会表情是以社会愤怒状态为主的。

（摘编自王道勇《社会表情与社会合作》）

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一种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的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而《笑做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