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

与周瑜相遇

迟子建

一个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夜晚，我枕着一片芦苇见到了周瑜。那个纵马驰骋、英气逼人的三国时的周瑜。

因为月色很好，又是在旷野上，空气的透明度很高，所以即使是夜晚，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当时我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袍，乌发披垂，赤着并不秀气的双足，正漫无目的地行走在河岸上。凉而湿的水气朝我袭来，我不知怎的闻到了一股烧艾草的气息，接着是鼓角相闻，我便离开河岸，寻着艾草的味儿和凛凛的鼓角声而去，结果我见到了一片荒凉旷野，那里的帐篷像蘑菇一样四处皆是，帐篷前篝火点点，军马安闲地垂头吃着夜草，隐隐的鼾声在大地上沉浮。就在这种时刻，我见到了独自立在旷野上的周瑜。

我没有小乔的美貌，周瑜能注意到我，完全是因为在这旷野上，只有两个人睁着眼睛，而其他人都在沉睡。那用眼睛在月光下互相打量的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就是周瑜了。

因为见到了我最想见到的一个男性，所以那一瞬间我说不出话来，我见到亲密的人时往往都是那个表情。

周瑜身披铠甲，剑眉如飞，双目炯炯，一股逼人的英气令我颤抖不已。

“战事还未起来，你为何而发抖？”周瑜说。

我想告诉他，他的英气令我发抖，只有人的不可抗拒的魅力才令我发抖，可我说不出话来。

我不知道又有什么战事要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安营扎寨，这么使周瑜彻夜难眠的战事，一定非同一般。短兵相接，战前被擦得雪亮的军刀都会沾有血迹。只有刀染了血迹，战争才算结束。多少人的血淤积在刀上，又有多少把这样的刀被遗弃在黄土里，生起厚厚的锈来。

周瑜并没有在意我的发抖，而是将一把艾草丢进篝火里，我便明白了艾草味的由来。可是先前所闻的鼓角声呢？

周瑜转身走向帐篷时我见到了支在地上的一面鼓，号角则挂在帐篷上。他拿起鼓槌，抑扬顿挫地敲了起来，然后又吹起了号角。他陶醉着：为这战争之音而沉迷，他身上的铠甲闪闪发光。

我说：“这鼓角声令我心烦。”

周瑜笑了起来，他的笑像雪山前的回音。他放下鼓槌和号角，朝我走来。他说：“什么声音不令你心烦。”

我说：“流水声、鸟声、孩子的吵闹声、女人的洗衣声、男人的饮酒声。”

周瑜又一次笑了起来。我见月光照亮了他的牙齿。

我说：“我还不喜欢你身披的铠甲，你穿布衣会更英俊。”

周瑜说：“我不披铠甲，怎有英雄气概？”

我说：“你不披铠甲，才是真正的英雄。”

我们不再对话了。月亮缓缓西行，篝火微明，艾草味由浓而淡，晚风将帐篷前的军旗刮得飘扬起来。我坐在旷野上，周瑜也盘腿而坐。

我们相对着。

他说：“你来自何方？为何在我出征前出现？”

我说：“我是一个村妇，我收割完芦苇后到河岸散步，闻到艾草和鼓角的气息，才来到这里，没想到与你相遇。”

“你不希望与我相遇？”

“与你相遇，是我最大的心愿。”我说。

“难道你不愿意与诸葛孔明相遇？”

“不。”我说，“诸葛孔明是神，我不与神交往，我只与人交往。”

“你说诸葛孔明是神，分明是嘲笑我英雄气短。”周瑜激动了。

“英雄气短有何不好？”我说，“我喜欢气短的英雄，我不喜欢永远不倒的神。英雄就该倒下。”

周瑜不再发笑了，他又将一把艾草丢进篝火里。我见月亮微微泛白，奶乳般的光泽使旷野显得格外柔和安详。

我说：“我该回去了，天快明了，该回去奶孩子了，猪和鸡也需要喂食了。”

周瑜动也不动，他看着我。

我站了起来，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然后慢慢转身，恋恋不舍地离开周瑜。走前打着哆嗦，我在离开亲密的人时会有这种举动。

我走了很久，不敢回头，我怕再看见月光下周瑜的影子。快走到河岸的时候，却忍不住还是回了一下头，我突然发现周瑜不再身披铠甲，他穿着一件白粗布的长袍，他将一把寒光闪烁的刀插在旷野上，刀刃上跳跃着银白的月光。战马仍然安闲地吃着夜草，不再有鼓角声，只有淡淡的艾草味飘来。一个存活了无数世纪的最令我倾心的人的影子就这样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想抓住他的手，无奈那距离太遥远了，我抓到的只是旷野上拂动的风。

一个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夜晚，我枕着一片芦苇见到了周瑜。那片芦苇已被我泪水打湿。

（选自《中国当代小小说精品库》）

文本二：

2020年12月，第五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颁奖典礼在温州举行。迟子建获“杰出短篇小说作家奖”。评委会认为：迟子建的短篇小说，始终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与突出的个人风格。自然景观与社会景象的相勾连，生物灵性与各色人性的相贯通，使得她的小说，地气与元气相得益彰，灵气与生气融为一体，从而使小角度的故事总是蕴含着深邃与丰沛；小人物的悲欢总是携带着希冀与温暖。以地域文化为基点，以底层生存为焦点，努力营造短篇小说的诗意美学，使迟子建具有了清晰俊朗的辨识度，更使她具有了卓尔不群的重要性。

（摘编自《澎湃新闻》）

作为士人的苏轼，为何要躬耕？倘若细究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因缘。

苏轼是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任黄州团练副使之职贬居黄州的。谪黄之初的经济状况，何忠礼先生做过专门的研究。何先生说，检校官为非正式任命的加官，而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实乃贬官的代名词。作为加官，是没有俸禄的，仅有一些额外收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这一虚衔没有现金收入，唯一福利就是可以得到一些官酒，喝完酒之后，卖掉酒囊可得些许现金。至于团练副使是否有收入，历来众说纷纭。困境的另一方面来源于家庭成员众多。苏轼到黄州后不久，一家老小在苏辙的护送下也来到黄州。其家庭人口数量，虽比不过富家巨室，然有二十余口。正因为收入锐减，加之食口又多，“平生未尝作活计”的苏轼，在以前阔绰的时候，“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今“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

苏轼内心一直存在着归隐躬耕的夙愿，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而已。早在熙宁年间倅杭时期，他就曾经萌生过此种念头。《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诗中有“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的表达。“五亩宅”即孟子笔下的“五亩之宅”，是古代农耕的一种理想模式。苏轼当时希望能够得到五亩宅地，表明他归隐躬耕的愿望早就存在，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被贬黄州之后，苏轼的处境变得艰难，他试图借助陶渊明来宽慰自己，经常口诵手抄渊明诗文。不过，陶渊明虽然归隐之后生活也较为艰难，但毕竟有自己的田产，而苏轼仅是一员迁客。后来，好友马梦得深知他处境的艰难及内心的夙愿，出手相助，给他谋得一大片荒地。苏轼苦盼的机会终于来临，他绝无推辞的理由。

苏轼所得之地，在离黄州府治东边不远的东坡。“东坡”这个名称，注定在苏轼的思想深处要撞击出悠远的历史回音，因为苏轼的偶像白居易被贬忠州后，曾在东坡经营，且东坡有文化美名。在古代士人中，苏轼极为仰慕陶渊明和白居易。若言志向及经历，苏轼更接近白居易，而非陶渊明。白居易本有经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因政治而遭贬。在被贬忠州前，他已是声名远扬；被贬之后，能够随遇而安，抱持积极的生活态度。就此而言，白居易非常契合苏轼。在现实的操作层面上，学陶渊明难，学白乐天易。因为陶渊明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而白居易要容易学得多，毕竟他更有人间烟火味。苏轼正是将白居易作为小目标、将陶渊明作为大目标来对待的。苏公在黄州，正与白公在忠州相似。忠州东坡与黄州东坡，虽地隔千里，但文化机缘一线牵。苏轼追慕白居易，向往其东坡生活，爱屋及乌，黄州的东坡，也就成为他理想的栖居之所。文化机缘虽非苏轼躬耕东坡的决定性因素，倘若换成南坝西沟北陂之类，处境艰难且长期有躬耕心愿的苏轼也会前往耕种，但是否能像在东坡躬耕这样干劲十足、意兴盎然，还真得打个问号。因此，文化机缘给苏轼欣然前往东坡耕种，应该带来了一定的精神加持。

(摘编自王兆鹏、陈朝鲜《论苏轼躬耕东坡的原因和意义》)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含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教”（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的角度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 “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踢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以柳写景。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以柳喻情。自汉代以来，“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惜别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的首联“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的处境相合，故“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中“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不断追寻。

以柳喻人。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中“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眘虚《阙题》中“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