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有个孩子问，为什么中国古代建筑都是木结构，而欧洲人却用石头造屋?

②这是一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当然不是中国人不会使用石头，也不是石材匮乏的缘故，从宫殿台基、栏杆到乡间的石板路、石拱桥，华夏大地上到处都能找到关于石头的记忆。反过来想，欧洲建筑以石头为主，也并非表示人家不懂木作手艺，更不是他们那片土地上缺少木材。早在公元前一世纪，罗马人维特鲁威就在《建筑十种》中，记述了木材的采伐和加工。

③有一种解释是人类最初将木材作为主要建筑材料是受制于技术条件，因为在金属工具的雏形阶段，处理木材相对显得容易……这种说法显然是把石头建筑的出现推置于木建筑之后，也就是说欧洲的建筑文明应该晚于中国。可是，想想那些希腊神庙(更不用说埃及金字塔)，有关“最初”的自豪感不免令人生疑，其实这上边很难认定孰先孰后。

④问题抑或在于不同的人居理念?还真有那么一说。有人正是从木材的温润质感与石头冷冰冰中看出了不同的生活意趣。有人不惮其烦地论证木结构建筑如何暗合农耕文化的田园诗意，好像石头城堡只能充作吸血鬼骑士的文化符号。还有人把中国建筑匀称流畅的线条视如天地人的和谐之境，而把注重体积感和立面装饰的西方建筑看作是一味张扬等等。

⑤建筑史著作里经常充满了诸如此类似是而非的说法，前卫学者喜欢将传统文化与时尚趣味一锅乱炖，而这本身也成了一种时尚。难道人们真是为了观念而栖居?如果要打捞旧日的诗意，也该听听“约之阁阁，椓之橐橐”(《诗·小雅·斯干》)的歌吟，筑版夯土的农民工绝不会想着“回归自然”什么的，造屋正是为了避除风雨虫鼠之害，何曾成了风雅之赏?可是，真的没有主观因素吗?

⑥中国建筑为什么不用石头用木头，大人告诉那孩子，那是为了赶时间，不像你吃饭作业都磨磨蹭蹭。用石头造房子太慢，在古代光是石料加工和运输就是旷日持久的劳役。罗马彼得大教堂造了整整一百年，巴黎圣母院造了一百八十多年，而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前后耗时竟达六百年之久。神是永恒的，不妨天长地久耗下去。可是钟情于现世的中国人绝对等不起，尤其是中国的皇帝和官员们。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一番大兴土木，嵯峨相接的宫殿一转眼就起来了，实在是靠了木结构的施工便利。换作西方人凿石垒堡的搞法，怕是皇帝等到死也住不进宫里。对了，皇帝死后的寝宫倒是万古永恒的石头建筑，他们大多即位之初就开始修造自己的陵墓，那档子破事可以搞上几十年。

⑦所以，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下诏营建新都。宇文恺奉诏，只用了短短的一年就建成了大兴城(长安)。而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营造宫殿只用了四年光景(精雕细刻的紫禁城也只用了十几年)。当然，造得快也毁得快。并不都是“楚人一炬”，戍卒未叫人心早已浮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重新洗牌的机缘，天变不足畏，风水轮流转，别说生不逢时没人给你机会。中国人以生命的尺度调谐做事情的节奏，并不是发觉落后于西人之后，才有了“大跃进”的思维。现在不也有把刚盖了十年十几年的大楼都炸了的事么?

⑧“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以留不下城堞和穹顶，留下了一堆沉痛的文字。

关于秦统一事业的成功，秦始皇自称“德并诸侯”“烹灭强暴”。对于实现“天下一统”的因素，《史记》有“是善用兵，又有天命”的说法。秦据西北僻陋之地迅速崛起，能够“强殆中国”（《荀子·强国》），最终实现一统，自有重要的原因。以往曾有学者将商鞅变法解释为由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社会形态进步的标志，认为秦的统一在于改革彻底，使得先进的制度战胜了落后的制度。然而许多迹象告诉我们，历史真实显然要复杂得多。正如李学勤所指出：“近年有关秦的考古发现……特别是涉及奴隶制方面的，使我们感到必须重新描绘晚周到秦社会阶级结构的图景。“睡虎地竹简秦律的发现和研究，展示了相当典型的奴隶制关系的景象”，“有的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六国先进，笔者不能同意这一看法，从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野蛮的奴隶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相反。”就这一历史文化主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通过中国历史走向揭示社会发展的若干规律是必要的。

对于秦富国强兵，终于一统的具体的条件，可以进行必要的分析。研究者注意到秦国在技术层次的优胜，如水利经营、交通建设、机械发明、动力革命等方面体现的优势，由此实现了国家综合实力的上升，成为在军事竞争中势不可当的重要因素。而管理方式的进步与铁质工具的普及，也表现出对东方六国的某种意义上的超越。与技术层面有关的，还有秦的学术文化倾向特别注重实用之学。因此，泰人在兼并战争中能够“追亡逐北”“宰割天下”，最终“振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制六合”。

秦统一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李学勤指出：“秦的兼并列国，建立统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为后来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秦王朝虽然短暂，但因秦人在西北方向长期的活跃表现，以“秦”为标志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已经在辽阔的空间形成显著影响。两汉时期，西域及北方草原民族仍称中原人为“秦人”。实例见于《史记》、《汉书》及新疆拜城《刘平国刻石》。关于China的语源，有人解释为“丝”，有人解释为“茶”，有人解释为“荆”即“楚”，有人解释为“昌南”即“景德镇”。也有学者以为与水田稻作有关，是“粳”的译音。而更多的学者倾向于与“泰”有关。《美国遗产大词典》的解释是“China”一词与公元前三世纪的秦朝有关，《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的编者也主张“China”一称来自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的秦王朝。以“秦”为标志性符号的历史阶段对于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保留了我们民族的久远记忆。

秦统一对于世界史的意义，或许可以通过中原帝国执政者对于“北边”的重视以及随后发生的历史变局予以理解。草原强势军事力量因秦王朝比较积极的战略布局，南下侵扰的行为受到遏制。数十年之后，汉武帝对匈奴的有力抗击改变了汉帝国西北形势。匈奴向欧洲迁徙的历史动向，有的学者认为自秦始皇令蒙恬经营“北边”起始，世界民族文化格局因此有所变化：有的学者更突出强调秦始皇直道对于这一历史变化的作用。这些认识是有一定学术依据的。

秦政的设计者和操作者不仅“吞国称帝，致泰一统”，而且推行以焚书坑儒为极端代表的文化专制政策。专制对象又扩衍至社会各层面，以致“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秦政酷烈暴虐风格对中国政治史有长久的影响。谭嗣同《仁学》写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即指出秦王朝行政极端专权的特征对后世政治生活的危害。这是我们在分析泰统一与秦政的历史影响时不能忽略的现象。然而泰统一的意义，后世批判秦政的政论和史论亦未必否定。钱穆指出：“中国版图之恢廓，盖自秦时已奠其规模。近世言秦政，率斥其专制。然按实而论，秦人初创中国统一之新局，其所努力，亦均为当时时势所需，实未可一一深非也。”李学勤说：“（秦统一）带来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这样的判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有删改，选自2017年07月17日《光明日报》14版）

当前，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任务。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教育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国古代书院的优秀传统尤其是其中的“成人”教育理念，对当今教育颇有启发意义。。

书院“成人”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去功利化。宋代大儒朱熹曾经严厉批评当时的官学已成为学生追求功名利禄之所，仅仅培养学生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这种教学只会“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曾经主持复兴岳麓书院的张栻也明确反对功利化教育，认为书院教育“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他和朱熹一样主张通过创办书院恢复孔子的“成人”教育理念。古代教育家批评的功利化教育，同样存在于当代教育中。例如，片面鼓励学生以考上重点大学为唯一目标，大学只是偏重于知识技能的教育培训，使得学校教育不能突出以人为核心，不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人格、能力、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古代书院强调人格教育的重要性。南宋时期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综合了早期儒家“成人之教”的教育理念，特别强调人格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学生“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从自我修身、待人接物等多方面对学生进行引导。南宋理学代表人物陆九渊明确反对片面的知识教育，强调读书多少并不是衡量一个人品质高下的唯一标准；读书不多的普通人，只要心地纯正，也可以成为君子。他创建象山精舍讲学，就是为了实践其教育理念。当代教育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忽视人格教育的问题，出现了片面知识化、商业化的倾向。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当今中国教育可以吸收古代书院重视人格教育的优良传统，努力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古代书院还将“成人之教”引向家国情怀培养。书院教育的“成人”并不是“独善其身”的自我人格完善，而是要求将自我人格的完善与家国天下的事业结合起来。史书记载：“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无考。”宋末岳麓书院学生参加抗元斗争，大都壮烈牺牲，这正是“见危授命”的“成人”作为。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主持召开教育面向21世纪国际研讨会，将“学会关心”作为本世纪教育的基本方向，与会专家学者希望教育学生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和国家、关心人类的生存条件，等等。这正与我国人文教育传统相呼应。

（朱汉民《书院“成人”教育理念的当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