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已成为了一个神话，无论在书法行家那里，或者非专业人士那里，“兰亭”俨然成为了一座不可触摸更不可撼动的图腾立柱。和其他艺术所不同的是，书法的历史是一个逆行的历史。当一系列经典范式被建立起来以后，后人始终在对于这些经典进行不断趋近化的效仿中建立起各自的历史谱系。这个描述很像是哲学家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里所描述的景象，时间的天使背向未来被狂风越吹越远。“兰亭”如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不可接近的艺术理想，却离尘世越来越遥远。尽管书法史上的图腾柱大大小小各擅胜场，但“兰亭”毫无疑问已成为了一切图腾柱中央最宏伟夺目的那一座。

这种艺术史上的偶像化对我们并无好处。一方面我们看到现代文化的琐碎和平庸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同时也看到那些经典的图腾变得越来越坚不可摧，而人类的生命和创造力却在这些文明碎片的挤压之下变得举步维艰。关于“兰亭”的起源已几乎湮没无闻，和王羲之的其他真迹一样，大多已被历史的烈焰摧毁殆尽。要是我们通过那些残留的余烬来观照“兰亭”的出生证明，会发现实际上连这座图腾本身都是极为可疑的。

东晋这个朝代和以往不同，他们拥有非常强大的“厚今薄古”的风气。我们说汉魏风骨，实际上也强调其古意盎然，拥有一种经典化的理想美学。但是东晋时代除了个别人之外，主要的文化风气在于对经典美学的逆反。我们可以说，在当时的哲学风气下，那种来自汉代儒学的历史观被清谈式的玄学化的历史观所取代，同时在国家权力松弛的现实政治之下，人们更多地把目光放到了今世，期待在当下建立起属于自身的经典艺术体式。

“兰亭”最初的经典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书法的传统尺度一度是汉魏时代的张芝和钟繇，然而到了王羲之出世之后，他将古拙的写作形态一改为妍丽之风，很快获得了人们的赞誉。一种新的美学格局的出现总是会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但这种评价也常常带有争议。因此若干年后，当王羲之的七子王献之出世之后，很快就在书法领域取代了其父亲的位置，成为了大众所青睐的新对象。这样看来，王羲之的第一次经典化尝试并不是很成功，尽管他确实得到了认可并纳入了经典的谱系，但是离后来“书圣”的地位，其实还很遥远。

问题就出在几个皇帝身上。当时代过了一百多年，走进梁武帝的年代后，“崇古薄今”的风气再度袭来了。这是一个知名的崇古帝王，他试图重新建立一系列关于书法的古代丰碑，重新激发起文化里对于经典的向往。问题随之而来，那些更为古老的书家作品，传世已然稀罕，他往前推算所足以找到的最为合适的书家范式，正是王羲之。在这样一种皇权和艺术经典权的共同策应之下，王羲之被推上了其生前难以想象的宝座。尽管后来梁元帝在战乱里焚毁了大量真迹，但这些在现实中的焚毁也恰恰让这些经典在精神史里变得更加牢固。直到后世皇家不断以王羲之作为珍藏，“兰亭”的“第一行书”和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也就这样逐渐流传下来了。

这是一个简要的偶像建立史。我们知道，一座艺术图腾的树立并不是简单而孤立的事件，而要依靠无数波涛的合力才能够逐渐建成。问题是，这场复杂的历史事件在后来被简化成了一桩纯粹的艺术美学问题，仿佛“兰亭”生来就是为了“天下第一行书”的称号而来的，这当然是我们在认知上的重大谬误。事实上，何止是“兰亭”，在任何领域建立起偶像丰碑，总会伴随着认知简单化的危险。要是对图腾的崇拜还混杂了一些其他的权力崇拜在里面，那局面就更加糟糕了。

（节选自《长江日报》）

《论语》开篇《学而》中提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此句“弟”通“悌”，指出了孝与悌是为人的根本。“本立而道生”，生生不息的人道，其根源在于孝悌。孟子则进一步提出“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从人伦关系和人伦次序来说，“孝”一般是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孝敬，指的是上下两代人的纵向人伦关系，“悌”指的则是兄弟姐妹间的横向人伦关系，“一纵一横”所形成的“十字形”的人伦构造，无疑是中国人伦关系的重要构造，悌文化在其中的作用与重要性，具体体现为三个“有利于”：

其一，有利于个人的修养成才：悌作为对兄长的敬爱，与孝具有天然的联系性。将对兄长的敬顺扩大至父母便成了孝。同时，维持兄弟姐妹关系的和睦本身也是孝的一个方面，“兄弟睦，孝在中”。义与悌更是紧密联系。“义之实，从兄是也。”义为行事得宜，分寸得当之意。幼弟对长兄的得当行为正反映了义的内容和要求。孝悌作为个人修养的核心，做好它，仁义礼智便能顺其自然，唾手可得，故孟子说“尧舜之道，孝悌者也”。

其二，有利于家庭的和睦与团结：悌对于“先生为兄，后生为弟”的强调，在家庭内部确立了普遍认同的同辈兄长核心和井然秩序。弟弟要时刻为兄长考虑，日常中尊敬顺从兄长。兄姐要用“友”回报“悌”，关心爱护弟妹。在孝悌思想的指导下，古人崇尚同居共财，甚者有十世同居，几千人吃一口大锅饭，而不闻争吵之声。即便兄弟成年后分家，悌友的思想也为财产划分添上了温情脉脉的色彩。分家之后各支仍旧相互扶持，荣辱与共，兄姐弟姐之间的悌德成为家庭家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的重要因素。

其三，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悌德明确长幼秩序，强调长幼两者各守其道，各安其分。与强调父子关系的孝相结合，培养出每个人的伦序意识与伦理关切，“孝以事君，弟以事长，示民不贰也”。用悌道来侍奉尊长，在法治不健全和政权不下乡的社会中，孝、悌思想很好地维护了社会秩序和政局稳定。

今天，随着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悌道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为现代的人际交往提供了良好的思路，以一颗友好善意的心来面对所有熟人和陌生人，在此基础上建立融洽的社会关系。如今社会上出现的许多人情冷淡的现象，正是因为对陌生人缺乏兄弟般的热情，而习惯用冰冷的利益衡量人际间的关系所致。将悌道贯彻于社会中，不仅能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更能推动社会更好的进步与创新。

当然，我们需要正确辨别与对待悌道，在重视与弘扬悌道的重要价值与作用的同时，也不能走向极端。兄弟姐妹之间的悌道，只是人伦关系之一，不能是占据人的存在的全部或主导层面的人伦关系。

——摘自丁成际《悌之道》（《光明日报》2020年3月21日）

公元前16世纪至前3世纪，中国各地区文化逐渐融合。商周以后，中国北部已有强大的文明，将其他族群、阶层纳入同一政治、文化秩序。春秋战国接续已经发轫的动力，扩大了这一秩序的领域。中国文化的特色，此时也呈现出来，此后又有两千余年成长。同时，中东地区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城两个文明，则由盛转衰，后被边陲的波斯与希腊取代。两河、尼罗河流域本是颇有活力的文化核心区，但没能走向庞大持久的文化圈，却从此以后，分分合合，终于淡出历史。

先从地理形势讨论。中国北方黄土高原、黄土平原、渤海湾平原三者一体，虽有山地，却非天险。南方则河川湖泊处处有之，偶有山岭，不成障碍。南北之间彼此密接，只有四川盆地等地自成格局。长江、黄河两河中下游代表的南方与北方，形成各自的文化特色，又因彼此密迩而交流频繁。南北两个文化系统，经常接触，又不断抗衡，最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融合为一。

中东两大文明则不同。两河地区北有高山，南有沙漠，难以逾越；其它方向通路狭窄。埃及在尼罗河谷地，两侧皆山，外面不是荒漠就是石碛山地。两河与埃及之间还隔了一个大沙漠，是以两个古代文明虽有接触，却不能密集交流。此间之征服者，只能“马上”取天下，而不能有文化的涵化力，将不同文化系统融为一个可大可久的核心。

中东地区各地方文化，各自发展了独特的文字系统。两河的楔形文字、埃及的图像文字，造字原则完全不同，始终无融合的可能。中国地区只出现了一套文字系统。它在新石器时代即已肇瑞，于商周时代一系相承。南方文化与北方交会时，南方可能并无文字，于是接受了北方的文字。战国列国出土的文书，虽有歧异，大体相同，属于一系。中国地区单一的书写系统；实与其文化的融合关系密切。

从思想方式而言，两河流域的文献，显示出二元对立的观念:淡水与苦水、山雨与干风，皆难以调和。埃及古代的宇宙观，则为定于一尊的多元系统:法老是主宰，地方神祇各有职司。新王国时代，埃及向外扩张，接触异地文化，这套封闭的观念便难以自圆其说。

中国古代文化则逐渐形成二元融合的观念，阴阳、动静都对立而互补。《周易》以相对二元、彼此调和作为事物的本质，这套观念迥异于中东两大文明。也许因周人秉持此想法，故其主宰北方时，能吸纳旧商人族群，并与各地土著共存，体现出很大的包容性。

春秋时孔子提出“仁”，将人性与宇宙的道，结合为以人间秩序为主轴的思想体系，此即雅斯贝尔斯所谓“文化大突破”。而亚述与埃及于轴心时代却未有足够的大突破。中国的情形，综合言之，广大地区的古代族群，在接触的过程中，有同- -文字为载具，观念包容调和，遂能合为一系，源远流长。大突破后，人间的关怀，二元的动态及互补，成为中国文化系统主要的思想特点。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