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曹雪芹对人物的独特性格反复皴染，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贾宝玉的“爱博而心劳”的性格特征，是通过他那特别敏锐和细腻的思维和感情，通过他那乖张可笑的言语和行为，反复加以渲染。这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惟妙惟肖地写出他对黛玉、宝钗、晴雯、袭人、平儿、香菱等各种不同类型女性所持有的不同感情和态度，使其丰富多彩的各个层面立体地不可分割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成为独特的人物，极其鲜明又朦胧模糊，让人叹为观止。作者对主要人物性格的反复皴染，不是通过惊险的故事情节，作粗线条的勾勒，而是通过日常的生活细节精雕细凿地刻画人物。如通过周瑞家的送宫花、雪雁送手炉等生活细节把林黛玉的敏感、尖酸的“小性儿”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主要人物的性格是反复刻画、渲染、衬托，而对一些次要甚至是无关紧要的人物，能通过几笔的速写，勾勒出人物鲜明的轮廓。如贾琏与鲍二家的私通，让两个小丫头放风，凤姐、平儿回来，两个小丫头，一个吓得“回身就跑”，一个见躲不过，“越性跑出来，笑道：‘我正要告诉奶奶去呢，可巧奶奶来了。’”只这个简单的细节，就把两个性格不同的丫头勾画出来了。

（节选自《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第四卷，《〈红楼梦〉的人物塑造》，有删改）

材料二：

曹雪芹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不去追求曲折离奇的情节和故事，而是从日常生活中去发掘艺术的宝藏。他不仅在所谓“家常琐屑”“儿女痴情”中深刻地揭露了那一社会的丑恶和黑暗，而且还找到了埋藏在生活中的美和诗意！不仅如此，曹雪芹根据现实生活创造出许多性格鲜明而又复杂的人，一扫过去那种单线条式的或脸谱化的手法。他继承了宋元以来许多以爱情为题材的戏曲、小说的优良传统，同时又打破了那些幻想的、不现实的虚构（如“还魂”“离魂”之类），使《红楼梦》充满了现实生活的气息和深刻的时代内容，环绕着爱情描写了广阔的社会现实。曹雪芹还打破了一种在中国文学史上最难打破的现象。这就是一反中国古典戏曲小说题材因袭（虽《水浒传》亦不可免）的顽固现象，完全从现实生活中提取人物和情节。《红楼梦》中的人物，不像许多古典戏曲小说可以在前代文学作品中找到他们的原型，而是曹雪芹独立把他们创造出来的。或者说，许多生活中的人，曹雪芹第一次把他们带进了文学的领域。还有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又是第一次作为一部带有某种自传色彩（而非“实录”）的长篇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它虽然取材于作家自己所经历过的生活，并可能在作品的主人公身上留下自己的影子，但它是对生活加以提炼、概括并通过艺术的想象和虚构（即所谓“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所创造出来的一部文学作品。它的出现，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上表现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特色，即发扬了以亲身体验过的生活为创作基础的现实主义原则。由此可见，曹雪芹是一个自觉的现实主义者。这一自觉是中国文学长期发展的结果，是作家天才地继承了前代的艺术成果而又打破了许多传统束缚的结果；同时也是与当时文学上所存在的公式化、题材因袭等不良倾向斗争的结果。而现实生活则是促成这一自觉的最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蒋和森《红楼梦论稿》）

材料三：

鲁迅先生曾经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有意义的人生一定建立在对某些价值的相信之上，正因为如此，价值的毁灭才构成真正的悲剧。以曹雪芹笔下的金陵十二钗为例，她们认同不同的价值，选择不同的生活，但所有的这些价值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落空。《红楼梦》描述的毁灭，针对的不是某一种价值或人生，而是几乎所有的价值和人生。不是某一个人的毁灭，而是大观园的灰飞烟灭。《红楼梦》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悲剧作品，原因正在于这种彻底的毁灭。

构成悲剧的诸要素中，不幸和死亡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在欧洲，最早的古希腊悲剧表现了命运的不可抗拒，基于神的意志和人的性格，无奈或者悲惨的结局都无法避免。同时，其中蕴含的人对于自由、正义和伦理的追求，与命运的冲突和抗争，让悲剧充满了崇高的意味。而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人世间内在于人性和社会的矛盾，无一例外把罗密欧和朱丽叶、奥赛罗、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等主人公带入死亡。比较起来，《红楼梦》似乎更接近于莎翁作品。虽然有一个神话的背景，但整部小说描述的不过是处在欲望、情感、秩序、伦理、宗教之间的心灵冲突和生命挣扎，不幸和死亡贯穿其中。十二钗中，元春、迎春、秦可卿、王熙凤、林黛玉的生命各个不同，却都无法躲过香消玉殒的结局。而在十二钗之外，作者不断地安排着冯渊、贾瑞、林如海、宝珠、秦钟、秦业、金钏儿、尤三姐、尤二姐、晴雯等的死亡，让那些刻意营造的成功或者欢乐显得非常苍白和脆弱。每个人的悲剧被安放得自然而然又合情合理，更突出了生命和世界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

（摘编自王博《〈红楼梦〉的悲剧让美好的东西获得根基》）

对诗歌多义性的深入研究，是20世纪以后随着语义学的建立而开展起来的。语义学是符号学的三个分支之一，主要研究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有人用符号学的理论来研究诗歌，把诗歌也看作是一种符号，叫“复符号”。这种“复符号”所投射出来的语意，只是它所包含的意义的一部分。这就涉及诗歌多义性的问题了。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艺术，无疑是一条途径。但是，决不能用语义分析代替对于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英国的恩普逊在其《意义暧昧的七种类型》一书中，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里的暧昧语、含糊语，固然有其价值，但这并不等于诗歌艺术的研究。所谓多义并不是暧昧和含糊，而是丰富和含蓄。

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多义性有相通的地方，诗歌可以借助词的多义性以取得多义的效果，然而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按照词汇学的解释，由于语言中词的数量有限，不可能一对一地表示复杂的客观事物和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义词。然而，不管一个词有多少种意义，这些意义都是确定的，而且这些意义都是为社会所公认的。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这种多义性不同。诗人不仅要运用词语本身的各种意义来抒情状物，还要艺术地驱使词语以构成意象和意境，在读者头脑中唤起种种想象和联想，激起种种感情的波澜。诗人写诗的时候往往运用艺术的手法，部分地强调着或改变着词语的意义，赋予它们诗的情趣，使一个本来具有公认的、确定的意义的词语，带上复杂的意味和诗人主观的色彩。而读者在读诗的时候，他们的想象、联想和情感，以及呈现在他们脑海里的形象，虽然离不开词义所规定的范围，却又因人因时而有所差异。生活经验、思想境界、心理气质和文艺修养互不相同的读者，对同一句诗或一句诗中同一词语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体会也不完全一样。可见，诗歌的多义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另外，词汇学里讲词的多义性，是把同一个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意义加以总结，指出它的本义和引申义。如果孤立地看，一个多义词固然有多种意义，但在具体运用的时候，一般说来，一次却只用其一种意义，歧义是一般情况下使用语言时需要特别避免的毛病。

但是在诗歌里，恰恰要避免词义的单一化，总是尽可能地使词语带上多种意义，以造成广泛的联想，取得多义的效果。中国古典诗歌的耐人寻味，就在于这种复合的作用，“诗无达诂”这句话，如果理解为诗是不能解释的，那么这句话自然是错误的，如果从诗歌的多义性上理解，这句话倒也不无道理。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多义性，读诗的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这是很自然的。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而这也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统一。有人认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属于人民的作品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的。如屈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离骚》，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强烈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性格形象，很少具体描述黑暗面。当然追求光明就会与黑暗面形成敌对，这原是矛盾的两面；作者究竟是带着更多黑暗的重压，还是带着更多光明的展望来歌唱，这在形象上是不同的，这事实上正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气象正是歌唱了人民喜爱的正面的东西，反映了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它是属于人民的，是与黑暗力量、保守势力相敌对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

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和平生活繁荣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战国时代生活中那么多的惊险变化，因此在性格上也就更为平易开朗。《楚辞》比《国风》复杂得多、曲折得多，而唐诗则与《国风》更为接近。这一深入浅出而饱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五花马，千金袭，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已经是“万古愁”了，感情还不沉重吗？然而正是这“万古愁”才够得上盛唐气象，才能说明它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气象可以匹敌，有着联系；才能说明盛唐的诗歌高潮比陈子昂的时代更为气象万千。我们如果以为“白发三千丈”“同销万古愁”仅仅是说愁之多，愁之长，也还是停留在字面之上，更深入理解，会发现这个形象的充沛饱满，这才是盛唐气象真正的造诣。

李煜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说愁多、愁长，也是形象的名句；然而这个形象绝不是盛唐气象，它说愁多、愁长，却说得那么可怜相；它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与“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形象上简直是无法比拟的全然不同的性格。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也是典型的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夸大，它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细小；正如一朵小小的蒲公英，也耀眼地说明了整个春天的世界。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基于对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与时代的发展中人民力量的解放而相伴成长起来的。它带来了如太阳一般丰富而健康的美学上的造诣，这就是历代向往的属于人民的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是中国古典诗歌造诣的理想，因为它鲜明、开朗、深入浅出；那形象的飞动、想象的丰富、情绪的饱满，使得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里统一为丰富无尽的言说。这也就是传统上誉为“浑厚”的盛唐气象的风格。

（摘编自林庚《盛唐气象》）

材料二：

唐朝继隋之后，经过太宗贞观之治，文化交融的过程大大地加速了。南朝的“文”妆点了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新文化的升华。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留学生、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至于外国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佛教之外，伊斯兰教、袄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交流也给盛唐社会注入新的气息。中外文化的交流，打开了盛唐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胸襟，这对气象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文献中不乏记载。“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元结《问进士》）“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郑崇《开天传信记》）从中宗神龙元年到玄宗天宝十四年，短短五十年间，唐朝人口增幅达40%。天宝年间人均粮食达到了700斤。无法想象，在一个民生凋敝、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代会有什么气象可言。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释、道三教得以并用，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诗人们可以从各方面汲取营养。李白信道，杜甫尊儒，王维崇佛。他们的不同信仰，对形成各自的诗歌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唐朝实行抑制门阀士族的政策，以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层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文化也从少数士族文人手中转移到中下层庶族文人手中。这批在唐朝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人，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比较了解社会的实际、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他们有抱负、有见识、有能力，敢于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局面。盛唐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这批新人创造出来的，盛唐气象也就是这批新人的气象。

（摘编自袁行霈《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