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存在的本质性特征来看，文明的异质性是一直客观存在的：人类在各自的栖息繁衍中，依据自身发展和社会结构的需要而缔造出了不同类型的文明体系和文化形态。它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基于自身的历史经历和民族记忆而探寻出的一套最适合于自身的价值体系。因此，才会有哲学家将一国之文明视为其民族精神的诠释，才会认为每一种文明蕴含了其独特的民族精神。

人类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引人入胜，正是因为这种异质性里面蕴含着不同民族和国家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文明的独特性与独立性，是现代国家独立性与自主性在文化层面的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实际上形象准确地描述了文明的本质和存在真谛:第一，文明从本质上讲是异质性的；第二，各种人类文明都是平等的；第三，各种文明样态背后关于价值与意义的问题，是可以通过沟通和对话达成某种共识的。对各种人类文明的尊重，实际上彰显的是对人类历史和人类自身的尊重。

真正的文化自信一定建立在人类文明的平等交流对话之上。文化自信的本质是对文明体系和价值理念基于承认的认同。所以，真正的文化自信首先一定是要建立在一个开放、接纳、包容的社会背景之下的。其次，从文明的存在本质来看，拒绝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特征，无疑从本质上否定了文明存在的意义和人类存在的意义。再次，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文明体系，一定是具有稳定性和发展性双重特征的。前一个特征要求文明体系内部具有一种延续继承性的精神内核；后一个特征则要求其要在吸收、学习、借鉴外来文明的基础上，保持一种自我反思的修正和革新能力。

“和而不同”的平等对话理念是中国对待文明异质性问题的实践智慧。文明的异质性在现代社会里之所以是一个问题，从其本质上讲，关涉到的是交往领域的主体意识和话语转向问题。对于现代性的主体和话语转向问题，早在一百多年前人类社会开始向现代性转型之际，黑格尔就已经给出了哲学上的解答:他要求主体一定要从抽象转向具体，在一种具体、真实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情景下，从“我”朝向“我们”出发，最终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达成一种与现实的“和解”。的确，如果各个国家在对于文明的态度和立场上始终保持一种“自说自话”的方式，那么这种交流的结果要么是一种“不同不和”的无效沟通，要么是一种“同而不和”的话语霸权。

文明的交流和对话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并非“不同不和”或“同而不和”，而是“和而不同”。受不同文明或风俗习惯影响而产生的不同文化现象，并不意味着不同文明之间在本质上必然是对立和冲突的:“茶”和“咖啡”在文明表征上的不同，不等于“茶”和“咖啡”背后所代表的价值意义和文化内涵就一定是对立的。“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和而不同”，以这样的思维方式进行对话和交流，本来就是一种基于文明异质性而根本无法比较好坏优劣的“不同”；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基于一种文明的“相通”，达成某种一致的“和”之智慧。基于“求同存异”的对话态度，以尊重、平等的交流方式，谋求、构建“和而不同”的现代性人类文明特征，是对待文明异质性问题的中国方式和中国智慧。

（摘编自张轶瑶《“和而不同”与文化自信》）

影响情绪的文化维度之———权利距离（纵向社会与横向社会）

文化之间的另一个主要差异，在于人们强调权力距离和社会等级的程度。David Matsumoto（1996）将纵向社会一词定义为一种强调等级差异的社会，它对有助于宣传和增强地位差异的情绪和行为给予鼓励。相反，横向社会则是一种不注重社会等级差异，很少公开承认这种差异存在的社会。例如，各种非人类群体中，大多数猴群都有着森严的纵向结构，一只猴子（通常是雄性猴子）领导整个的猴群；而鹿和牛更偏向于横向结构，在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着比较平等的地位。

Nancy Much（1997）对印度的社会结构和典型的美国社会结构进行了对比。传统的印度社会是典型的纵向社会，有着稳固的等级结构以及各阶层人际交往的详细规则；甚至在家庭内部，也要遵守这些等级制度，通常在称呼他人时要加上称谓（如，哥哥），而不是直呼名字。印度人认为年轻的家庭成员应该以俯拜（叩拜地位较高或年长的家庭成员）作为标准的表示尊敬的礼仪。如果不能正确地使用称谓或者肢体语言，将被视为违背传统礼仪，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你父亲的朋友不会让你直呼他的名字，而且你也不能这样做。

尽管没有哪个人类社会是完全的横向社会，但美国文化相对来说更倾向于这种社会模式。美国人认识到社会地位的差异，也承认父母、老板和当选的领导人等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是局限在某些范围内的。一个工人认同老板在公司有发号施令的权力，但是老板不能命令他在饭馆吃饭时要点什么菜，也不能限制他与妻子孩子该如何相处。在财富或者受教育程度的等级差异看上去很不明显。在美国，没有可世袭的特权，并且美国人重视这样一种观点：一个出身贫寒的人也能够最终成为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加拿大人也认同这一观点。

纵向和横向维度从几个方面影响着情绪的表达。与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一样，权力距离能够促进或者抑制某种情绪的体验。例如，一些纵向社会鼓励一种用英语难以形容的情绪——这种情绪结合了羞耻、尴尬、胆怯和尊敬的情绪体验（e.g.，Abu-Lughod，1986；Menon&Shweder，1994；RusseⅡ，1991）。例如，在印度的奥里萨邦语言中，这种情绪被称为“lajya”，在贝都因语（阿拉伯语的一种）中被称为“hasham”。地位较低的人们在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面前会体验到这种情绪，而这种情绪的表达也体现了他们的尊敬之情。这似乎很不寻常，但是想象一下我们遇到一个著名演员、音乐家、政治家，或者一个你非常崇拜的人。对那个人的感觉可能就是“lajya”或“hasham”。

在一个社会中，对权力距离的强调能够预测什么人表达什么样的情绪。例如，在日本，地位较高的人（如，运动队的教练）对运动员表现出愤怒是恰当的，但如果运动员对教练表现出愤怒的情绪则是非常无礼的表现（Matsumoto，1996）。表现出愤怒意味着这个人的地位较高，如果一个运动员对教练表现出愤怒则是对等级制度的直接挑衅（Matsumoto，1990）。相反，作为一个集体的领导，不太适合表现出悲伤或者恐惧的情绪，因为这会传递出一种软弱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一种情绪表达信号，而不是情绪体验的信号。不可避免的是，运动员会对他们的教练感到不满，而教练有时也会感到悲伤或恐惧；然而，他们会抑制住这种情绪的表达以维护集体的和谐。

同样地，研究者以尼泊尔儿童为被试，对由于地位因素而影响到愤怒情绪表达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差异。在尼泊尔乡下，印度教的婆罗门儿童与藏传佛教的塔满（蒙古人的部落名称）儿童相比有相对较高的地位。当心理学家向这些儿童了解他们在不同困境下的感受和行为时，婆罗门儿童报告他们在很多情形下都会体验和表现出愤怒的情绪；而塔满儿童却报告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愤怒的情绪。相反，塔满儿童更多的只是报告有羞耻或者“还凑合”的情绪体验。这些差异一部分与地位有关，一部分也与宗教有关；佛教认为平静、和谐的态度是值得推崇的（Cole，Bruschi，&Tamang，2002；Cole&Tamang，1998）。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中的这些差异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美国不是单纯的横向社会。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地也是教练训斥运动员，而不是运动员训斥教练；同样，雇主和教授可以对雇员和学生表现出愤怒的情绪，反之则不然。然而，与许多其他文化因素相比，社会地位对情绪表达的影响并不是最显著的。

“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秩序的一种原初想象，“天下主义”是以“天下”理念为核心，由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的世界秩序、价值规范与理想人格构成的思想体系。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之下，中国文化理念和文化战略的自觉自信体现的正是“天下主义”的精神内核。

文化自信首先是一种“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的自信。《道德经》有云：“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天下”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思维尺度，是一个最宏大、最完备的分析单位，具有最广阔的容纳力。面对差异性的多元文化格局，西方文化多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文化视域限于国家、民族内部，虽然也有关于世界的思考，比如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等，但其思考方式是“以国家观世界”，与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和尺度不同。中国文化的“天下”蕴含了“天下无外”的理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内部是平等共存的；中国文化依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路，从“身-家-国”逻辑同构的角度，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与西方文化相较，“天下”的世界观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的自信。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伦理型文化，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中国文化重视家庭生活，整个社会关系是依照家庭关系推广发挥的。“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实质上是一种关系性伦理，把“自我”和“他者”看成一体共生的关系。“天下”是一个最大的家，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就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共同体的善与个体的善是统一的。

文化自信最终体现为一种人格自信。无论是“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还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最终都沉淀为个体的精神品格。中国文化倡导和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这是由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的。“君子”是一个自主自足的动态形象，通过“身--家--国--天下”的逐渐扩充延展，人格不断超越并完善。“君子”奉行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君子”在行为模式上追求理欲平衡、天人合一、忠恕包容。以“中庸之道”来解决当今的文化冲突问题，相较于西方适者生存的斗争模式更具高明之处。“中庸”不仅仅是“求同存异”地承认诸多文化存在的正当性，而且要在此基础上积极地共建一个互动互补的世界。

总之，“天下主义”启发我们以一种新的视野去构筑文明之路，增强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既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旨在创建一个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

（摘编自张丽娟《“新时代”与“中国故事”的理论辩证》）